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一圣通谕”管窥

时间:2022-07-18 09:44:38

[摘 要]在中世纪教权与王权的争斗历程中,“一圣通谕”的提出无疑是罗马教权攀升中的重要一环。它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其理论来源颇为广泛。它把教皇的绝对权威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致使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招来杀身之祸。由于通谕本身对教皇的特权强调过甚,包括世俗阶层在内的非教派人士愤起抗争,教皇统治权的理论一度受到严厉驳斥,“一圣通谕”最终未能成果。

[关键词]“一圣通谕”;卜尼法斯八世;教皇权力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世纪教皇统治权理论的研究,往往专注于教权鼎盛时期即英诺森三世统治时期,而对于整个教皇统治权理论的研究还不够完善。本文将对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时期的教皇统治权理论“一圣通谕”进行分析,它是中世纪教皇统治权的最后一环,期望本文能够为现阶段中世纪教皇统治权理论的研究提供一些线索。

一、“一圣通谕”提出的历史背景

从13世纪下半叶开始,中世纪教权与王权的争斗进入到了针锋相对的年代。随着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1198-1216年在位)时代的结束,教权鼎盛的时代也告一段落。而后的十多位教皇都任期短暂,少有作为。1294年,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ius Ⅷ,1294—1303年在位)就任罗马教皇,他企图步英诺森的后尘,重新获得教宗的最高统治权,“一圣通谕”由此应运而生。卜尼法斯八世就任教皇之际,正逢美男子菲力普(Philippe Bel,1285-1314年在位)统治法国之时。二者在国家是否有权向教会和教士财产征税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一圣通谕”是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与菲力普争夺最高统治权的产物。笔者认为,随着民族国家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它也是中世纪关于教皇统治权理论的最终总结。自此之后,有关教皇统治权的相关理论不断遭到质疑和批判,取而代之的则是民族国家统治权的相关理念,因此了解“一圣通谕”的理论内容对于研究中世纪教皇统治权相关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二、“一圣通谕”的基本内容

“一圣通谕”中的“一圣”指罗马教会,释义为唯一神圣的,由于通谕以此二字为头,故称为“一圣通谕”。1302年,面对着菲力普的步步紧逼,卜尼法斯八世明确地正式规定,教会高于一切世俗权力,这也就直接否定了国家向教会征税的可能性。该通谕明确地指出,“基督把两把剑,即宗教和世间的权力都授予了教会,一把是供它使用,另一把是为它使用—世俗统治者根据它的意旨来使用。宗教的权力必须领导尘世的权力,在后者走入歧途的时候纠正它。”(1)“最高的神权,也就是教皇,不受任何人的审判,唯有上帝才能判断。任何人抵抗上帝规定的这项权力,就是对抗上帝的命令。这项权力虽然是给于一个人,并由他行使的,但它不属于人,而是属于神的,是由上帝亲口授予彼得本人和他的继承者的……以此我们宣布、申明、规定、并昭示世人:服从罗马教皇是任何人得救万不可少的条件。这样的领导必然是永无错误的。”(2)可以看出,通谕字字都渗透出教皇最高统治权的理念,它以“双剑论”为基本框架,以英诺森三世权术理念为标榜,企图再造一个教皇的奥古斯都时代。它把教皇的绝对权威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于菲力普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打击措施。“一圣通谕”在各种非教派势力的严厉打击下,最终未能起到它的社会功效。

三、未果原因分析

(一)通谕本身存在缺陷

首先,通谕归根结底只是就旧传统的新编,没有融入新时代教权理论的新鲜血液,缺乏时代新鲜感。“一圣通谕”基本上是以“双剑论”为骨架的,只是在行文表述中做了某些改动,中心思想依旧是以“双剑”为喻,阐述的是教皇具有最高统治权的理论,当它面对日益更新的民族国家统治权的相关理论时,往往败北于缺乏时代进步性;其次,通谕在本质上阐述的是教皇应具有的无与伦比的权力,虽然也声明了广大教民通过服从教皇可以得救,但是却忽略了教民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自豪感。早在教皇基拉西乌斯一世(St.GelasiusⅠ,492-496年在位)时期,阐述政教“二元对立”的“双剑论”已经在教会生活中发挥了作用。它主张,在基督那里,君主与教皇本是合为一体的,但基督深知人的弱点,便在尘世中将这两种职能分开,将两把剑一给君主,一给教宗,并令他们互相提携。基拉西乌斯一世解释说:“治理现世有两大系统,一为教士的神权,一为人主的君权。在‘最后判决’中,就是君主也必须由教主代向天主负责。就此点而论,则这两种权力中,教士的权力较重。”基拉西乌斯一世又说:“耶稣基督在规范这两权各得其所的方法和尊严中,有区别彼此的职务……即:为使来世的永生,信教皇应需用教士,而教士应用皇法也是为了尘俗事务的缘故。”(3)格里高利五世(Pope Gregory Ⅴ,972-999年在位)在任教皇期间,为了进一步扩大教权,对“双剑论”进行了修正,使得教权理论的羽翼更加丰满。他提出,上帝曾经把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都授予了教皇,而后教皇又把世俗权力委托了世俗统治者,但是教皇保留了对世俗权力进行规范的权力,因而如果世俗君主对权力使用不当,教皇有权罢免世俗君主。格里高利的新理论代表了当时天主教会的社会理想,企图在尘世建立起一元化的神权统治,并把教皇权力推向高峰。由政教二元到教权独尊,可以看出,格里高利的教权理论是教权与王权斗争的转折点,这种转折为神权开始觊觎世俗权力,并为以后染指世俗权力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一圣通谕”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双剑论”及其修正的理论成果,实为其二者的历史影射。教皇权力的鼎盛时期出现在英诺森三世时期,他提出的“日月说”是其控制世俗权力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是“一圣通谕”最直接的借鉴者。英诺森主张,“上帝创世时,在天空设置日月以照明,教俗关系就像日月,教权是太阳,王权是月亮。国王统治其各自的王国,教皇则统治整个世界。月亮从太阳那里借得光辉,王权也从教皇权威那里获得全部尊严。他还强调,教皇代表上帝行使一切权力,有权废黜世俗君主,居于上帝之下,众人之上。”(4)英诺森三世的“日月说”实现了格里高利时代的社会理想,把教权推向历史高峰,“一圣通谕”作为提升教权的最后一环,无疑要借“日月说”的余晖。从卜尼法斯八世的“一圣通谕”可以看出,他所要实现的就是重现教权鼎盛的历史时代。此外,“一圣通谕”还借鉴了一些神学家的理论思想。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思想都提出过类似的理论。总之,“一圣通谕”的理论来源极其广泛,这也可以说明卜尼法斯八世为了教皇独尊的社会理想做足了准备。

(二)反对之声不断

首先反对的当属法王菲力四世。“他的王权思想是君,而不是领。他是一个国王,而不是封建领主,他实行君主专制的特权而不是封建领主的特权。”(5)在民族国家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法国,法王绝对不能容忍有一个比自己权力更大的人的存在,所以在卜尼法斯八世提出“一圣通谕”后,腓力四世派遣一支法国军队进入罗马,导致了卜尼法斯八世被废。然而,打击之声不仅仅来自于王权一个方面,这使得卜尼法斯的处境堪为窘迫。但丁就是一位极力反对教皇统治权的学者,他在《论帝制》中说,“皇帝的权力来源于罗马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这种地位乃上帝所直接授予,并将一直延续到世界的末日,它保障人们现世的幸福,正如他们在精神方面的幸福有赖于教皇的保障一样;帕多瓦的马尔西留与杨顿的约翰合著的《和平的保卫者》直截了当的指出,世俗统治者有权管辖教会人员,控制教会事务,而且断然否认,教皇权力来自彼得的至高无上地位的说法。一切主教的权力都是相等的,都直接来自基督;认为其中的一位在宗教或世俗事务方面高出其他人,是毫无根据的。规定信仰问题,解决神律中的疑点,只有代表全体信众的普世教会会议才能胜任;任何代表一部分人的会议,或任何个人,不论其地位多高,都不具备这种权力……”(6)总之,教皇在信仰、道德或教规方面给教会制定法律的权力,一直随之而来的赦罪权,甚至他对罗马教廷的绝对统治权,乃至他对世俗权力的最高权威,都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驳斥和打击,这使得“一圣通谕”未能发挥预定的社会功效。

(三)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已是大势所趋

“从政治上看,中世纪末期是封建制度的衰落;从经济上看,它是工商业努力摆脱庄园和农场束缚,建立商业贸易中心—城市的胜利;从社会上看,中世纪末期是社会下层阶级为争取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建立地方自治政府的斗争。”(7)随着货币经济在欧洲各国的不断推行,市民阶层的不断崛起,旧的封建经济和与之相配套的封君封臣制度日益不能满足国家的统治需要,有产阶级开始在欧洲各国逐渐成长,他们为国家带来的财政收入是中世纪末期国家收入的一个亮点。而他们缺少的不是教皇精神上慰藉和庇护,而是在贸易交往过程中来自于国家的制度支持和军事保护。以法国为例,在13世纪末,法国是欧洲最繁荣和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当1285年腓力四世登上王位时,他意识到,“封建主义的统治形式已是一种过时而又陈腐的形式—即使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还没有过时。封建主的权力必须被现实的民族性的王权所取代;对地方和中央的政府机构必须严加控制,地方领必须让位给全国性王权;甚至教会也必须克制自己,放弃世俗权力而让位给世俗政府。”(8)

总之,由于通谕本身说法过于极端,对教皇的特权强调过甚,以及来自不同方面的攻击,再加上当时人民民族国家理念和民族自豪感的不断增强,“一圣通谕”势必会惨遭历史的淘汰。至此,中世纪关于教皇统治权的理论也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注释:

(1)[美]G.F.穆尔.基督教简史[M].商务印书馆,2010:174-175。

(2)[美]G.F.穆尔.基督教简史[M].商务印书馆,2010:175。

(3)谷春德,吕世伦,编.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133。

(4)陈宇.中世纪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权术管窥[J].社会纵横,2010,(2)。

(5)[美]詹姆斯·W.汤普逊,著.徐家玲,等译.中世纪晚期欧洲社会经济史[M].商务印书馆,1996:31。

(6)[美]G.F.穆尔.基督教简史[M].商务印书馆,2010:176。

(7)[美]詹姆斯·W.汤普逊,著.徐家玲,等译.中世纪晚期欧洲社会经济史[M].商务印书馆,1996:9。

(8)[美]詹姆斯·W.汤普逊,著.徐家玲,等译.中世纪晚期欧洲社会经济史[M].商务印书馆,199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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