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性:情报学之理论基础

[摘要]　情报学的理论尊严往往遭到理论与实践领域的诘难，究其根本，在于情报学发展的学科异化的境遇，这种学科异化：主要表现在情报学的理论基础的摇摆不定与非独立性的学科品性；针对情报学理论基础的发生学展开分析，依据情报学理论存在逻辑，就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提出具有终极评价意义的衡量标准――情报学性。

[关键词]　理论基础　情报学　情报学性

1　情报学非独立性品格

当情报实践面临种种棘手问题而找不到医治良方时，当情报学理论面临实践领域种种不满和轻慢而无可奈何时，在理论领域也无力坚守情报学那个本来就小得可怜的理论阵地而听任其他学科在其领地自由驰骋和肆虐时，情报学理论者也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哀叹――情报学出现了危机。

情报学的危机与尴尬突出表现在情报学自身的非独立性。一方面，体现为情报学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缺乏独立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体现为情报学理论研究没有形成自己稳定的研究规范、学科体系。所以，人们长期以来将情报学视为前科学阶段。

为了摆脱情报学非独立性状态，实现情报学的独立化以及学科尊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努力。这些努力是可取的，但是，笔者认为，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首先需要理论基础，如果理论基础非独立、不牢固，那情报学理论学科独立化将无从谈起。

在探讨情报学理论之理论的基础之前，首先要对理论作必要的界定。笔者从知识形态的角度将情报学理论之理论界定为作为知识形态而存在的问题逻辑体系。所谓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就是指作为知识形态而存在的情报学逻辑体系的理论根源与逻辑出发点，这个逻辑出发点构成了情报学逻辑结构展开的基础。

2　以学科为理论基础的发生学分析

长期以来，人们只是将情报学的理论基础等同于情报学的基础学科。所以，人们可以从情报问题出发，所有牵涉到的学科知识都被视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知识，这些知识所属的学科因而自然而然地成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这种认识逻辑自情报学产生以来一直影响着人们对情报学理论基础的认识。

按照情报学理论的发展阶段，笔者以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大致经历了由朦胧到明确，再到分化拓宽和反思等4个阶段。

在情报学产生之前，情报学依附于文献学或图书馆学。人们通常只不过在谈论文献工作或图书馆服务时才偶尔地提到对情报活动的看法。这时的情报学还仅仅是情报活动经验，注重于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情报需求与情报服务，其理论基础是朦胧的，不明确的。

自1950年“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作为一个学科名称正式出现，到H.格吕茨克和M.洛伊波尔特对前民主德国国1980年以前关于情报学基本理论问题的争论作总结性评论，提议将情报学建立在情报活动基础之上，这时候的情报学明显是以其他学科(如传播学、行为学、现象学等)为其理论基础。此后，情报学家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都明确无误地阐述其情报学理论性质，并将其理论基础圈定下来。靳娟娟曾经对20世纪西方情报学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总结，严怡民教授从概念、研究起点、研究主线与内容等方面，对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外情报学理论体系进行了梳理，从中都可以看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呈现出拓展与分化的迹象。

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以情报分析哲学的兴起为标志，西方情报学界由自发到自觉对情报学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1977年，美国情报学家谢拉(J.H.Shera)和克里夫兰(D.B.Cleveland)发表了《情报科学的历史与基础》一文，指出“Y・巴希勒(Y.Basiler)是从逻辑学的角度审视情报科学；H・威斯曼(H.Viseman)认为情报科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分支；哈尔曼(Hulman)将情报科学看成行为科学；柯亨(M.Kochen)指出情报科学的核心是认知动力学，等等。”前苏联的情报学者主要注重情报活动的社会关系，他们认为：“情报学是一门从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研究科学情报的结构及一般特点和制约所有科学通讯过程的一股规律。”美国情报学家萨瑞塞维克(T.Saracevic)认为，情报科学是研究通讯的现象和通讯系统特性的一门通讯科学；英国情报学家法拉丹(J.E.L.Farradane)认为，情报学是一门认知科学；皮尔逊(O.Person)认为，符号论促进了情报学的发展，等等。

就国内而言，对情报学理论基础的反思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并开始着手情报学理论基础的建设。例如：1989年，梁晓龙发表了《论情报学学科建设的基础》、王秀成和刘东维发表了《我国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当前面临的形势》等等。这些论文的发表标志着我国情报学界开始怀疑和反思情报学自身的理论性质和理论基础。9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对情报学理论与情报实践的大讨论，进一步将情报学理论基础的研究推向情报理论基础的源头。1989年，陈明先发表了《情报学的危机》；1990年，姜振儒发表了《我国情报学的危机与出路》，对我国情报学理论基础和情报学的学科地位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质疑。但是，人们仅仅只是停留在质疑阶段，而对于自己提出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情报学一定要以别的学科为基础?什么东西才堪称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是否等同于其基础学科?并没有做出回答。

3　情报学性作为情报学理论基础

3.1　情报学理论基础异化的原因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将情报学的理论基础等同于情报学基础学科的现象，是因为：

・情报学自身研究对象和性质极不明晰。情报活动与情报学的中心问题均与人有关，人在情报学中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这就使得情报学与其他学科在研究对象上存在交叉。情报活动与情报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既是抽象的人的情报活动，又是具体的人的情报活动；既是个体的人的情报活动，又是社会的人的情报活动。而且情报活动主体的个体差异性、情报现象的复杂性、情报规律的不确定性，也决定了在情报活动研究中既存在对情报价值的审视与判断，又存在对情报事实的探求与指导。情报学如果没有自己的品性、学科标准、学科逻辑，就非常容易走向学科异化的深渊。

・情报学发展的“科学化”路径。为了摆脱传统文献工作对情报学的束缚，西方和东欧各国情报学界一直在谋求建立“科学”的情报学。这种情报学将情报过程假设为具有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因果对应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多沿用归纳方法；在研究内容中，注重情报知识的普适性“规律”的寻求。其结果，使情报学非但没有建成如同物理等自然科学一样具有严密逻辑的学科，反而陷入失去自身方向的境地。

3.2　情报学性作为情报学理论基础的原因

什么是情报学的理论基础?什么东西才能堪称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情报学研究如果在忘却自身特点的情况下，盲目追求这些外在的标准，必然会在不能成功之处责备自己的失败，而在自己能成功之处却真正失败了。笔者认为，情报

学的理论基础是指为情报活动提供知识准备、价值取向论证基础和方法论具有基础性与普遍指导作用的理论。任何学科知识要成为情报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必须以是否具有情报学自身理论品格为前提与标准。情报学自身的理论品格成为检验其他学科在解决情报问题中是否能内化为情报学知识的试金石。

所谓情报学自身的理论品格，就是情报学性，即指情报学理论具备的自身逻辑性质与属性。之所以提出情报学性作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是学科独立化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情报学仍然处于前科学阶段，情报学知识仍然十分贫瘠与匮乏。一味地封闭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理论疆域，只能造成情报学的浅薄与封闭自大。因而，在情报学性的基础上，各种知识可以发展和拓宽，这就能使情报学保持独立性与开放性的平衡。否则，只能造成情报学的“无家可归”。

3.3　情报学性的内涵与外延

由于情报学性是情报学自身的理论品格，即指情报学理论具备的自身的逻辑性质与属性。而品格有品性风格之意，指作品的质量和风格。因此，情报学理论品格(即情报学性)应当是指情报学理论的质量和风格，或者说是情报学理论中的某些价值内涵。其中诚实、尊重、责任、可信等是内涵的关键因素，对维护和发扬多元理论中的民主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从以上概念可以看出，情报学性的内涵非常丰富，它由多层面、多结构的概念组成，包含情报学理论、情报学方法和独特的情报学技能三个层面。情报学性的外延也非常广阔，其研究对象包括情报活动、情报现象和情报用户，研究人类知识利用的瓶颈，从情报生产到情报利用的全过程。

值得指出的是，情报学性所反映的情报活动的特有属性与客观存在的情报活动的特有(本质)属性是不同的，这也就是说，情报学性的内涵与情报活动的特有属性是有差别的。情报学性的内涵属于思维方面的认识内容，情报活动的特有属性属于情报活动(客观)方面的认识对象。情报学性的内涵源于情报活动的特有属性，并且日益正确反映情报活动的特有属性，但是，它们两者仍然不能等同。外延也如此。因而，人们对情报活动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逐渐接近真理的过程，也因人们观察认识情报活动的角度不同，人们的界定就会有所不同，并且同一类别不同等次的情报学理论又有不同的规格要求。在“品格”上，情报学理论基础有共同要求，但对情报现象、情报活动、情报过程、情报吸收等理论又有一些切合要求的实际品格。

3.4　情报学性作为情报学理论基础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只有以情报学性作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才能真正将情报学作为情报世界的问题与学问来考察。

・就学科逻辑体系而言，情报学应该坚持独立的基本概念和命题体系。其命题体系所陈述的是构成情报活动系统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命题之间的关系，即解释情报活动的内在联系和情报活动自身的逻辑，并在情报活动自身逻辑基础上考察情报活动同各种外部条件的关系。所谓情报学的自身概念和范畴，是情报学理论独特的思维形式，是指从社会情报现象和情报问题中抽象得到的对整个学科有统一和概括作用的概念。情报学发展至今，其主线一直是对情报问题的关注和如何提升知识利用效率。情报学的这种历史演化，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使各种情报学理论很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情报学的基本概念并没有改变，只不过许多情报学者对这些基本概念的诠释不尽相同。这些基本范畴有：情报、情报活动、情报过程、情报现象、情报用户、情报教育等等。这些范畴都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命题体系。其他学科知识的内化必须首先拷问其逻辑适用性，即是否能够与情报学命题体系达到“兼容”。如果没有，那就不能成为情报学知识。

・就研究范围而言，情报学应该形成自己的情报问题世界，而不是情报现象世界。情报学的问题世界是指情报学理论主体与情报学对象(客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世界，这使得情报学理论主体与情报学对象的认识――评价作用发生了阻隔和中断。情报学问题的界限在于能否成为情报学理论主体，是否触及情报活动元素以及情报活动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情报现象意味着它没有能够充分说明情报现象与其他各种现象――经济现象、法律现象、社会现象等相互重合的关系，而且还会引起错觉：人类社会的这些情报现象不是通过人类情报活动的“动”的关系来认识，而是通过“静”的关系就可以认识的。情报问题意味着从情报学的立场来看待情报活动。情报学的立场表明：情报问题是情报实践所独有的问题，情报学理论要立足于真正的情报活动。然而，情报学的问题世界不是单一的，它至少有以下几个层次：情报学问题世界要关注知识的存在、生成与建构；除此之外，还要关注完整的情报活动、关注对社会情报现象的建构与创造，即关注的不仅是个体和社会的物质层面，更要关注个体和社会的精神层面。情报学对知识的关注使得情报学具备工具性的功能，使得情报学最终具有为人类情报活动与情报过程服务的前提。

・就研究思维而言，情报学应该具有自身的特质，即复杂性与交互性。情报学研究思维具有其他学科所没有的复杂性和层次性。同样是研究人的活动，哲学着眼于对人的本性的揭示和概括，是一种冷峻的理性思考；社会学则侧重人的社会角色地位及其社会关系的研究，是对客观事实的分析。情报学则一方面要涉及对人自身理念的哲学思考和基于情报活动事实的分析；另一方面却要求主体身临其境主动参与，着眼于人的情报活动及如何有效地影响人的情报过程的发展，它指向于人的情报吸收过程与知识结构的改变。因而与其他人文学科相比，情报学理论更具动态性、交互性和行为性；与其他科学学科相比，它具有其独特的人文精神。

・就知识属性而言，情报学应该以人文属性为导向。诚然，情报学理论本身是丰富的、多层次的，因而将情报活动事实与情报活动价值对立化的思维是错误的。情报学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和综合性，已经说明情报学具有情报活动事实和情报活动价值相统一的可能和必要。但是，由于情报学是研究人的情报活动的学问，而人具有能动性、意义性和价值性。因此，情报活动事实不同于其他事实。它是在促进人对情报的利用为首要意义和直接目的的前提下构成的情报问题系统。它是主体性事实，只有通过情报活动者与情报服务者发生协同作用才能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情报活动事实也是一种以情报活动价值为主导的事实。它是一种目的，情报活动事实的发生要合乎情报活动主体的目的和意识。因此，情报学理论基础的选择必须坚持以人文属性为主导，坚持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情报学理论基础的选择以人文属性为导向，一方面，意味着情报学研究以一定的情报活动目的和情报活动价值取向为先导，着眼于形成和完善一定的价值观，着眼于具有情报活动主体解释和理解的立场；另一方面，意味着情报学研究要以人文化为自己的努力方向，即要将情报学研究对象(主要是情报活动)作为完整的情报过程来看待，以促进人的情报过程的优化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