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隋唐时代)

公元6世纪，隋文帝杨坚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统一了中国。炀帝继位后，发展海外贸易与友好交往。大业四年，派遣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国。今天，多数学者认为“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但为时不久，便改朝换代。

唐继隋兴，国势昌盛，生产发展、海外贸易空前发达。特别设置“市舶司”专管外贸事宜：如征收税款，设立货栈(仓库)，保护外商正当权益，制裁违法官员等等。南中国海、印度洋上，商船来往，络绎不绝。广州、泉州、宁波、扬州成为当时的四大国际贸易港。

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更为繁盛兴旺。称之谓“广州通海夷道”。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中作了记载。贾耽把从广州至大食国巴士拉港称为东航路，航经国家为今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等；把阿拉伯半岛及亚丁湾、东非、红海航道称为西航路，即今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埃及等地。以乌刺(奥波拉)为东西航路的交会点。贾耽详细地记录了沿这条路线航行的途次、航期等。这条广州通海夷道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简言之，海舶沿南海西部南下，经新加坡、马六甲海峡、尼科巴群岛抵斯里兰卡。然后一支沿印度半岛西海岸，由卡拉奇入霍尔木兹海峡，至幼发拉底河河口的阿巴丹和巴士拉，溯河北上抵达巴格达。另一支由卡拉奇而西南行，横越霍尔木兹海峡，经阿拉伯半岛南端的阿曼的佐法尔和也门的希赫尔，以抵亚丁。

唐代的造船业更加发展，所造船舶规模巨大，船体坚固，设备完善，适宜远洋航行，许多外国商人都乐意乘坐中国船。刘恂《岭表录异》记载唐代广州还能制造不用铁钉的“缝合船”。

广州位于西、北、东三江交汇处，濒临南海，占尽海河港口之利。据日真人元开撰《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天宝九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指阿拉伯、波斯等白种人)、赤蛮(非洲黑种人)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按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在《送郑尚书序》中记载，还有从东方航海来广州的“若耽浮罗(朝鲜新罗)、流求(今冲绳)、毛人夷宜之州(日本)”。唐代广州开辟了通往日本、朝鲜的航线。日本的高岳亲王真如，前来中国通好访问，于唐咸通七年由广州航海返国。广州港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唐大历五年在广州的各种船舶有：南海舶、西南夷舶。海道直隶朝庭，专任管理对外贸易事宜。按《册府元龟》卷546、《新唐书》卷112《柳泽传》记载，唐玄宗开元二年已有“市舶使右卫威中郎将周庆立”，唐代创建市舶使显然应在此之前。李肇《唐国史补》云：“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进二步指出了市舶使的职能。阿拉伯旅行家苏烈曼曾到广州，在其《东游记》中说：“海员从海上来到他们的国土，中国人便把商品存入货栈，保管六个月，直到最后――船海商到达时为止。他们提取十分之三的货物，把其余的十分之七交还商人。这是政府所需的物品，用最高的价格现钱购买，这一点是没有差错的。”在处理对外事务中，市舶使要负责接受外国使节的“进奉”，对蕃商(外商)进行“存问”、“收市”等。唐朝政府为了表示“矜恤绥怀”之意，市舶使设“阅货晏”招待外商。外国舶到港后，征收下碇税称为“舶脚”，按朝廷需要，先购买其中一部分货物谓之“收市”，送少府监，“简择进内”，供皇室享用。其余货物任由外商“列肆而市”，与百姓交易。唐朝政府“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的开放政策，推动了对外交通贸易的显著发展，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空前繁荣，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地位，产生了难以估计的重要作用。

随着海外交通贸易的扩展，广州商舶往来增多，丝绸、陶瓷、漆器等传统出口商品在广州集散，进口的海外奇珍异宝和香料也在广州集散。广州成为国际性的珠宝市场，商贾辐辏，宝货云集，市场兴旺，“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就广州一港，入港的外商船只来说，年达“四千余柁”。“四千余柁”，究竟容载量有多少呢？有学者估计“以每舟容载二百人计之，四千余舶当载人至八十万余。一年之中，每日有十一舶进口，二千二百余人登岸”。

广州的繁华吸引许多外商长期居留，出现了海外侨民建立的特殊居留区域――蕃坊。在处理内部事务方面，唐朝政府一般不直接插手，由地方官通过蕃长来具体管理。蕃长亦称都蕃长，经众蕃客推举选出，报唐政府同意认可。北宋朱或在《萍州可谈》中记载了蕃长的职责：“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

唐代除佛教僧人来广州外，还有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火教徒等，其中尤以伊斯兰教徒为多。在阿拉伯社会创立伊斯兰教。当中国隋大业六年至唐贞观六年间，由于唐朝与阿拉伯世界海上交往频繁，很快传入广州。不仅广州有光塔怀圣寺、清真先贤斡葛思墓，成为著名的伊斯兰教圣地和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迹，而且海南岛三亚市发现的五十多处阿拉伯人墓葬群，也是这个时期南海“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墓碑和墓多用海边的珊瑚石制作和砌造。其中一块墓碑高63、宽32.5、厚12厘米，碑额刻一圆月，内刻阿拉伯文，意译为“万物非主，唯有是真主的使者”。碑面亦刻一行阿拉伯文，意译为“凡人必有一死，唯有至尊至大的真主永存”。

中国与印度、阿拉伯、欧洲的文化交流，也随这条贸易水道的经济交流而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