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皇革命导致西方法律传统的产生

摘 要：教皇革命是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一书的研究主题，教皇革命导致了近代第一个法律体系――教会法体系的形成。伯尔曼的学术贡献正在于，其提出了“教皇革命是西方法律传统生成的基本因素”的独特观点。教皇革命形式上是对抗国王和王室控制的革命，实际上却导致了教会法系的形成。教会法系是近代第一个西方法律体系。

关键词：教皇革命；西方法律传统；伯尔曼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167-02

西方法律传统如何形成是伯尔曼教授《法律与革命》一书研究的主要议题。伯尔曼认为，西方法律传统的产生源于一次“革命”，虽然这种法律体系在后来几个世纪的过程中被革命周期性地改造或者打断。他认为近现代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开始于欧洲11世纪的教皇革命。

一、伯尔曼及《法律与革命》

哈罗德・伯尔曼（Harold・J・Berman，1918―2007），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理论法学家，他曾获得文学和法学学位，后来就读于伦敦大学法律史专业，并且之后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执教。伯尔曼教授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The law must be faith，or non-existent），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法律格言。伯尔曼可谓著作等身，不过最为人所知的，则是1983年写成的《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一书，这本耗时45年写成的著作可以说代表了伯尔曼的学术最高水平，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全世界传播。在这本书中，伯尔曼深入分析了教皇革命是如何导致了近代第一个法系的生成。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伯尔曼分析了随着教皇革命而产生的新的法律学科和体系以及一系列新的法律制度，比如与委托、证据法、契约法、近代衡平法的基本原则等等。本书对教会法与世俗法之间的关系、中世纪教会法的发展以及各种世俗法体系的形成的详尽论述，是其他类似法律史著作所无法相提并论的。然而，正如本书的译者在本书的译后记中所言，“对于《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这类著作来说，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为什么所谓西方法律传统只能在西方国家中形成？”回答这一问题则需要社会发展史的研究。此外，本书的一大特点是用革命模式来解释西方法律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之前的任何学者都没有尝试过的。本书最大的争议之处在于，如今已经在全世界发挥重大影响力的西方法律传统是否如伯尔曼在本书中所言，处在一种危机之中？从更深层次上来说，人们是否对西方社会共同体本身的信念以及西方文明失去了信心？伯尔曼的这种论断受到了学者们的批判。尽管如此，《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的学术价值仍然受到学界的一致肯定。

二、伯尔曼对教皇革命的定义

通常意义上，所谓教皇革命（The Pope Revolution），指的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次较为重大的革命，旨在对抗国王以及神职人员，使得教会变成一个教皇统治的政治与法律实体。教皇革命经历了至少一代人的准备，教皇党第一次公开采取革命行动是在11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教皇尼古拉二世通过在罗马宗教大会上禁止世俗授职取得了任命教皇的权力。后来，11世纪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对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发动了授教职权之争。1075年，格里高利七世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即《教皇敕令》（Dictatus Papae），在该敕令中教皇提出了27条十分简洁的主张，主要内容就是要求皇帝应当服从罗马教会。罗马皇帝亨利四世当然拒绝接受该敕令，由此导致了全面的政教之间的战争。从1076年到1122年，教皇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展开了长久的战争。这场政教冲突的最终结果是，教皇和皇无法坚持他们最先的主张，于是双方在1122年达成了妥协，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沃尔姆斯协约》（Concordat of Worms）。自此以后，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得以产生、维持和发展，在这种模式下，宗教管辖权和世俗管辖权相互分离却又相互独立并存和相互作用。这是西方法律传统的一个主要渊源，同时导致了第一个近代国家雏形即教会的形成。这使得教皇的权威凌驾于世俗君主之上，最终导致第一个西方法律体系即近代的教会法系的产生。

在《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这本书中，伯尔曼认为，人们可以把教皇革命的时间确定为从1075年到1122年，但是教皇革命却不仅仅是这一段时间，这只是教皇革命的高峰时期。因为这并不符合伯尔曼所认为的“革命”的含义，他认为的“革命”是“全方位的”革命，“不仅涉及创设新的政府形式，而且也创造了新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结构，新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结构，新的法律结构，新的社会共同体的世界，新的历史前景，以及新的一套普遍价值和信仰。”[1]19从时间长短上来讲，“实行一次真正的革命不只需要一代人”[1]19。伯尔曼认为，“教皇革命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具有计划特性的持续几代人的运动。从约1050年到1075年，教皇党花了几乎几代人的时间，才把这种计划宣布为一种实际存在，接着又进行了长达47年的斗争，另一位教皇才得以同另一位皇帝在教皇与皇帝对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授职权的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至于西欧的每一个主要的王国，则在界定教会势力和世俗势力各自在刑事和民事上的管辖权，则花了更长的时间。在英格兰，直到1170年贝克特殉难，国王才最终放弃了成为英格兰僧侣的最高统治者的要求。这距离格里高利《教皇敕令》已经过去了95年之久，距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在授权问题上让步也有63年了。

最终各方在所有范围的各种问题上都达成了妥协，这些问题不仅包括教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而且也包括世俗秩序――庄园制度、领主――封臣单位、商业行会、特许的城市和城镇、地域性公国和王国、世俗化的帝国――内的各种共同体的相互关系，革命后代把革命的基本原则指定为政府制度和法律制度[1]106。

三、教皇革命的影响――西方法律传统产生

一般认为，西方法律传统是指“起源于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一直延续到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的法律传统”[2]。由教皇革命所导致产生的近代教会法体系被历代世俗政体所效法并因而导致王室的、城市的和其他的世俗法律体系的形成。伯尔曼在书中描绘了世俗法的由来和历史发展历程（世俗法一般被认为是西方法律传统的背景），比较分析了基督教教义和日耳曼世俗法的联系与区别。他认为，早期在西欧施行于各个部落的日耳曼世俗法是西方法律传统的历史渊源，而想要充分了解和熟悉西方法律传统，就必须先了解基督教的宗教理想。作者持此观点的论据是西方法律传统在教皇革命和欧洲大学的起源及其神学渊源。世俗法律体系之所以能够形成，是与新的法律科学和法律体系的产生密不可分的，而这些都是在教皇革命之后随其而来的。虽然教会法律体系具有统一性，但世俗政治体制则具有多样性（封建的、王室的、庄园的、帝国的、城市的等等），因此世俗法律体系必然具有相应的多样性（封建法、王室法、庄园法、商法、城市法）。

伯尔曼指出，在教皇革命以前，通行于西欧法律秩序的那些所谓的法律规则和程序，其实在实质上就是当时的社会习惯、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在当时，这些在现在看来的法律制度是极其分散的，没有成文，更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构造成一个非常专业的组织结构。没有人意识到将法律规则制度化，相关人员职业化或者形成专门的学问。整个法律体系还没有从社会中脱颖而出，这也与当时主要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政治条件紧密联系且相适应的。只是在教皇革命后即11世纪末和12世纪早期及此后，各种法律体系才首次在罗马天主教会和西欧各王国的城市和其他世俗政治体中被创立出来。一个首要的表现是，在政治上出现了势力强大的教会和世俗的中央统治机构。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早期，专职的法院、立法机构、法律行业、法律著作和科学，在西欧各国纷纷产生，这种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主张教皇在整个西欧教会中的至上权威和主张教会独立于世俗统治的那些势力。

教皇革命先是导致近代西方国家的产生。一般认为，在格里高利七世之后的教会具有了一个近代国家的大部分特征，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一个近代国家雏形。在这个体系里，有着独立且分等级的公共权威，它的首脑有权进行立法。教会还通过一系列的行政管理制度实施法律，以此来实现教皇的统治。与此同时，教皇革命也导致了近代西方法律体系――教会法系的产生。从早期世纪开始，教会的宗教会议的法令和教规，教皇的法令和判决，以及其他各种教会法律大量积累，构成了教会法律。然而，随着教皇革命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教会法体系和世俗法体系。这种二元格局导致各种世俗法律体系并存于教会法律秩序之中，更导致了一种教会法院和世俗法院并存的法律管辖权。可以想象，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局面，为了保持两种法律系统的平衡，法律制度就必须更加合理化。

研究法律与宗教革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生僻的领域，但是文章能够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也确属凤毛麟角。“伯尔曼获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其原因就在于他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以西欧中世纪1075年格里高利七世的教皇革命为研究切入点，运用实证主义历史考察的方法，考察了教皇革命与西方近代法律体系产生的原因，阐述了基督教信仰和教会在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形成中的重大作用。”[3]

综上而言，教皇革命是一次在教皇领导下遍及欧洲的为神职人员利益而反对皇室、王室控制以及封建权贵控制的革命，“旨在使罗马教会成为一个在教皇领导下的独立的、共同的、政治的和法律实体的革命”[1]520，正是这场教皇革命促成了教会以及教会法律体系的诞生。从此以后，教俗两界相互分离相互独立，这种政教分开的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生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正是这场革命产生了西方法律传统。

参考文献：

[1]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贺卫方，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邓文婷. 宗教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浅论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一书中的宗教法律观[J].怀化学院学报，2008，（8）.

[3]朱作鑫. 宗教革命创造法律体系――评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一书的宗教法律史观[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