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翻译者葛浩文译者风格研究

摘 要：莫言是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其作品在西方国家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与认可度，这自然离不开诸多翻译者对其作品的译介，其中英语译者葛浩文对其作品的持续关注与翻译，更是莫言真正走入西方读者心中的重要原因。本文主要结合相关例证，对莫言小说翻译者葛浩文译者风格的形成渊源与基本特征进行研究。

关键词：莫言小说；葛浩文；译者风格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4-0094-03

所谓翻译就是以原作品为基础，进行文学再创造的一个过程。翻译者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同一作品在不同的翻译者笔下会呈现出不同的韵味与特点，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译者风格”[1]。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翻译在文化背景、语言习惯、生活经历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别，其译者风格的形成渊源、基本特征也都各具特点。葛浩文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翻译了许多中国文学作品，而莫言的作品在其译著中占了很大比重，有人甚至称“葛浩文是莫言的御用翻译家”。葛浩文长期关注莫言的创作，前后翻译了莫言十余部小说，对莫言在西方各国受到广泛关注乃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都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结合葛浩文的工作、生活经历以及他对莫言小说的具体翻译情况，详细探讨莫言小说翻译者葛浩文的译者风格。

一、葛浩文译者风格的形成渊源

葛浩文先生是西方知名度与文学地位都很高的汉语文学翻译家，长期从事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工作。葛浩文先生的译文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个人风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译者风格，而其独特译者风格的背后t是葛浩文与众不同的译者特质与翻译观。

（一）葛浩文的译者特质

葛浩文从事翻译事业长达40年，具备许多与众不同的译者特质，他不仅对文学翻译事业与中国文学拥有浓厚的兴趣，还具有丰富的执教经历、良好的编辑素养，这些都对其译者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葛浩文曾经在年轻时去台湾服役，在那里接触到了中文，并且渐渐对中文产生了一定的兴趣，于是他积极的学习中文，而他本人的语言能力又比较强，没多久葛浩文的中文水平就明显提高。后来，葛浩文回到美国，选择攻读“中国研究”方向的硕士与博士。在读博期间，葛浩文的指导教授是柳无忌先生，可以说葛浩文正是在柳无忌先生的引领下真正的了解了中国文学，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葛浩文先生本人也曾多次谈到自己对中国文学与文学翻译的热爱，他在《写作生涯》一书中说：“我热爱翻译事业，我喜欢读中文，用母语写作。”如今，葛浩文已经成为英语世界最有地位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但他依然对翻译事业以及中国文学拥有饱满的热情与浓厚的兴趣。也正是这个缘故，葛浩文的译作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还极大程度上还原了小说原文的意蕴，表现了中国特有的文化风俗。

葛浩文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汉语文学作品翻译者，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执教教师，是一位具有很高素养的兼职编辑。博士毕业后，葛浩文曾先后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圣母大学等美国高等学府授课，讲授的是中国文学与翻译课程。30多年的执教经历，使葛浩文成为了中国文化与文学向西方传播的亲历者，他本人也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了西方人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这同样对其译者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葛浩文在还原中国文学作品意蕴的同时，还用西方式的思维对小说原文进行“补偿”，以使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得到更多的接受与认可。此外，葛浩文先生还长期从事兼职编辑工作，先后担任《译丛》、《翻译季刊》、《今日中国文学》等期刊的编辑，具有良好的编辑素养。在担任编辑期间，葛浩文先生始终坚持译作的编辑不能改动太多，要注意保留原文的特色；同时他又强调要充分考虑到英美读者对译文的接受能力。因此，葛浩文译者风格的形成，应当也与其执教经历以及良好的编辑素养有关。

（二）葛浩文的翻译观

一般来说，不同的翻译观决定着翻译家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进行翻译，翻译方法不同，其译作也就会呈现出不同的译者风格。葛浩文译者风格的形成，同样是由其独特的翻译观所决定的。

首先，在文本选择上，注意将个人喜好与市场利益相结合。葛浩文先生喜欢汉语，同样也非常喜欢用汉语写成的中国文学作品，他所翻译的作品也往往都是自己所钟爱的。葛浩文曾多次在访谈中谈到，他个人特别喜欢莫言的作品，并直言：“我认为他写的作品不会不好，绝对不会。”因此，他一直关注着莫言的创作，翻译了许多由莫言创作的小说。另外，葛浩文先生也认为市场是文本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所翻译的作品应符合英美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口味，不仅要走进读者的眼中，更要走进读者的心中。他敏锐地观察到莫言的小说比较符合英美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口味，这也是其持续关注莫言创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其次，在翻译的基本准则上，要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意蕴。从某种意义上说，忠实地再现原作是翻译家进行文学翻译的基本准则，也是主要目标。但对于“忠实性原则”，葛浩文先生有着不同的理解，他认为翻译不一定要忠实于作者原本的词句，而是应尽力在作者要表达的内容与思想方面与原文达成一致，即忠实地再现作者的思想与小说原文的意蕴。为此，在翻译过程中，葛浩文先生往往会多次请教原作作者，例如，在2000年前，他只翻译了莫言的三本小说，但与莫言的通信已达上百次。因此，葛浩文先生的译作虽极为忠实原作，却并不是那种“抠字眼”似的翻译，葛浩文先生往往会适时地对原文进行删改，以保证行文的流畅与小说意蕴的完整性。最后，在译者责任方面，要为（译入语）读者而译。“译者为谁而译”是翻译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葛浩文先生认为作者的写作往往会把读者放在首位，同样译者的译作也应将读者放在首位，要为读者而译，不能为了贴近原著、取悦作者而损害译文的流畅性[3]。因此，葛浩文先生在翻译时会充分考虑英美读者的接受程度，采用“连译带改”的翻译方法。学界有些人士认为葛浩文这种取悦英美读者的做法，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原著的“原汁原味儿”，但在笔者看来，葛浩文先生的这种翻译观与翻译方法实际上却让英美读者更好地接受了原文，他的译作引起了英美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了解中国文化的欲望与兴趣。

二、葛浩文译者风格的基本特征

葛浩文先生的译者特质以及与众不同的翻译观，都对其译者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其译作极大程度上“忠实”于小说原文的意蕴与表达，在总体上与小说原文达成了一致性；另一方面，其译作在一些细节方面又与小说原文有一定的差别，具有明显的美国英语原创文本特征。

（一）与小说原文的总体一致性

从理论上将，翻译活动并不是翻译家自觉主动的进行文学创造的过程，而是一种语言转化的过程，是有一定限制性的文学“再创造”。因此，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虽然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但他们仍不能背离原文，往往会努力使译作在思想内容、语言特点等方面与原作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葛浩文先生亦是如此，他在进行翻译时也是尽力“忠实”于原文的意蕴，努力使译作与小说原文在总体上保持一致性。《生死疲劳》是莫言在海外得到广泛认可的一部作品，主要讲述了中国农村近半世纪的发展历程。在这部小说中，莫言运用“六道轮回”的佛教观念展示了中国农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生活与悲欢。整部小说富含丰富的想象力，充满着对历史暴力的反思，同时也蕴含着浓厚的中国乡土文化特征。葛浩文在将这部作品转化成英文的过程中，很好地抓住了小说的整体意蕴与作者的主要思想，用英语这种语言形式对小说进行了另一种方式的表达，这也使得众多英美读者广泛接受和认可了这部作品。同时，葛浩文先生还特别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与表达，以便更好地保留住原文的文化特色。例如在翻译《生死疲劳》的中国式比喻：“把头摇的跟拨浪鼓似的”这句话时，葛浩文选择一字一句的“忠实”翻译：“shook his head like one of the those stick-and-ball toys.”这样的翻译将中国北方的传统玩具――拨浪鼓“忠实”地再现了出来，具体而又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特色。再如葛浩文先生对“生了龙凤胎”这句话的翻译：“gave birth to a boy and a girl， what hey call a dragon and phoenix birth.”在这句话的翻译中，葛浩文先生对“龙凤胎”这种中国式的语言表达加入了一些解释。葛浩文先生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保留下原文的文化特色，同时也让英美读者更好地了解这种文化特色。

（二）明显的美国英语原创文本特征

英语与汉语作为东西方两种代表性语言，代表的是东西方之间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葛浩文用英语所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主要以英美读者为目标读者，他深知语言的“地道性与流畅性”对英美读者的吸引力，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葛浩文往往会结合英美读者的阅读取向与兴趣，采用转换与调节的手法，让译文更为“地道”、“流畅”，具有明显的美国英语原创文本特征[4]。在语言方面，在对一些中国特有的语言方式进行翻译时，葛浩文先生就经常采用转换和调节的手法，改变原文中的语义与视角，以使译文更为符合英美读者的思维模式。例如，在对《生死疲劳》这部小说的翻译过程中，葛浩文先生将文中西门闹的正妻“白氏”翻译成“XimenBai”，这种翻译方法就采用了调试法，遵从了西方女性结婚后冠丈夫姓氏的习惯，具有明显的美国英语原创文本特征。葛浩文先生还经常通过删减文化负载词的方式，保证译文的“流畅”、“地道”。在对小说中文文本中的一种比喻方式“天津卫十八街的大麻花”进行翻译时，葛浩文就进行了一定的删减，将其简单的译为“fried fritters on Tianjin’s Eighteenth Street”。因为，在葛浩文先生看来，这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表达方式跟原文之间并非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它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又太过繁复，若采用增译的方式将其进行详细的解释就背离了英语文本简洁、干净的特点，也不符合英美x者的阅读习惯。葛浩文先生对文化负载词的这种删减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文文本中中国文化的传达，但却使英美读者更接近作者莫言，更易理解小说原文的主要内容与作者的整体思想。因为读者的精力毕竟有限，如果对每一处涉及中国文化的“文化负载词”都进行详细的解释与表达，会增加读者的阅读难度，更不利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播。而葛浩文先生这种对一些重要的中国文化专有名词进行详细解释，对一些繁复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大幅删减的翻译风格更符合美国英语原创文本的特征，也使得译作更能得到英美读者的接受与认可。

此外，葛浩文有时还会对中文文本的叙述手法进行调整。例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在叙述上有很多的时空变换与穿插，而葛浩文在对其进行翻译时，按照时间的逻辑顺序将各个段落作了一定的调整。这样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说的情节，使得译文的时空跳跃性与闪回性减弱，却也让译文更为符合英美读者更注重逻辑思维的阅读方式，读起来更加“流畅”、“自然”。葛浩文先生的这种翻译方法与风格是在权衡各方权重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在细节方面虽与原文有一定的差距，却也更加符合美国英语文本的特征。

总的来说，莫言小说翻译者葛浩文的译文，非常注重对小说原文意蕴的“忠实”，力求译文与小说原文在总体上保持一致性。同时，他的译文在一些细节上又与小说原文有一定的差别，具有明显的美国英语原创文本的特征，总体上呈现出了一种“连改带译”的译者风格。而他这种译者风格的形成，与其独特的译者特质以及翻译观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亦是特定文化语境下所作出的选择。

参考文献：

〔1〕莫言.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J].小说界，2000，20（05）：170-173.

〔2〕邵璐.莫言小说英译研究[J].中国比较文学，2011，17（01）：45-56.

〔3〕李文静.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2，23（01）：57-60.

〔4〕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J].中国翻译，2013，24（0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