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的迁移

摘要：本文以历史句法学有关理论为依据，分析了湖北罗田九资河话中“在”表示“正在做某事”这一意义的三种不同句式：1.在VP，2.VP在，3.在VP在，推演了此三种并存模式衍生过程，并尝试对历史句法学有关理论进行了假设性的评判。

关键词：在；句法变化；重新分析；扩展

一、“在”的三种位置

属江淮黄孝片方言区的鄂东罗田九资河话中，无论简单询问还是陈述正在做某事时皆有三种不同句式，如：

A疑问句： B陈述句：

1.你在做么事？ 1.我在看书。

2.你做么事在？（回答句）2.我看书在（弱读）。

3.你在做么事在？ 3. 我在看书在。

陈述句（回答句）的选择方式与疑问句句式选项无关，即任何一种问法，相同含义的回答皆有三种可能的句式：1.“在”居动词短语之前；2.“在”处动词短语之后；3. “在”于动词短语前后同时出现。显然，其中2、3两种情况是汉语普通话和多数方言所不见有的。这两种形式从何而来？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探究能否揭示出某些语言演变的共性规律？

二、语言内外部机制之辨

九资河镇位于海拔1792米的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下，三面环山，一面西南向缺口距县城70公里，自古交通不便，既无外来移民，亦无大量常年外出而返乡者，受语言接触影响很小。故以上三种句式的差别，应从语言内部寻求导源机制。而此种变化现象如果也发生在其它方言区，则正可揭示出语言发展的某些共性规律。

三、各形式的使用人群

笔者调查了此方言区的四个人群，发现：

A.生长于此而学习工作在外且除母语外只懂普通话的三个年轻人（含不同性别），在说母语方言时，无意识交替使用上述三种表达方式，在经提醒三句形式之差异时，仍自信此三种形式皆为家乡居民交替使用。

B.本地儿童三人（分别为5岁，5岁，7岁），其使用情况同A。

C.生长并居住于此的三个年轻人随意使用1、2两种形式，使用3式的频率不如前二者，但常有使用。

D.本地三位老年人（分别为64岁，71岁，85岁，前二教师，后农民）主要使用1式，偶用2式，不用3式，但仍无法意识到ABC中第3式的使用，经提示后表示，他们主要使用1式，以1式为正式无误，2式为个人的口头特征，不普遍，而3式则为不当，有重复赘余之病。

四、问题

分析上述各不同人群，我们不难看出，三式之中，1式最早，“在”位动词短语之前，可看做其语法化的第二个步骤（动词>1介词>2副词），这种形式仍处于稳定状态；在普通话和多数方言中处于主导地位。

2式“在”后附于动词短语之后，读音弱化，有体助词特征，属晚起，处于其语法化的更深层次（副词>体助词）；“在”的“体助化”不见于普通话，亦少见于其他方言，这一现象对历史句法学研究应当具有一定价值。

3式的产生，从以上调查中可知当于2式后，而非1、2式的中间过渡状态，我们暂且拟设这样一个事实：某些人群面对1、2共存局面为避免失误而作出过量表达，对A群体来说，因为长期脱离本方言区，方言活力降低，为保证表意充分选择过量，对B群体来说，原因大体相似而更复杂一些，可能还涉及语音的韵律要素，据此我们将运用历史句法学的有关理论尝试分析1、2式的产生并评价3式可能的意义。

五、重新分析与扩展

我们认为1式的产生和1 2式的迁移经历了重新分析和扩展的句法演变过程，1式经重新分析而来，2式则主要揭示了扩展机制，此两种机制被哈里斯和坎贝尔当作引起句法变化的三个可能机制中的内部要素，而外部要素即借用已为上文（二）所排除。

“重新分析(Reanalysis)，改变一个句法形式的深层结构而不牵连其表层模式的机制；……扩展(Extension)是能导致一个结构的表层形式变化而不牵连其深层结构直接或内在变化的机制”（Harris，A.C.，Campbell，L 1995： 50-1）。过程如下：

步骤一：

重新分析：（我们以并列连动句“我在这里看书”为起始形式）

并列连动句式 我[在这里]1[看书]2A

重新分析为：

表时体的副词依附于动作我[（在这里）0看书]1B

正因为有这个重新分析过程，“在这里”才由表动作与空间的实在义语法化为表“进行”的时体义，语义虚化，故单独的“在”或“这里”的本义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二者任意脱落一个，其表“进行”的体功能则更为突出或“专门化”，如，“我在看书”或“我这里看书”，具体选择哪一个，各方言可能不同，罗田话选择前者。即

我[在这里]1 [看书]2 A我[（在这里）0看书]1 B我[（在）0看书]1 1式

步骤二：

扩展 由1式向2式变化

[我][在看书] 我[看书在]表层形式发生变化，深层语义不变，此即历史句法学中所强调的扩展。但扩展的动因在Harris, A.C. 和Campbell，L那里并未详述，或者说看法不一，没有定论，此处我将就上1式2式的演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自己的一些问题和看法。

首先，为什么有必要发生这种变化？个人认为，作为时体标记，1式中的“在”本身语法化得不够充分，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时体标记更多的倾向于后附于动词短语尤其是核心动词，如英语中的的V-ing和V-ed形式，1式中的“在”已经取得了体标记的功能，但它尚未取得体标记的形式，只有通过位置迁移或语音形式的改变才可能完成这一标记化过程。

其次，为什么有这种移位的可能性？因为本地方言中另一涉及时体意义的形式“了”如多数方言一样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由“V了N”向“VN了”的演化过程，并形成共存局面（当然各自语法意义有区别）。语言中任何一种事实的变化都是未然的一种可能。后者“VN了”的结构对同样包含时体可能的[我][在看书]起了类推作用。

然而，为什么没有发生1式我（在）看书4式 我看（在）书 这种可能的变化？

之所以认为4式是可能甚至是最可能的演变，是基于类型学中的与时体有关的形态变化经常表现为词法的形态变化，而其中后附于动词最为典型，而非短语的形态，如“V了N”“V过N”。为什么“V了N”没有对1式产生类推作用，而“VN了”却起作用了呢？如上文所述，我认为在某一共时，只有某一变化的过程或者说其最近的变化结果才能是另一未然的可能，如AB，这一变化成事实，那么对可能发生变化的C式有类推作用的在共时范围内只可能是这一过程本身或结果B，而不是A式。罗田话“在”的迁移正说明了这一点。

六、式意义何在

3式的来源不妨理解为，母语方言能力受损者或本地母语习得的儿童为弥补不足分而产生的表达过量。问题是这种变化形式出现时间并不长，它能持续多久尚无法可知，如果它并不能为多数人在某一段时间内稳定的使用，即这种变化如果很快被放弃，那么也就印证了哈里斯和坎贝尔在《历史句法学的跨语言视角》所坚持的：句法变化只可能由重新分析、扩展和借用机制引起，语法不是突变而是渐变的，因为儿童语言习得根本无法导致语言变化（Harris, A.C.，Campbell，L2007：48-9）；但如果这种形式能被多数人接受并使用，则哈里斯和坎贝尔的句法变化理论就得被“重新分析”和修正了。所以我们将继续关注3式的前途和命运。

七、三点补充

一、上文1、2两式的的发展前途，本文并未进行研究。

二、实际在某些延展短语中可能只能使用两者中的某一种，如“做事做得汗个流在”等动词拷贝补语句只能用2式；“门锁的在”，“绳子系的在”也与“锁门在”（或“在锁门”）“绳子系在”（或“在系绳子”）语义不同，这些都不在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之内。

三、有材料证明在更大范围的江淮官话区甚至是九资河邻县英山话（汪国胜，《湖北方言的“在”和“在里”》――《方言》1999年第二期104一109页，）普遍存在“lɛ hər”（意“这里”）――尽管地域跨度大，但以上各地区读音还是非常接近，各区写法则稍有不同――的语法化现象，情况与上文九资河话中的“在”相似，而值得注意的是，九资河话中同样的词语（音义皆同）“lɛ hər”却没有像邻县或其他江淮官话区的“勒海”那样虚化成进行体的标记。执行这一过程的是“在”，而“在”和“勒海”无论是早期还是现在都是结合的最紧密的使用非常频繁表“存于此地”的“在勒海”（意“在这里”）中的两个成分，从语音的角度看，似乎“在”更适合作为进行体标记的选择，但语言的发展并非仅仅决定于语言结构内部的系统性和规律性，语言的外部环境和语言使用者的社会经验，心理差异也对语言的变化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Harris, A.C.& Campbell, L.1995.Historical Syntax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汪国胜.《湖北方言的“在”和“在里”》，《方言》

1999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