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后的谈话

编者按：今年二月的苏联“星火”杂志上登载着一篇文章，报道了苏联三个青年因犯抢劫和企图杀人罪而受审的案件：一人被判二十年徒刑，两人各被判十五年徒刑。其中被判二十年徒刑的犯人叫弗拉基米尔，他的父亲是著名工程经济学家。这位父亲走出法庭之后，向记者发表了一篇重要谈话。

下面是记者引录这篇谈话原文的摘译。在这篇谈话里，这位苏联工程经济学家痛切地叙述了他的儿子怎样由一个聪明的孩子堕落为欺骗、偷窃、酗酒、乱搞男女关系的流氓，最后竟成为凶犯。这种事情虽然在苏联是极个别的现象，但对于我们却有很重要的启示。像在苏联这样先进的国家里，如果父母、学校、青年团等对于青年儿童的教育有一点疏忽和缺点，容忍他们生活放荡，还会产生这样的后果，那么，正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的我国，更应该特别加强对青少年的道德品质的教育。目前，我国社会上还有阶级存在，各种反动的腐朽的势力还不能一下子完全肃清，它们还正在加紧对青年进行侵蚀。事实上，目前也确有少数青年因为受了旧的思想影响与落后势力的引诱，发生道德败坏、生活腐化的行为，这种现象如不及时加以克服，而任其发展下去，对于青年和国家都是极端不利的。要教育青年树立共产主义道德与良好的生活作风，学校行政、青年团组织、青年的家长以及社会有关方面，都有重大的责任。本文所指出的由于家长疏于教育子女，学校行政与青年团组织对青年的道德品质的教育注意不够，以致使一个青年堕落犯罪，实在值得引起我国有关方面的警惕。对于青年读者来说，则应以文中所描述的这个日益走向堕落终于犯罪服刑的青年为戒，高度警惕一切腐朽思想与落后势力的侵蚀，力求做一个作风正派、道德高尚的青年，为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弗拉基米尔是我们的独生子。一个独子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环境里是多么危险啊！一切为了这个孩子，当然，他是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那些孩子中间最好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是多么有天才啊！如果他从“鳄鱼”书报上描下了一幅漫书——啊，他将来一定是个画家！他记住了一首收听到的歌曲——啊，他将来一定是个音乐家，应该马上买一架钢琴，让他学音乐！他很快学会了字母——啊，难道可以就让他上普通的学校吗？绝对不行！有特殊的学校！唉！如果你有儿女，这一切你准会了解。

“孩子进学校了。当然，进的是一个‘特殊的’学校。谁允许有这种‘特殊的’学校，我不知道。但不用说，这种学校是有的。早晨，学校附近停有不少汽车，几乎和一个部的附近停的差不多。你知道，有地位的家长的孩子，他们是不步行的。我要问你，我们这里怎么会发生这种荒唐的事情？我的孩子进了学校，在学校里学习得很好，常常得五分和四分。一年年地过去，在我的家庭生活中形成一种特殊的节奏。早晨，我和儿子一道起床。他上学校，我到部里去。晚上，我去学院担任兼职的工作。当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的儿子在学校里的一切事情，由我的妻子管。她去参加家长会议，跟教师们联系。我从她那里知道儿子的一切消息。一个个都是叫人高兴的消息：沃洛加①在班上做了一篇最好的作文，沃洛加第一个完成数学的复习，沃洛加……诸如此类。但我知道：我的妻子溺爱弗拉基米尔，我有时也会疑心到她为什么老是报喜不报忧。可是我没有功夫管，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跟朋友打扑克，看足球赛，忙着建筑别墅，就有功夫吗？不是什么没有功夫，我本来可以到学校去，可以常常跟儿子详细谈谈，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有时我问他：学校里情形怎样。他回答：‘一切都很好，爸爸！’这就好了……

“有一次深夜，我的妻子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有人用刀给弗拉基米尔的新大衣的后背上划了一道缝。我的妻子上校长那里去，才知道这流氓行为是一位‘要人’的儿子干的。校长请求我的爱人不要声张。最后我的妻子乐观地说：‘我和沃洛加已经把大衣送到缝制厂织补好了，现在看不出破的地方了。’‘那就好了’——我这样想，就睡着了。早晨上班，也就忘得一干二净。本来就应该到校长那里去一趟，给他敲敲警钟，指明他的观点是违反教育原则的，我应该跟这位‘要人’联系一下。你晓得，我应该做的，却都没有做。弗拉基米尔从这件事所领会到的，就是最危险的事也是平常的，并且会有这样不受惩罚的流氓。真奇怪过了一些时候，我的妻子得意地告诉我：‘今天那个曾经用力划破沃洛加大衣的谢辽沙到我们家里来玩了。看来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他对划破大衣的事非常抱歉。沃洛加开始跟他做起朋友，我很高兴……’奇怪得很，什么东西使弗拉基米尔跟这个做坏事不受罚、还要天天坐汽车上学校的小流氓接近起来呢？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当时我也曾想到这一点。我只是想了一下，可是一点也没有阻止弗拉基米尔的这种‘友谊’。

“弗拉基米尔读七年级了。学年中间发现他在成绩单上作弊：他把三分改成五分。我实在气不过，打了他一顿。他大哭大叫，他的母亲也大哭大叫，但是我铁面无情，认为我是在执行父亲的神圣职责。现在我才明白，当时主要的一件事我没有做：我没有分

析这件事，也没有去了解这是一个曾经是好学生而看不惯三分的沃洛加干出的不简单的恶作剧，也许这是他的第一次的不诚实行为。正因为这样，我就必须向他解释清楚。可是当时光是打了他一顿……

“我不知道还要对你说什么。说明我不是一个好父亲的事实太多了。我说‘我’，因为我不能够把我的妻子算在内，溺爱使她既看不见，也听不见，丧失了理智。现在她坐在家里埋怨法庭，调查人和警察，说他们对待她的孩子的态度不对。直到现在她什么也不能理解！可是，像这类事情还有没有呢？唔，比如说，就有过这样一件事：我妻子的小匣子里丢了钱。因为这件事，我们解雇了帮我们七年的女工。刚好这时候我的工作很不顺利，我就没有过问这件事。现在我想起来：正是我的妻子丢了钱的时候，弗拉基米尔突然有了一架自行车。我们不愿给他买自行车，怕他在街上撞到汽车上。可是家里忽然有了自行车。‘你打哪儿弄来这架自行车？’‘这自行车是同学萨乌什金给我的，医生发现他心脏不好，不让他骑车。’这不好像真有其事吗？过了两个星期，有一次我从家里出去，在门口碰到萨乌什金。‘你不怕沃洛加把你的自行车弄坏吗？’‘什么自行车！’这孩子表示奇怪，但立刻像领会到他的朋友向我扯了一个什么谎，于是决定给他圆个谎。‘没关系，’他说，‘他骑得很好，不会弄坏。’当然，就在当天，他们就谈起这件事，并定出了一个替弗拉基米尔圆谎的有效计划。晚上，电话铃响了，我去接电话。萨乌什金说：‘塞尔盖·伊里奇，请你告诉沃洛加，这个星期天我要用自行车，请他不要把自行车骑到什么地方去。’你看他们是多么狡猾？那时我觉得有点不对，曾经把这事告诉我的妻子。可是立刻惹出很大的麻烦，她哭呀叫的，说‘你对自己亲生的儿子多么狠心啦，竟而把他当贼呀’，诸如此类的话。我呢，前面已经说过，那时工作上不大顺利，总而言之，对这事也就撒手不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