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中的对弈

鸿门宴，指在公元前206年于秦朝都城咸阳郊外的鸿门（今陕西西安临潼区新丰镇鸿门堡村）举行的一次宴会，参与者包括当时两支抗秦军的领袖项羽及刘邦。这次宴会在秦末农民战争及楚汉战争中皆产生了重要影响，被认为间接促成项羽败亡以及刘邦成功建立汉朝。后人也常用“鸿门宴”一词比喻不怀好意的宴会。作者以娴熟的艺术技巧，生动地刻画了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描绘了许多富有戏剧性的难忘场面，情节波澜起伏，扣人心弦。因此，《鸿门宴》一文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本文按情节发展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1、2段），交代鸿门宴的由来。文章先指出刘、项两军的驻地及双方兵力，表明项羽占有绝对优势，战争的主动权在他手中。斗争起因是曹无伤告密。项羽听说“沛公欲王关中”，冒犯了他的尊严，当即决定进攻刘邦；他的主要谋士范增乘机揭露刘邦的野心，也力主进攻。二人认识上的差异，预示着他们对刘邦将采取不同的态度。战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却忽然出现了转机。项伯为报私恩夜访张良，劝他逃走，而张良反以“为韩王送沛公”为借口，将消息通知了刘邦。刘邦于是拉拢项伯，以谎言为自己辩护。项伯同意调停，并嘱咐刘邦“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由是而有鸿门宴上的斗争。

第二部分（3、4段），写鸿门宴上的斗争。节奏发展得快，气氛的变化也快。开始很平和，刘邦卑词“谢罪”，项羽说出告密人，可见怒气全消，有和解意，且设宴招待刘邦。但范增蓄意欲杀刘邦，始而“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继而命项庄舞剑，“因击沛公于坐”，气氛紧张。于是张良出招樊哙。樊哙闯帐，项羽知其身份和来意后，赐酒缓和气氛。樊哙一介粗人，却一切做得合乎礼法，且忍辱吃了生彘肩并慷慨陈词，为刘邦辩解，指责项王“欲诛有功之人”。“项王未有以应”，反而赐坐。至此气氛进一步缓和，但危机仍未解除。这是宴会斗争中的高潮。

第三部分（5、6、7段），述会后余事。其中包括刘邦逃席，间道至军；张良留谢，项王受璧而范增破斗；刘邦诛杀曹无伤。本文情节按项羽是否发动进攻、刘邦能否安然逃席两个问题逐层展开，波澜横生，矛盾迭出，扣人心弦。故事首尾相应，虽属节选，亦有相对的完整性。

鸿门宴上，双方的形势关系转换几起几落。

宴前（非正面交锋）——刘被动，项主动，两告两定。曹无伤告密是导火线，战云密布；项伯夜告却是一个转折点，缓和气氛。项羽攻刘的决定是一时之气，不久“风正云散”；刘邦见项羽的决定却是深思熟虑之举，次日即成行。

宴中（正面交锋）——刘被动，项主动，三起三落。范增“数目”“举玦”，一起；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二起；樊哙闯帐，项羽“按剑而跽”，三起。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似乎一场血肉横飞的争斗不可避免。但樊哙受赐、慷慨陈词竟让项羽“不忍之心陡起，相惜之念顿生”，刘邦的借故逃席更是将危险消弭于无形。

宴后（非正面交锋）——刘主动，项被动，两毁两受。借故离席毕竟是权宜之计，毁约逃席，脱身回营则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项羽受璧既预示了情节的彻底缓和，也更强烈地体现了项羽的悲剧性格。至于张良受托，是其“忠心之举”，范增毁玉，则为“愤怒之为”。

本文主要塑造项羽的形象，集中表现了他自矜功伐的性格。因为秦的主力被项羽击败，各路诸侯都听命于他，承认他的“霸主”地位，所以入关后一听说刘邦“欲王关中”，触犯了他的尊严，立即决定进攻；而在获悉刘邦“籍吏民，封府库”，等待他来处理，便放弃了进攻打算。更由于自矜功伐，他不把刘邦视为主要对手，不想在席间杀死他，而刘邦又注意维护他的尊严，使他动了“不忍”之心，所以对范增的多次暗示“默然不应”，对项庄、项伯筵间舞剑也不表态。这种“不忍”之心甚至使他对樊哙采取了格外宽容的态度：赐酒、赐坐。自矜功伐而又“为人不忍”，虽一时成功，最后终不免失败。

司马迁是把项羽当作悲剧英雄来描写的，他曾这样评论道：“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本文虽只写出人物的一个侧面，却能窥一斑而知全豹。

刘邦的形象也写得很生动。去鸿门“谢罪”，虽有项伯居中调停，其实是身入虎穴，命运难卜，但仍如约而往；回到军中，“立诛杀曹无伤”，从这些事能看出他的坚决果断。他一向待人傲慢，这一回又是“先破秦入咸阳”，是“有大功”之人，但在项羽面前谦词卑礼，唯恐有所不到之处——在宴会上屈居下座，他安之若素，出而未辞也觉得于礼不合，这又表现了他能屈能伸的性格。至于他的狡诈多端，从骂鲰生、拉拢项伯、骂告密人等细节中，都表现得很明显。

本文善于在矛盾斗争中刻画人物。鸿门宴从始至终充满矛盾，扣人心弦。开头是杀机四伏，可是刘邦假意向项羽谢罪，紧张气氛骤趋缓和；待到项庄拔剑起舞，刀光剑影充盈宴厅，气氛又趋紧张；等到樊哙拥盾强行入军门，项羽按剑而跽，则把矛盾推向高潮。接着刘邦离席、逃跑，张良留谢，气氛逐渐缓和。作者正是在如此剑拔弩张的斗争中，通过每个人物的具体表现（语言、行动、神情），运用对比映衬的手法，鲜明生动地刻画了两个政治集团里主要人物的不同性格。如：刘邦和项羽，张良和范增。项羽“自矜功伐”又“为人不忍”。轻信项伯，许诺善遇刘邦，一不忍；听信刘邦，不应范增，二不忍；宽容樊哙，产生相惜之心，三不忍；不究逃席，安然受璧，四不忍。以上不忍皆缘自项羽自矜功伐，这一切不仅使他丧失了杀刘邦的时机，而且导致最终的“乌江自刎”。相比之下，刘邦则复杂多了：既胆怯又勇敢；既机智又狡诈（拉项伯是智，责告密者则诈）；既能屈又能伸；既知人善任又善纳忠言等。

张良是刘邦的主要谋士，他多谋善断，精通韬略，临变不惊。他为刘邦定下“韬晦之计”，终于化险为夷。是他为刘邦做了精心的部署、周密的准备，从而赢得了斗争的胜利。范增是项羽的主要谋士，项羽称为“亚父”，可见地位不同寻常。他的才智谋略绝不逊于张良。但他对项羽并不完全了解。他以命令的口吻要项羽攻打刘邦；他在席上“数目项王，举玉以示之者三”，要项羽“按既定方办”；他擅自布置项庄舞剑，击杀刘邦。他既不知人，也不知己。他与张良构成了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