老舍作品中的市民形象浅论

摘 要：老舍的文学作品中，尤其是那些普通而典型，又被读者关注的其作品中的市民形象，似乎随处可见。本文就在于引导读者深入老舍作品中，正确认识其文体所塑造的“旧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底层市民形象”、把握其丰富的社会内涵。

关键词：老舍 市民形象 系列

老舍最突出的就是他善于通过对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朴素描写，来表现生活自身内在的丰富内涵。他们在平淡之中演绎生活之喜、乐、愁、悲，但却能给人“思想上的启迪，艺术上的享受”。

老舍把市民分为旧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底层市民形象等三种类型。

一、“旧派市民形象”，即那些保持着中国传统美德的温顺、善良、讲礼节、但又极端保守自私的“老中国的儿女们。[1]这是老舍在市民形象中塑得最为成功、最富有感染力的一个系列。他们虽为城里人，但仍然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家法思想包袱。他们可以称得上是这种宽厚却保守、热诚而麻木的中庸性格的“代表”。

在小说《二马》中，老舍就塑造了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马则仁。他“一辈子不但没有用过他的脑子，就是他的眼睛也从来没有一回盯在一件东西上看三分钟。”他的人生哲学就是“好歹活着”，至于活着是为了什么？除做官、娶妻、生子，别的他就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角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只不过阿Q是个生活在封建、落后的中国农村的孤儿，而老马则是在大英帝国继承了遗产的富裕华侨。其实，将老马放在异国情景下去刻划，更突出了中西文化对照之下，这种“国民性”的荒谬之处。

更引人注目的是《离婚》中的张大哥，他不但以其市民性格反映了我们民族某些本质的特征，而且以他与黑暗的旧社会的世俗人情的相通，以他与腐败官僚机构的相通，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弊病。张大哥知足常乐、墨守成规。他待人处事的原则是“凡事给小筛子一筛，永远不会走到极端去；走极端会使生命失去平衡，走平地也会摔跟头。”在他看来，骂一句人都是有负于礼教的，而最后他的儿子却因“共产党”嫌疑被捕，他却只有绝望的哀叹：“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从这些人身上，老舍先生体会了一种深刻的多重悲哀，让我们看到阻碍社会进步的桎梏并不是来自于个别人的道德败坏或恶劣品质，而是一种弥漫与渗透于整个社会和民族肌体的习惯。[2]通过这一类形象的塑造，老舍传达了这样的思想，要医治民族的痼疾，除政治、经济的变革外，必须得有一场文化心理的革命，而且要使它在每个中国人心中完成。

二、“新派市民形象”它又可以分为老舍理想中的“国民楷模”，含泪鞭挞的“过渡人”形象“洋派”与“新派”的市井无赖。

老舍虽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但并未忘记构建理想人格，他以英国国民为参照塑造李景纯、李子荣这样的青年。李景纯有知识、有理想，也有为国捐躯的精神，情急之时，他以刺杀军阀的行动来试图警醒国民。李子荣具有许多优秀品质：独立、务实、求真、敬业、爱国，有远大美好的理想、有脚踏实地的行动，这些理想人物均以侠义行动为贫民除害而获得了团圆式的大结局。他们身上映射出“儒侠身兼”的影子，老舍所刻划的这类人物正反映了他的人生理想。

“过渡人”形象是被老舍所鞭挞的，如《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等。他们也都是受过新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上瞻望未来，在思想上却仍陷于过去泥潭中难以自拔。祁瑞宣受过现代教育，具有某些现代意识，但毕竟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式家庭的子孙，因此当面对敌人入侵，家乡沦陷的严峻关头，他还是陷入了尽忠，尽孝的两难矛盾之中。从这个爱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忧郁到斗争的性格发展史中，我们清楚的看到民族的“国民性弱点”及该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过程。

“洋派”与“新派”的市井无赖，他们生长于封建宗法、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却又沾染了许多西方的坏毛病，集中西方糟粕于一身。如《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也是这类被嘲弄的“洋青年”，但更可耻的是他的洋味中又带有汉奸味，他原是一个贪图享受的无聊小人，家乡沦陷后，受不了困苦生活的煎熬，甘心充当连敌人都看不起的小小帮凶。这些人物一味追求“洋式”生活而丧失了人格，老舍对其无情的嘲讽昭示世人，这些“假洋鬼子”是我们改革最危险的敌人。

三、“底层市民形象”是老舍作品中人数最多、读者最熟悉的一个系列，在老舍市民系列中占有显著的位置。

《骆驼祥子》就是一部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代表作，它成功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的农民如何被划为社会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及该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祥子幻想着凭自己的劳动过上安的生活，而黑暗的社会使他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老舍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军阀、官僚统治者对他一次又一次的欺压迫害，使他最后堕落成一个从肉体到灵魂都散发着腐烂气味的无业游民。同时也批判了他自身所固有的缺陷：不合群、自私、死命要赚钱，没有哥们儿。这决定了他的孤独与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他的惨败生活深刻地提示这个社会没有希望，小生产者“个人奋斗”之路行不通。随着老舍世界观的变化，他笔下的这类人物终于不再是“绝望型”人物，而是在艰难时世中不断成长起来的觉悟者。

老舍先生的作品之所以能进入民众、走向世界，与他作品中所塑造的这些鲜明而又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市民形象有很大关系。这些市民形象在老舍小说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与地位。如果说鲁迅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在于他以传神的笔触画出了国人的灵魂，那么老舍的成就则在于他“把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为人们所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贫民这个常被人们忽视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引进艺术的领域，并获得了成功。[3]

注释：

[1]见吴小美《市民社会灰色人物的灰色悲剧》，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01期。

[2]见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1988年7月，学林出版社。

[3]见樊骏：《论的现实意义》，《文学评论》，197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