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研究的路向与转向问题的思考

[摘 要]当前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基本是“外向、具体化的路向”，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杨英法所著的《大中华文化的汉语根基探究》则开辟了文化研究“内向、深刻化的路向”。这两种路向具有明显的区别，不容混同，但毕竟又是互相依存、无法独进的。“外向、具体化的路向”居外居明，“内向、深刻化的路向”居内居暗，二者互补共存、互促共进，共同推动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当然，因为“内向、深刻化的路向”的研究明显不足，已出的成果在数量上与“外向、具体化的路向”上的相比差距犹如天壤之别，需重点推进，着重加强。

[关键词]文化研究；外向、具体化的路向；内向、深刻化的路向

人的行为皆有个实现什么目标及采用何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的问题，为交流方便，可简称为路向问题。学术研究是人的一种高层次的智力劳动，但同最简单的走路一样，同属人的行为的一种，也存在研究旨趣、目标及研究方式这一路向问题。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文化研究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也必然有个路向问题，只是目前人们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而已。近来读了由武汉大学哲学院博士生、河北工程大学社科部教授杨英法所著，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的《大中华文化的汉语根基探究》[1]这部学术专著后，笔者对文化研究上“外向、具体化的路向”与“内向、深刻化的路向”这两种路向的差别豁然洞明，真有酣畅淋漓之感，现结合此书，对文化研究上的路向与转向问题试做分析，以期能对文化研究的深入和完善略尽绵薄之力。

一、当前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基本是“外向、具体化的路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原先潜藏于心底的精神文化需求被释放出来，导致文化日趋兴旺，日益普及到普通大众，日渐与经济融合，作用和地位日渐提高，目前已成一个企业、地区，乃至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最主要因素。[2]1在此形势下，对文化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相关研究论文、著作层出不穷，但其基本路向是外向、具体化的，主要研究怎样把文化资源化为现实财富，怎样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这既是政府的推动，企业的选择，也是学着自己的旨趣转换所在。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图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乃至企业的共识。为贯彻落实文化图强战略，将其付诸实践，“文化强省”、“文化强市”、“文化兴市”、“文化立市”、“文化强县”、“文化兴县”、“文化强镇”、“文化兴镇”及“文化兴企”等一系列具体战略又被纷纷提出。先是省级党委、政府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等战略；而后，地市级党委、政府则提出了“文化强市”、“建设文化大市”、“文化立市”、“文化兴市”等战略；随之，县及乡镇党委、政府又提出了“文化强县”、“文化强镇”等战略；最后，企业又提出了“文化兴企”等战略。[3]6“文化图强”战略逐步得到贯彻落实，一步步得到实践，文化产业日渐崛起，正成为国民经济、地方发经济新的增长点，研究文化产业、文化创意、文化经济所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立项的课题乃至召开的学术会议，都层出不起，汗牛充栋，不可胜计。

二、杨英法的《大中华文化的汉语根基探究》开辟了文化研究“内向、深刻化的路向”

杨英法的学术专著《大中华文化的汉语根基探究》，以探究文化与语言间的密切关系为切入点，从内向、深刻化这一路向上对大中华文化作了全新探讨，将文化研究引入一个新的天地。这明显开辟了文化研究不同于通常“外向、具体化的路向”，代表了文化研究的深化和转向。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及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上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汉语与包括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华人这一大中华文化圈间的密切关系日益受到国内外社会各界人士的体认，学术界都已普遍体认到：汉语是大中华文化的根基，也即汉字、汉语是大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信息记录者，承载着全球华人的文化基因，框定着华人的思维方式，蕴含着华人的哲学观念、宗教观念、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生活习俗、称呼称谓、人际交往方式等诸多文化信息，把握中华文化就必须了解汉语和准确把握汉语与中华文化间的关系，在世界上推广汉语就是传播中华文化，就是提高中国、中华民族的软实力。在这方面，我国的林宝卿、邱崇丙、申小龙、郭锦桴、杜晓庄等学者具有开拓先行之功，为后人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不过，目前这个路向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很多方面只有框架、轮廓，尚待深入、细化；主要研讨汉语对大中华文化的影响，而对文化对汉语的影响，探讨还不足；主要研讨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对汉语与近现代文化，尤其是汉语与网络文化的关系等，探讨还不常见；主要针对整体的汉语立论，对于方言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鲜有涉猎。杨英法的《大中华文化的汉语根基探究》，把文化研究的重点由外向、具体化的路向转为内向、深刻化的路向，着力探究大中华文化与汉语间的关系，阐明汉语对大中华文化的根基性作用，并把西学东渐、网络文化对汉语、中国文化的影响及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等，纳入研讨范围，在学术上具有拾遗补缺、理论升华之功，在实践上又可从深化理解、练好内功的角度间接促进文化创意水平的提高、文化产业的发展和语言的准确应用，并可促进汉语在国际上的传播，有效促进我国软实力的提升。

当今社会已经入经济文化一体化时代，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地区，乃至企业，竞争力高低、生死荣衰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情势下，文化问题成为当今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研究日渐深入。语言是文化建构和传承的工具，是文化存在的重要标志符号，语言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语言的面貌、特征深刻影响着文化的面貌、特征，文化的发展变化又深深影响着语言的演变。因此，随着对文化研究的深入，势必涉及语言问题，有必要将语言和文化综合起来加以研究。汉语是中华民族的主体语言，其面貌、特征深刻影响着中国民族文化的面貌、特征，不洞透汉语就很难真正把握中国民族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随着传统文化在凝聚人心、增进和谐、纯正风俗、提升国家形象等方面的重要价值逐渐被人们认知，有必要对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做综合性研究，对汉语背后丰厚的文化意蕴进行探究。杨英法的《大中华文化的汉语根基探究》，先行一步，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了其多年来这方面的相关感想、体会，试图探究汉语背后所蕴藏的中国历史上包括生产、生活、政治、军事、思想观念、民俗风情等在内的诸多文化信息，不仅可深化对文化的研究，加深对汉语的了解，还可推进文化产业、文化经济的兴起，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一份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书可谓近年来文化研究的力作，尤其是文化研究“内向、深刻化的路向”上的开山奠基之作，主要阐述了以下几种观点：

语言是文化建构和传承的工具，是文化存在的重要标志符号，语言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语言的面貌、特征深刻影响着文化的面貌、特征，文化的发展变化又深深影响着语言的演变。因此，随着对文化研究的深入，势必涉及语言问题，有必要将语言和文化综合起来加以研究。

汉语是包括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在内的大中华文化圈的主体语言，是大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信息记录者，其面貌、特征深刻影响着大中华文化的面貌、特征，承载着全球华人的文化基因，框定着华人的思维方式，蕴含着华人的哲学观念、宗教观念、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生活习俗、称呼称谓、人际交往方式等诸多文化信息，完全可以说，汉语是大中华文化的根基。

思维借助语言的材料（词的声音、意义，句子及其组织结构）方可进行，思维中概念的形成、推理的展开都要借助语言才能形成并固定下来，思维的成果也要依赖语言来表达。因此，语言虽是民族文化思维方式特点的体现，受民族思维方式的制约，但又构成一种思维框架，规范着民族思维的运作和发展。作为用于记录和传播汉语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是方块字，不仅表音，而且以形表义，具有形象性、立体感，由此造成华人善于形象思维、整体思维而弱于抽象思维、分析思维，重直觉顿悟而轻逻辑推理，喜直观类比而疏于抽象论证，进而造成华人在哲学上，面向现实人生的伦理哲学和道德哲学兴盛，而本体论、认识论的研究薄弱；在科学上，经验科学发达，而理论科学薄弱；在语言文字使用上，讲究意合，“形入心通”，而忽视规则标志；喜欢从个别事物来观察、思索，习惯于用具体、形象的词汇，用意象组合的方法而使语言表述富于图像化，即使在论述抽象的概念和道理时，也常用相应的具体形象，使概念生动可感。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并占居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大量外来词汇，如克隆、拷贝、可口可乐、卡拉OK、OK、GDP等大量进入汉语体系，不仅改变着汉语的面貌，而且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由重人文而轻科技一改为重科技而轻人文，由崇尚忍让一改为崇尚斗争，由重义轻利、耻于言利一改为极强的功利主义、唯利是图。

汉语除了普通话之外，还存在大量的方言。方言是各地居民日常交流的习用语言，其对当地文化的影响远较普通话为大。方言是民俗文化的载体，具有很强的民俗文化意义，蕴含着一个地方包括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在内的诸多文化信息。不研究方言就很难真正通透华人文化。

本书不再把对汉语、中华文化的视角局限于大陆，而是扩展到港澳台和海外华人；把当今学界关于汉语与中华文化的学术专著尚较少纳入的西学东渐、网络文化对汉语的影响及方言与地域文化间的关系等，也纳入了自己的研究体系，这是颇有创新性的，大大拓展了语言研究、文化研究的视野。本书不仅在文化研究的“内化、深刻化”这一路向上具有开山奠基之功，而且可从深化理解、练好内功的角度间接促进文化创意水平的提高、文化产业的发展和语言的准确应用，并可促进汉语在国际上的传播，有效促进我国软实力的提升，十分有价值的。当然，就内向、深刻化这一路向上对文化的研究而论，本书的研究毕竟还处于初创阶段，轮廓虽然已显而细节毕竟未备，还需要在具体化上下功夫。

三、两种路向的互补共存、互促共进是文化研究的必然态势

文化研究上“外向、具体化的路向”与“内向、深刻化的路向”，这两种路向具有明显的区别，不容混同，但两种路向毕竟又是互相依存、无法独进的[4]34，没有内向、深刻化这一路向上研究的深入，外向、具体化这一路向的研究也会受到制约，导致文化产业推进的乏力；同样，没有外向、具体化这一路向上的研究的推进，内向、深刻化这一路向上的研究也会缺少现实需求和工具支撑而踯躅难行。因此，两种路向的互补共存、互促共进[5]15，才能保证文化研究深刻而顺畅地推进，在学术研究完满化追求的推动下，此也会成为文化研究的必然态势。因此，对文化进行内向、深刻化这一路向上的研究，已成将文化研究引入新天地的迫切需要。“外向、具体化的路向”居外居明，“内向、深刻化的路向”居内居暗，二者互补共存、互促共进，共同推动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当然，因为二者“内向、深刻化的路向”的研究明显不足，已出的成果在数量上与“外向、具体化的路向”上的相比差距犹如天壤之别，需重点推进，着重加强。

参考文献：

[1]杨英法.大中华文化的汉语根基探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2]杨英法.文化图强正相宜――兼论邯郸市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径[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

[3]杜献宁，杨英法.文化大都――邯郸推进“文化强市”的合理追求[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

[4]杨英法.文化产业集群与文化消费市场间良性互动机制的构建[J].云南社会科学，2013（2）：34-38.

[5]郑生权等.小城镇、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三者互动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