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地生态化立法的思考

[摘要]土地生态化立法是土地法律系统自身的适应性调整，它以一定的外在条件为契机，这些奈件构成了这个调整过程的外部基础。这些基础是以人地共生复合生态系统为依据的自然基础，以土地多元价值发现和人地关系的生态伦理回归为依据的伦理基础，以土地生态危机引发的社会关系重构为依据的社会基础，以及以法律系统生态化的进程所引发的部门法群起效应为依据的制度基础。

[关键词]土地立法；生态化；法律生态化；生态价值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11-0150―03

土地法的生态化立法，是把土地生态保护义务进行法定化的过程。它使得土地开发利用的决策和操作在法律层面上进行，这是贯彻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思想的需要，也是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重塑社会关系的需要。这个过程是土地法律系统自身的适应性调整，以一定的外在条件为契机，这些条件构成了立法的外部基础。本文就这些基础进行初步分析。

一、自然基础：人地共生复合生态系统的认识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人与土地的关系，其实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土地承载了人类一自然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三大元素的交流，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人与土地关系认识的基础上。土地法律规范行为的调控，也必须建立在对土地关涉行为的科学基础上。这个科学基础首先是人和土地在自然上的事实关系。

但人和土地的事实关系和人类对它的认识并非一回事。事实关系本质并没有随着历史变迁而发生多大变化，只是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其外在形态体现为不同的内容。人对人和土地关系的认识，是一种主观的建构。从知识论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知识增量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历史上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土地作为自然要素和资源要素存在；第二阶段，土地作为自然要素和资本要素存在；第三阶段，土地作为人类一自然生态系统要素而存在。在生态学、生态思想启发下，人们认识到土地不仅是一种自然的独立要素，不仅是经济资源和资本，也不是纯粹自然意义或经济意义的东西，而是集合了自然、经济、社会、生态功能的复杂系统。“自从人类出现以来，土地就与人类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土地与人类活动的长期相互作用中，土地系统逐步演变为人工控制的经济系统与土地自然生态系统藕合的复合系统，即土地生态经济系统。”也就是说，不管人们在主观上是否意识到这个系统的存在，但人类系统和土地系统的相互影响、渗透和关联所形成的土地生态耦合系统是一个客观存在，土地因此具有物理、生态、社会和经济等功能属性的指向。

由于土地的这种复合系统的特性，因此，从系统的功能论角度出发，在人地共生复合生态系统的语境下，土地具有了复合功能的指向。在土地系统的功能构成中，土地至少具有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三个构成要素。土地的经济功能，是指土地作为一种稀缺性生产要素参与人类经济系统的运行；土地的社会功能，指土地具有的人文、科学、科研等作用，具有提升人类社会生活品质、增进知识增量、稳定社会秩序等的功能；土地的生态功能，则指土地作为自然系统的结构要素参与自然生态循环、生态调节，具有涵养水份、调节气候、维持生物多样性、调节生态平衡等生态功能。

但长期以来，土地的开发和利用没有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没有把土地的生态功能、社会功能要素列入决策函数进行权衡和考量，从而导致了人地共生系统遭到破坏，进而引发了土地生态危机，对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所造成的水土流失、盐渍化和草场退化以及农田大量施用农药、化肥等化学物质所造成的土地污染等不可逆转的土地生态恶化。

立法科学化是现代法治追求的基本理念之一。就自然资源立法而言，立法科学化基本要求就是遵循自然之道，对自然资源价值系统要素所指向的不同利益诉求进行协调和平衡，实现自然资源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人地这种共生复合系统的特性和运行机制，构成了我们土地生态立法的自然基础。

二、伦理基础：土地多元价值的发现和人地关系的生态回归

法律的变革归根到底是法律观念的变革。土地法生态化的法律变革过程，是基于对土地性质、属性、价值、功用等的更为科学的认识以及对人地关系认识的历史性转变为前提。对人地关系的认识和重构，是对土地价值的重新认识而体现土地立法科学化，也是对土地伦理的重新认识而体现土地立法人性化。这是土地法生态化的一体两面。

对土地价值的认识是和对自然资源价值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在自然资源价值认识上，人类经历了“自然资源无价值论”、“自然资源单一价值论”和“自然资源多元价值论”几个认识阶段。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资源具有生态价值，它首先是为整体的生态环境而存在。人们发现自然资源价值的多元化。一般认为，自然资源具有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层次的价值，三者统一于土地这个实在的存在之中。价值之间是相互牵制、制衡和关联的，过于偏重某种价值，必然导致土地的其他价值难以实现。过于强调土地的经济价值，强调土地的开发利用，则容易引发生态危机；过于强调生态价值，必然使得经济的发展缺乏外在的物质条件支撑，社会文明发展停滞不前而引发社会危机。

土地价值发现过程的另一面，就是土地伦理变迁。土地生态价值的发现是人类对待土地态度的理性回归，是土地伦理历史性的转向。土地伦理是指建立在一定道德价值观念上人类利用土地资源的行为规则，它的核心就是善待土地，尊重土地，节俭和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而土地伦理的历史嬗变，是和环境伦理的历史嬗变息息相关的。在环境伦理的历史嬗变上，存在“人类中心主义”、“生物中心主义”、“动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等的争论。其中，以“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争论最为剧烈。其争论核心是自然是否存在“内在价值”，即非人类主体是否具备人类同等、平等的道德地位甚至是法律地位。我们无法在这里对这个争论已久的问题给出明确的推理和论证，但是，自然资源具有生态价值是客观事实且该事实实际已经对人们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生态意识代表着观念的转变，即从把自然当作只有工具价值的观点到认识到自然系统中有天赋价值的观点的转变。”土地不再被视为纯粹的财产，而是具有某种复合的物质和精神价值，甚至是与个体和族群的生活紧密联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依托。

土地伦理的提出，使得人们在观念上对人地关系得以重构，在行动上改变经济理性的逻辑，取而代之以生态理性的逻辑，“生态价值优先”的理念取代了“经济价值优先”的理念成为人类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土地开发利用的基本理念。

三、社会基础：土地生态危机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土地生态危机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非理性利用土地造成的结果。克服危机的出路在于如何对非理性、非科学的土地利用行为进行有效的社会控

制。社会系统内部产生的持久压力下出现的社会关系的自觉调整，最终会对道德、宗教、伦理或者法律这些社会控制手段产生压力，从而导致他们的规则重构。在现代社会，法律是实现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法律规则的演变来自社会需要，正是社会需要不断变化对相对稳定的法律系统产生的持久压力，使得法律系统得以实现动态的演化。

土地生态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土地价值的多元性，这种价值的多元性其实也是人内在需求多元性的外在映射。这种多元性需求通过可估量、可评价的多元性利益和通过组织、集团、个体等的诉求得以实现。当这种诉求为法律权利的诉求的时候，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是最稳定的，主要体现在：(1)土地社会价值实现产生的社会需要使得原有的土地开发利用关系出现了新的变革。由于土地具有的观赏、观光、科研、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价值，导致人们在进行土地利用时的决策变量增加。(2)为实现土地生态价值而产生的社会需要而使得原有土地开发利用关系出现变革。(3)土地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利益偏好一旦被组织起来，必然对社会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在没有获得法律“合法性”地位的时候，这些利益通过非法律的各种社会路径寻求自身实现通道。

从生态社会学角度审视，人类社会的最终发展目标应该是建立人与土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协调型循环社会。现代协调型循环社会的构建需要满足如下条件：其一，环境不出现恶化；其二，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不受资源环境的制约和限制；其三，资源环境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对原有社会关系进行“生态”的考量，事实上是对原有社会关系的重构，法律系统必须及时把事实上的“生态”社会关系吸纳为生态法律社会关系，“事实”的社会关系及时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土地生态化立法也就具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四、制度基础：法律生态化进程的部门法响应

法律制度的进化总是和社会发展状态相适应。“法律是静止的，但是法律又是变动的。”长期以来，毁坏自然、破坏自然、损害生态的种种行为具有天生的“合理性”，难以进人人类道德否定性的评价之中，出现了在原有法律制度框架中没有加以控制、无法控制或难以控制的行为。生态环境危机的解决路径是多元化的，在法律已经取得社会控制支配性地位的当代，法律规范系统对社会行为的生态取向性调整，是应对危机的根本出路。这就要求我们从理念、制度、规范等诸方面对原有的法律制度进行变革，即法律的生态化。

法律生态化是以新的法律部门――环境法的诞生和发展为基础的，它是“对传统法律目的、法律价值、法律调整方法、法律关系、法律主体、法律客体、法律原则和法律责任的绿化或生态化。它以环境正义、环境公平、环境民主、环境效益、环境安全和生态秩序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以明确主体人和客体自然之间的法定关系、赋予人和非人物种的特定法律地位为特色途径”。环境法部门的诞生可以视为法律系统的涨落。在法律系统中，从宏观的法律理念到微观的法律制度，从抽象的法律原则到具体的法律规范，从整体的法律体系到具体的法律部门，都出现了“绿色斑斓的”生态景象。

从部门法角度来说，对土地法生态化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经济法部门的生态化。土地的生态价值要求人类尽量“无为”，以“最少”干预的方式参与土地生态循环过程；而土地的经济价值则给人类积极干预土地生态循环提供了最好的借口和论据。从更大的、更广泛的范围来说，土地两大价值的矛盾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经济法部门的成长和壮大为这种片面的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合法性外衣。在环境生态意识的拷问下，经济法的立法理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等受到严峻的挑战，经济法社会调控功能、经济引导功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不断受到理性的质疑。在社会发展的模式上，人们最终选择了可持续性发展模式。从优化法律部门对社会的调整的角度来说，这种发展观要求我们重新考虑经济法的效益观、效率观、公平观、安全观、秩序观等一些基本理念。在效益问题上，追求社会整体效益，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微观效益和宏观效益、个体效益和整体效益、个别效益和综合效益的统一；在效率问题上，经济活动必须计算环境投入和环境成本；在公平问题上，经济法要体现持续性发展观的公平理念；在安全问题上，经济法既要保证经济安全，又要考虑生态安全。

土地生态化立法是法律生态化立法的一部分，法律生态化为土地法生态化在理论营养、方法更新和演化逻辑上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土地法作为法律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态化进程毫无疑问也在这一进程之中。其生态化进程中，更多地直接受到经济法生态化的基本理念和原则的影响，并把这些理念和原则内化到自身法律系统建构之中，经济法生态化使得土地法生态化进程有了更多的部门法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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