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生态经济制度变迁分析

[提 要]基于生态经济和传统经济不同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通过引入制度给力通量曲线研究制度变迁基本原理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实质是相容性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变迁遵循能量守恒定律；基于制度变迁视域，从提高生产释放力和降低生产束缚力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途径。

[关键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制度变迁；能量守恒定律

[作者简介]江 (１９８８―)，男，江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２０１０级农村与区域发展研究生；曹光四(１９６４―)，男，江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教授；焦万慧(１９８６―)，女，江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２０１０级农村与区域发展研究生；张亚磊(１９８６―)，男，江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２０１０级农村与区域发展研究生；钟 菁(１９８８―)，女，江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２０１０级农村与区域发展研究生；袁静雪(１９８７―)，女，江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２０１０级农村与区域发展研究生。（江西南昌 ３３００４５）

本文为江西社科规划项目“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圈环境保护的财税扶持政策研究”及“鄱阳湖生态经济圈湖滨控制开发带补偿机制研究”二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经济增长的诸因素可以分解为自然因素和制度因素（王敏，２００３），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要素禀赋和无比优越的经济区位优势，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建立和完善激励与约束相容的区际制度，促进区际经济由传统经济向生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迫在眉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把粗放型、劳动密集型和高碳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集约型、资本技术密集型和低碳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应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经济发展方式（李松龄等，２０１０），实现生态资源循环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方式是相容性制度的集合，有效的产权制度是将传统“资源―产品―废物”单向生产模式转变为“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再生产品”循环生产模式的根本前提（姚从容，２００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质上是制度变迁过程，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制度变迁通过调整制度安排的效率来影响经济增长，恰当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史晋川，２００２）。因此研究制度变迁基本原理能够为鄱阳湖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依据。

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或新制度结构)产生，并否定、扬弃或改变旧制度(或旧制度结构)的动态现实过程。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即所谓“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卢现祥，２００３）。它一定是向更有效率、更具能量的新制度演化。纵观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演变， 可分为基于供求分析框架和寻找心理认知基础的制度变迁理论（杨依山等，２００９），几乎没有文献从制度能量角度来探讨制度变迁原理及其能量守恒。因此基于生态经济和传统经济不同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笔者引入制度给力通量曲线研究制度变迁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实质是相容性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变迁遵循能量守恒定律；从制度变迁视域，笔者从提高制度给力通量和增强经济制度能量两个角度，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途径。

一、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传统经济发展，就是从自然环境中获取资源，将其加工成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产品，并将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和产品使用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弃物排入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中(刘贵富，２００５)，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从物质流动的方向看，传统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即“资源―产品―消费―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线形经济。

生态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运用生态学规律谋求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绿色生产与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集约的和循环式的，通过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不断地变成产品来实现经济的质量型增长。从物质流动的方向看，生态经济是一种环状流动的循环经济，即“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产品”所构成的物质反馈式流动的循环经济。

经济发展方式是相容性制度的集合，制度有效性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前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质上是制度变迁过程。笔者研究制度变迁基本原理以期为鄱阳湖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依据。

二、制度变迁基本原理

（一）制度给力通量及影响因素

笔者引入制度给力通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ｌｕｘ，ＩＣＦ）以衡量制度安排优劣品质即生产力发展水平，并定义制度给力通量＝生产释放力－生产束缚力，即：

ＩＣＦ(ｎ，ｂ，ｖ)＝ＰＲＦ(ｎ，ｂ，ｖ)－ＰＳＦ(ｎ，ｂ，ｖ)（１）

生产释放力(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ＰＲＦ)：在某种制度安排下，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束缚力(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ｈａｃｋｌ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ＰＳＦ)：在某种制度安排下，自然作用人类的程度。生产释放力与生产束缚力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自身包含的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双方，他们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制度变迁和生产发展。所谓对立，是指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矛盾运动双方即生产释放力与生产束缚力相互排斥、互相斗争。所谓统一是指如下两种情形：第一，矛盾运动双方生产释放力与生产束缚力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运动双方生产释放力与生产束缚力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它们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否定，以及在旧矛盾向新矛盾的转化中对旧矛盾的否定即制度变迁过程，都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辩证的否定，即否定之中有肯定，肯定之中有否定。

生产关系即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新制度在旧制度生产束缚力较小的薄弱环节萌生兴起时，在新生产要素组合下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促进生产力水平提高，表现为生产释放力；当新制度沦为旧制度而走向消亡时，在新生产要素组合下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阻碍生产力水平提高，表现为生产束缚力：生产关系是生产释放力或生产束缚力诸多表现形式之一。

下面笔者具体探讨ＩＣＦ影响因素：

首先，自然因素应当纳入制度研究的影响因素之内（自然生产力）。狭义的自然是指人类可掌控的资源（即生产要素)，广义的自然因素包括人类尚未掌控的资源。自然为人类提供丰富而稀缺的资源，当资源短时间内释放的能量超过了人类的掌控能力，自然灾害便相伴而生，如地震、旱涝、海啸等；当资源稀缺性与人欲无限性发生矛盾时，战争冲突便随之而来。自然灾害、疾病瘟疫、战争冲突制约着生产释放力，加强了生产束缚力。

其次，生产要素组合是人类主观能动性发挥程度的物质化度量和经济学表达，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即稀缺资源有效配置问题（社会生产力）。生产要素优化组合能提高生产释放力，而生产要素畸形组合会产生生产束缚力。环境压力、人口问题均可归结为生产要素的畸形组合，因此制约着生产释放力，加强了生产束缚力。战争冲突从表面上看是人类为了争夺生产要素而发生矛盾，其本质是生产要素不合理组合，用于战争冲突的劳动和武器是生产要素组合而成的商品，这些生产要素未用于提高生产力水平，反用来损耗生产力水平，因此是生产束缚力表现形式之一。革命（暴力革命、温和革命和科技革命等不同表现形式）是新制度生产要素组合优化的动态过程和最高形式，是人类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持久动力和最高体现，因此革命是旧制度最终生产束缚力和新制度第一生产释放力。

再次，速度是天人互动的工具，是天人互作的结果，是衡量制度能量的尺度（速度生产力）。狭义的速度是指制度内部交通工具的物理速度。制度能量Ｅ＝ｍｖ２，速度ｖ与制度能量Ｅ直接相关。当速度较大的工具用于战争会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破坏生产力；并且速度并非越大越好，如果制度能量超越自然承载力，或者自行消亡，或者自我毁灭，或者脱离自然。因此，速度因素应当纳入制度研究的影响因素之内。

总之，三个制度影响因素是互作转化的内生变量动态综合体。我们以“东日本大地震”为例，探讨三个制度影响因素的关系：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１３时４６分，日本发生９级地震，东京有强烈震感，地震引发大规模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并引发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

就日本国家而言，强震和海啸（自然因素）引起大量人员伤亡，生产设施遭到破坏，人才流失国外，所以，生产要素组合品质降低；又无新型交通工具问世，因而日本制度能量暂时性下降；核泄漏事故造成环境污染，更加剧日本生产束缚力，污染处理后续工作制约日本生产释放力。因此，日本制度给力通量明显变小。

就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个体而言，因自然灾害而遭重创，技术、核原料、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组合明显紊乱，因而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制度能量下降。核泄漏事故造成环境污染，生产环境急剧恶化更加剧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生产束缚力，污染处理后续工作制约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生产释放力。因此，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制度给力通量明显变小。

为了研究方便，笔者假定在鄱阳湖经济建设过程中自然因素ｎ和速度ｖ均为常量，探讨制度给力通量ＩＣＦ与生产要素组合ｂ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制度本质上是能量载体，笔者定义制度能量Ｅ＝ｍｖ２。

其中狭义的速度ｖ是指制度内部交通工具的物理速度；狭义的制度品质ｍ＝ｍ１＋ｍ２，ｍ１表示自然因素ｎ的品质（制度外因品质），ｍ２表示生产要素组合ｂ的品质（制度内因品质）：ｍ１可正可负，其中负号表示自然灾害频繁，疾病瘟疫多发，战争连绵不断（此时假定为不变的常量）；ｍ２可正可负，其中负号表示生产要素组合畸形（如封有资源），造成资源歉用。若ｍ＝ｍ１＋ｍ２＜０，那么制度能量Ｅ＝ｍｖ２＜０；同时生产束缚力ＰＲＦ(ｎ，ｂ，ｖ)大于生产释放力ＰＲＦ(ｎ，ｂ，ｖ)，因此制度给力通量ＩＣＦ(ｎ，ｂ，ｖ)＝ＰＲＦ(ｎ，ｂ，ｖ)－ＰＳＦ(ｎ，ｂ，ｖ)＜０。

在图中可以表示为：Ｅ＝∫ＩＣＦ(ｎ，ｂ，ｖ)，表示新制度在旧制度生产束缚力较小的薄弱环节萌生兴起后所具有的制度能量，是制度给力通量ＩＣＦ在生产要素组合ｂ上的积累。

（二）制度存在可能性定理

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促使新制度在某种生产要素组合下产生，新制度在旧制度生产束缚力较小的薄弱环节萌生兴起后只要其制度能量未消耗罄尽，此制度就可能存在。因此，有制度存在可能性定理：

Ｅ＝∫ＩＣＦ(ｎ，ｂ，ｖ)?叟０（２）

（三）制度峰值点与全盛区域

制度峰值点：制度安排的优劣品质即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极大值即制度峰值，此时相应的生产要素组合ｂ即制度峰值点，如图中所示点Ｐ１，Ｐ２，Ｐ３，Ｐ４，…，Ｐｎ，(ｎ＝１，２，…)。

一般情况下，满足以下条件：Ｍａｘ[ＩＣＦ(ｎ，ｂ，ｖ)＝ＰＲＦ(ｎ，ｂ，ｖ)－ＰＳＦ(ｎ，ｂ，ｖ)]

根据最大化条件，有：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制度全盛区域：以制度峰值点为中心的某个邻域，如Ｕ(Ｐ１，θ１)、Ｕ(Ｐ２，θ２)、Ｕ(Ｐ３，θ３)、Ｕ(Ｐ４，θ４)，…，Ｕ(Ｐｎ，θｎ)，(ｎ＝１，２…)。θｎ表示制度全盛半径。在某种制度安排下，制度峰值点和制度全盛区域有时非止一个，制度全盛半径未必相同。

（四）制度变迁点与制度变迁域

制度变迁点：旧制度能量消耗罄尽降低为零和新制度在旧制度生产束缚力较小的薄弱环节萌生兴起时的生产要素组合点。如图所示，制度变迁点ＣＰＩ应满足：

Ｅ１＝∫ ＩＣＦ（ｎ，ｂ，ｖ）＝０

Ｅ１＝∫ ＩＣＦ（ｎ，ｂ，ｖ）＝０(４)

…

Ｅ１＝∫ ＩＣＦ（ｎ，ｂ，ｖ）＝０，(ｎ＝１，２…)

制度变迁域：以制度变迁点ＣＰＩ为中心的某个领域。如图所示，制度变迁域ＣＮＩ为：

Ｕ(ＣＰＩ１，δ１)

Ｕ(ＣＰＩ２，δ２)

…

Ｕ(ＣＰＩｎ，δｎ)，(ｎ＝１，２…)

当生产要素组合ｂ∈Ｕ(ＣＰＩ１，δ１)，且ｂ趋近于ＣＰＩ１时，制度Ｉ１的能量Ｅ１趋近于０，即：

ｌｉｍＥ＝ｌｉｍ∫ｂｂ０ＩＣＦ(ｎ，ｂ，ｖ)＝０，ｂ∈Ｕ(ＣＰＩ１，δ１)

其中δ１＞０，表示制度Ｉ１的变迁半径，ＣＰＩ１表示制度Ｉ１的变迁点，Ｕ(ＣＰＩ，δ１)表示制度Ｉ１的变迁区间。此时制度Ｉ１的制度给力通量ＩＣＦ１＝ＰＲＦ１－ＰＳＦ１＜０，制度给力通量表现为生产束缚力，那么制度Ｉ１走向衰落和灭亡，制度Ｉ２开始产生逐步发展，生产力水平从制度能级状态Ｉ１跃迁到能量更高的制度能级状态Ｉ２，完成了从制度Ｉ１到制度Ｉ２的制度变迁和能量转化。

Ｅ＊２＝Ｅ＊１＋Ｅ′，其中Ｅ′表示新制度Ｉ２外部能量，包括旧制度Ｉ１生产束缚力所固定的旧制度能量和新制度Ｉ２从制度外界吸纳的非制度能量。关于非制度能量，可以举例子来说明：在制度Ｉ１生产要素组合下，人类无法直接利用雷电时释放的光能和电能，而在制度Ｉ２生产要素组合下，通过科技革命可以掌控雷电时释放的光能和电能，采用先进科技手段直接为人类利用，将制度Ｉ２外部的非制度能量吸纳为制度Ｉ２内部的制度能量。

同样，当生产要素组合ｂ∈Ｕ(ＣＰＩ２，δ２)，且ｂ趋近于ＣＰＩ２时，制度Ｉ２的能量Ｅ２趋近于０，即：

ｌｉｍＥ＝ｌｉｍ∫ｂｂ０ＩＣＦ(ｎ，ｂ，ｖ)＝０，ｂ∈Ｕ(ＣＰＩ２，δ２)

其中δ２＞０，表示制度Ｉ２的变迁半径，ＣＲＩ２表示制度Ｉ２的变迁点，Ｕ(ＣＰＩ２，δ２)表示制度Ｉ２的变迁区间。此时制度Ｉ２的制度给力通量ＩＣＦ２＝ＰＲＦ２－ＰＳＦ２＜０，制度给力通量表现为生产束缚力，那么制度Ｉ２走向衰落和灭亡，制度Ｉ３开始产生逐步发展，生产力水平从制度能级状态Ｉ２跃迁到能量更高的制度能级状态Ｉ３，完成了从制度Ｉ２到制度Ｉ３的制度变迁和能量转化。

Ｅ＊２＝Ｅ＊１＋Ｅ″，其中Ｅ″表示新制度Ｉ３外部能量，包括旧制度Ｉ２生产束缚力所固定的旧制度能量和新制度Ｉ３从制度外界吸纳的非制度能量。

与制度Ｉ１到制度Ｉ２的制度变迁相比，所不同的是，制度Ｉ２到制度Ｉ３的制度变迁具有复杂性和曲折性。当生产要素组合ｂ∈[ｂ３，ｂ４]时，虽然在此生产要素组合下制度给力通量ＩＣＦ２＝ＰＲＦ２－ＰＳＦ２＜０表现为生产束缚力ＰＳＦ，但制度Ｉ２的制度能量Ｅ２＝∫ｂｂ２ＩＣＦ(ｎ，ｂ，ｖ)＞０，ｂ∈[ｂ３，ｂ４]，因此根据制度存在可能性定理，制度Ｉ２依然可能存在，但人们已经开始呼唤新制度的诞生，新生制度已有潜在需求，却无制度供给。

其中Ｅ＊１、Ｅ＊２、Ｅ＊３分别表示制度Ｉ１、制度Ｉ２、制度Ｉ３的制度能级。

（五）制度能级及能量守恒定律

制度能级Ｅ＊ｎ是指在人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促使新制度在旧制度生产束缚力较小的薄弱环节萌生兴起后，制度给力通量表现为生产释放力时的制度固有能量。

Ｅ＊１＝∫ｂｂ０ＩＣＦ(ｎ，ｂ，ｖ)，ｂ∈[ｂ０，ｂ１]

Ｅ＊２＝∫ｂｂ２ＩＣＦ(ｎ，ｂ，ｖ)，ｂ∈[ｂ２，ｂ３]Ｕ[ｂ４，ｂ５]

…

Ｅ＊ｎ＝∫ｂＣＰＩｎ－１ＩＣＦ(ｎ，ｂ，ｖ)，ｂ∈?邀ｂ｜ＩＣＦ(ｎ，ｂ，ｖ)＝ＰＲＦ(ｎ，ｂ，ｖ)－ＰＳＦ(ｎ，ｂ，ｖ)＞０?妖(ｎ－１，２…)

一般情况下，Ｅ＊１＜Ｅ＊２＜Ｅ＊３＜…＜Ｅ＊ｎ

一般情况下，制度变迁是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由制度低能级状态向制度高能级状态跃迁和转化的动态过程，而在跃迁和转化过程中遵循能量守衡定律。能量守恒定律是自然界最普遍、最重要的基本定律之一，其基本内容是能量既不能凭空产生，也不能凭空消失，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别的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别的物体，而能的总量保持不变。

制度能量守恒定律：新制度中的制度能量（能级）等于流入新制度中的外部能量加上旧制度能量（能级）。

Ｅ＊ｎ＝Ｅ＊ｎ－１＋Ｅｎ－１(ｎ＝１，２…)Ｅｎ－１表示新制度外部能量，包括旧制度生产束缚力所固定的旧制度能量和新制度从制度外界吸纳的非制度能量。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途径

生产释放力与生产束缚力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自身包含的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双方，他们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制度变迁和生产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制度变迁过程中，人们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优化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下生产要素组合，以克服和打破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畸形组合，促使生产力水平由制度低能级状态向制度高能级状态跃迁和转化。下面笔者从提高生产释放力与降低生产束缚力两个角度，以增加制度给力通量，增强制度能量，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途径。

（一）提高生产释放力

１．增强科技物质基础支撑。科技革命是第一生产释放力，教育事业和人才储备是科技革命的物质基础和首要条件，因此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应加大科教投入，发展教育事业，以科技进步和创新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万钢，２０１１）。以人为本，多途径培育江西省高校核心竞争力（陈晓刚等，２０１０），提高科研水平，培育学校文化传统，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夯实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构建富有江西特色的江西高校，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有效高效发展储备人才。

２．发挥财税政策杠杆效应。实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和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方式转变离不开财税政策的支撑，财税政策必将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王乔，２０１０），因此发挥财税政策杠杆效应，促进生态税制创新是提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产释放力，实现生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环境税是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有力工具；税收优惠政策是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手段；转移支付是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基础设施公共投资是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３．促使生态产业结构优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旅游资源极为丰富，且极具特色，为开发特色旅游奠定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李军等，２０１０）。以特色旅游带动第三产业，进而带动第一、二产业，提高生态经济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优化区域内三次产业结构，提高生产释放力进而带动鄱阳湖生态经济的发展。大力开发特色旅游产品，提高三大产业产值，增强制度能量。例如，通过湖区良好生态环境开展生态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游及文化旅游等。精心设计旅游线路，促进湖区旅游经济发展。应将鄱阳湖区的观光农业旅游、环湖亲水旅游、湖区工业旅游等旅游产品与南昌庐山、景德镇、三清山、龙虎山等著名风景区的旅游产品串联成线，以带动湖区旅游发展，增大对湖区的宣传力度。与此同时，以特色旅游带动湖区生态环境及经济环境建设。

４．打造鄱阳生态经济模式。加强多重交流合作，提高制度能量，释放生产力发展水平，打造鄱阳生态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有关鄱阳湖区农业、生态、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已取得了国内外有目共睹的巨大进展和不菲成绩。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切实保护好鄱阳湖生态经济资源，维护好鄱阳湖区生态安全。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泛指江苏南部、浙江东北和东南部、上海市)就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浦东模式”，这些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区域的经济体制改革或制度变迁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史晋川等，２００２），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应加强区际交流合作，学习成功管理经验和先进理念，探索符合鄱阳湖生态经济发展方式和具有鄱阳湖生态经济发展特色的鄱阳生态经济模式。

（二）降低生产束缚力

１．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目前，鄱阳湖区生态安全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如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水旱灾害、耕地锐减、农田鼠害、农田渍害、土壤退化、环境污染、生物入侵、生物多样性衰退等（黄国勤，２００６），生态安全问题严重束缚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发展，因此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构建绿色金融体系（许文娟，２０１１），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降低生产束缚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能够实现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金融机构经营绩效，促进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２．创新区域经济机制。从地区性产权制度、治理制度、管理制度等方面着手，充分认识区域性制度短缺的现实状况，全面实行本土化制度创新，才是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潘彬等，２００５），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机制因素，创新生态经济运行机制，是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和实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途径。

３．加强现代水利建设。实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应把水利作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基础和先导（孙晓山，２０１０）。着力推进鄱阳湖水利枢纽、峡江水利枢纽和浯溪口水利枢纽“三大枢纽”建设；建设鄱阳湖模型试验研究基地、鄱阳湖水文水质监测基地、江西水土保持科技园“三大基地”；努力构建水资源持续保障体系、防洪安全保障体系和水生态安全保障体系“三大体系”；切实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四个安全”，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鄱阳湖生态区的可持续发展。

４．推进低碳农业发展。发展低碳农业，是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重要内容（黄国勤，２０１０），既可以提高生产释放力，又可以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利因素，降低生产束缚力。制定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低碳农业的发展战略，推进低碳农业走向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尽可能使用可再生的新型能源，推广低碳农业技术，实现农业的节能减排；少耕免耕、秸秆还田、沼气利用、生物固氮等方式是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低碳农业发展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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