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电影中乡土精神的坚守与探求

摘要：乡土小说和乡土电影在对乡土精神进行深刻剖析上有着共同旨向。乡土小说通过“启蒙叙事”反思批判乡土社会的蒙昧、阴暗以及通过“田园叙事”礼赞颂扬乡土社会，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都在乡土电影中得到镜像的表达和升华。从乡土小说改编而来的国内乡土电影，承继了乡土小说关于乡土家园的人文关怀，以宏大的关怀展开乡土精神的升华，用时代镜像充分展示、诠释这种无声而有力、深邃而久远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质。

关键词：乡土小说；乡土电影；乡土精神

乡土小说和乡土电影创作虽然存在着叙事表意和美学追求等方面的不同，但是都拥有着对乡土生活的深入解析、对乡土社会及源于其中的乡土精神进行深刻剖析的共同旨向，使得两种艺术方式在乡土精神的传达上殊途同归。在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过程中，乡土小说作品近乎成为乡土电影的前脚本。乡土小说里表达的乡土精神成为乡土电影创作者改编加工创作的着力点与核心，也以此提升了乡土电影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张力。

一、乡土精神的内涵

乡土精神是一种民族化特质，它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而且更为突出地体现在思想层面、文化层面。不同的地域环境和不同时期的文化积淀，铸就了生存其中的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性格特征、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和等，这些因子凝结成了乡土精神。“每一个大洲都有其自己伟大的乡土精神。每个民族都被凝聚在叫做故乡、故土的某个特定地区。地球上不同的地方都洋溢着不同的生气、有着不同的震波、不同的化合蒸发、不同星辰的不同引力――随你怎样叫它都行。”对于中国而言，乡土精神是不同于他国的，特别是不同于西方的乡土精神。中国是以农业文明为主的，时至今日，国内农业人口数量仍然占大多数，农业经济仍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与海洋文明不同，农业文明是以土地为载体的一种文明形态。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农业文明滋生的乡土精神成为乡土中国最重要的精神特质之一。这种乡土精神是以农业文明为背景，主要表现为以血亲关系为核心的伦理观、以宗法关系为核心的社会观、以土地为核心的价值观和以家园为核心的文化观。

二、乡土小说关于乡土精神的阐发

以“为人生”为创作主旨的乡土文学自发轫之初已把对乡土精神的烛照表达当做自身的文学使命。乡土小说给读者所呈现的不是在乡土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而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及其孕育其中的乡土精神，并借以直接或者间接地反映着乡土社会上的现代文明。对于乡土社会之上的血亲伦理、宗法社会、土地和家园，既通过“启蒙叙事”反思批判乡土社会的蒙昧、阴暗，也通过“田园叙事”礼赞颂扬乡土社会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及其构建的和谐家园。

(一)启蒙：现代文明对乡土精神的分解与建构

现当代任何一位以乡土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完全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以现代文明的眼光审视、批判乡土文明中愚昧落后的一面，是乡土文学从其形成之初的重要思想策略。具体到乡土精神，作家往往从血缘伦理、宗法体制、固守乡土等主题切人，通过对乡土社会中畸形权力、病态性事、桎梏风俗等方面的描写与剖析，揭示潜藏于民间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习以为常的不易觉察的国民劣根性并予以批判反思，富有一定的理性启蒙精神。小说《边城》中傩送为避免与父母发生冲突，远走他乡，杳如黄鹤；小说《老井》中新知识分子孙旺泉以孝为先，服从祖父、父亲对自己人生婚姻的安排；小说《良家妇女》中大媳妇、小丈夫的畸形婚配习俗透露着宗法族规下血亲伦理的残酷阴森。当乡土作家从现代文明的视角审视乡土社会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现代文明为标准来衡量乡土社会，也会很快发现和洞悉支撑和维系乡土社会运转的宗法体制、土地价值观、血亲伦理观所存在的落后与弊端以及带给生存其中的乡民们的制度和心理束缚、蒙昧、惰性与麻木、行为的畸形与残酷。可以说，乡土小说作家通过批判带来反思，进而表现出对乡土社会的生存焦虑及道德悲悯，对衰旧溃败的生活经验的心理挽歌。

(二)礼赞：乡土精神对现代文明的纠正与救赎

随着乡土文学创作的深入，乡土作家对乡村精神呈现出另一维度，即对乡土家园及乡土精神的礼赞颂扬。这种礼赞颂扬是建立在乡土作家关于以都市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不满基础之上的。礼赞颂扬的潜在话语是，通过乡土家园的和谐的人伦关系、平淡的生活生命追求来纠正与救赎现代城市文明的浮躁、虚伪和堕落的品格。“在启蒙话语受到一定挫折和都市文化的挤压时，淳朴、厚实和具有民族文化风范的乡土民间理性成为作家重构理想世界的坚实基础。”对乡土社会乡土精神的礼赞颂扬，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乡土作家的乡土小说作品最有代表性。在废名的笔下，少年和姑娘在夕阳下逗留嬉戏，行人、挑夫在杨柳树下乘凉喝茶，农家乐的一派祥和而繁忙的快乐景象完全抹去了现代农村中血腥的一面，谱写出一曲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在沈从文的温婉宁静的湘西，多注意刻画乡土中的“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乡土作家的叙述还可能间接地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某种否定态度。比如，贾平凹的《土门》《高老庄》《怀念狼》，通过对现代化进程中弱势文化的跨距离审视，阐发了对民族文化优异面的认同和对民族文化发展前景的忧虑。

不管是批判反思还是礼赞颂扬，乡土小说对农业文明中乡土精神的表达都离不开现代城市文明这个参照系。乡土作家在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精神对比中发现各自的精神残缺，发现“病因”“症结”，拿出“药方”，借以推进文明和精神的修复和建构。这种宏观的乌托邦企图，在进入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面对物欲、拜金、人心不古的社会道德窘境，日渐被电影创作者们所努力挖掘和积极发扬。

三、乡土精神的镜像表达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对乡土精神镜像呈现的乡土电影都是影视创作中本土文化最优雅最醇厚的底色，是人文精神最唯美的显影。从乡土小说改编而来的国内乡土电影，承继了乡土小说关于乡土家园的人文关怀，不管是以一种启蒙叙事对乡土社会乡土精神进行分解和建构，还是对乡土家园乡土精神予以礼赞颂扬，都以宏大的关怀展开乡土精神的升华，用时代镜像充分展示、诠释这种无声而有力、深邃而久远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质。

(一)对传统伦理道德观的沉疴的把脉和批判

对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展示，构成了乡土电影呈现、升华乡土精神的重要一极。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传统女性要遵从“三从四德”，多受族权、夫权、神权等多种束缚与压迫，封建伦理道德极力地压抑着个人主体性，进而扭衄人性。影片《湘女萧萧》就用镜头集中展现了这些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的负面因子及其对人性的摧残。片中寡妇巧秀娘与村里光棍王铁匠相好被捉后，王铁匠被打断双腿，巧秀娘被沉潭。《香魂女》中的香二嫂可以说是新时期跟随改革步伐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她精明强干，有很强的经济头脑，是远近闻名的女能人。但在个人生活上 长期默默忍受着无爱的丈夫给她带来的肉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枷锁，这种人性的麻木、生命的蒙昧皆源于恪守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的自觉。电影《老井》中孙旺泉接受过新式文化教育，表面上是一个现代文化的象征物，但他骨子里因袭传统伦理道德和土地观念，身上积淀着更多的是民族传统中保守、愚昧的沉渣，这正是酿成他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的主要因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影片《良家妇女》中的三嫂因不能生孩子，经常受到丈夫的打骂。从这些影片我们可以看出，在乡土社会中，诸多封建落后的礼教血亲伦理世世相袭、代代相传，已经内化为一种乡土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并外化为一种超越了乡土社会那个特定圈子里所有个体的共同规范。乡土电影对这些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像展示，除了用现代文明烛照乡土精神的阴暗面，更多的是带给我们反思。

(二)对以土地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固守与困惑

乡土中国千百年来负载的乡土精神植根于广大的乡土社会，植根于农村、乡间土地。农业文明之下的乡土是农民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重土、爱土、亲土、敬土成为一种精神传统。无论社会怎样变迁，中国农民始终无法割舍对土地的天然依赖。费孝通先生在论及“乡土本色”时说：“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方法。”他进而认为“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在乡下，土地是他们的命根。”

在电影《被告山杠爷》中，因为村里的壮劳力都出去打工挣钱，土地被抛了荒，庄稼总产量减少了，一村之长的山杠爷要求各队写信、发电报把所有外出打工人员一律召回踏踏实实种庄稼。村民明喜认为在外面挣钱多，舍不得回乡。山杠爷就私拆他写给妻子的信件以获取地址，并派村民强行把他从打工处拉回村，并说就是捆也要把他捆回村。在他的思想意识里渗透着：庄稼人就应该在地里讨生活，离了土地，就没活路了；不种地，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由小说《鸡洼窝人家》改编的乡土电影《野山》中的人物灰灰勤劳、朴实、本分，但思想保守，遵循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对新观念持排斥态度，是传统农民形象的代表。灰灰认为：做农民就应该有个农民的样，要认认真真种粮，不能瞎折腾，把粮种好才是正道。

《人生》中的德顺爷勤劳、善良、朴实、热情，他把自己看成土地的儿子，对土地含有极深的感情，是恪守土地价值观的典型代表。他主张农民世世代代就应该踏踏实实生活在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上。他教育高加林的话是最好的注脚：“归根结底，你是咱土里长出的一根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你现在是个豆芽菜!根上一点土也没有了，轻飘飘的，不知你上天还是入地呀……到头来会把自己也害了”而高加林在经过城市生活的一番洗礼后，无限感慨地重新面对那片黄土地。终点回到起点，一个并不值得引以为耀的复归。沉重的土地观念给予的不仅是老一代，亦是新一代农民的几乎是不可推卸的精神枷锁和心理悲剧。

(三)对乡土社会宗法秩序的否定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是不同的。乡土社会主要依靠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体表现为村规、族规和家法等，而并不是通过法律的规范和约束。费孝通先生称之为“礼治社会”。这种礼治社会的本质，是宗法思想。宗法思想统治下的乡土社会秩序呈现为残酷的非人道的有序，表现为利益集团、统治集团以宗法名义对个体生命尊严的蔑视、，个性的被扼杀、关系的被和谐。

影片《湘女萧萧》《良家妇女》中都有“大媳妇小丈夫”的婚俗传统，族里为了维持正常的伦理秩序，防止这些青春萌动的年轻媳妇与其他男子有越轨行为，制定了诸如“沉塘”这种残酷的惩罚方式。如果有人触犯了族规，直接交由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老及族长在祖制祠堂进行审讯并施以族规惩治。在这个不断变迁的新时代，这些传统是无法保证的，进而是难以留存的。《被告山杠爷》中山杠爷为惩治歪风邪气，强迫虐待婆婆的强英放电影，将强英捆绑并游街示众；派民兵关押不按时交公粮的王禄；停止腊正的党员登记等。山杠爷的思想无疑是传统宗法思想，其行为无疑是宗法专制行为。这种思想和行为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无疑被扬弃，但在某些乡土地区还顽固地留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