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箴精心培养新式人才的教育改革思想及其启示

陈宝箴（1831-1900），字右铭，自号“四觉老人”，为清末督抚中的重要角色，领导了晚清史上影响深远的湖南新政，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其思想发展脉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具有强国爱民意识的士子，逐步变为具有清流特色的官吏，最后成为推行新政、立志变革的湖南巡抚。他凭其社会地位为清末教育脱离旧的轨道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清末教育的近代化。本文欲通过对陈宝箴教育改革思想的研究，希望能够对今天中国的教育和教育改革有所启示。

陈宝箴深知兴起人才、造福地方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实用人才，并为此提出通过改革来精心培养新式人才，其主要内容则表现在改造书院、创办时务学堂和改革科举制等几个方面。这些主张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一、改造书院――重视地方教育

改造书院是陈宝箴精心培养新式人才的教育思想的重要方面。陈宝箴一贯重视教育，继承了义宁陈氏兴教重才的优良传统。1880年，陈宝箴任河北道台。任上，他创办“致用精舍”，花费巨资修造校舍，大量购置经济实用的典籍，精选优秀弟子入学，开读书风气之先。此时陈宝箴的教育思想相比《上江西沈中丞书》议书院一节的思考，又注入了许多新内容。陈宝箴所强调的书院教学的内容，注重培养实用人才，也有了一些西学的因素（如船炮之类）。其阐述的教学、学习方法值得推崇，对现在亦有许多借鉴作用。他亲自撰写学规，特别强调“读书总期明体达用”的为学目标。规定：“诸生诵习经、史而外，或旁及诗文、天文、算学，各从所好，期于不荒正课而止。至盐漕、地舆、水利、农田、兵法、河工，屯牧、船炮，尤用世之士所宜急讲，所置诸项书籍，宜以次恣览。”基础设施齐全以后，陈宝箴即聘任名师执教，选三府秀异之才，严加督导，“学有规，课有程”，十分有利于贯彻实施学以致用这一办学思想。其目的是为了培养一批关心和了解时事世务，通变古今，有道德修养的学生，并通过他们到社会上去传播，以身示范，移风易俗，使河北风气从根本上得到改观。年轻的士子们在这位父母官的精心设计下，尝到了一种迥异于以往的新生活。几年努力之后，在校士子学有所成，既通晓古今，又明了时事。致用精舍是陈宝箴凭借着远见卓识为河北士子开创的崭新事业，随之而来的不仅是科场的革新，更重要的是当地士气的振作和人才的大量兴起，使得“河北风趋为一变”。

今天我们的教育同样需要重大的改革。虽然素质教育的口号已经响遍神州，可是素质教育的真正贯彻和执行并且深入人心，尚需时日。特别是西部贫困山区，青少年的求学难问题不仅仅需要希望工程的关注，更需要执政者为他们提供一个好的平台。

二、创办时务学堂――兴学育才

创办时务学堂是陈宝箴精心培养新式人才教育思想的突出表现。陈宝箴抚湘时创办著名的时务学堂并非偶然。陈宝箴在赴任途中道经湖北，听说江标改书院为算学馆一事，深加赞赏，兴办时务学堂的想法或即于此时萌发。唐才常在当时给唐才中的信中提到：“陈右铭（宝箴）中丞到鄂时，即闻浏阳有改书院之举，深以为然，且云省中亦当照办。”陈宝箴莅临湖南后，看到谭嗣同的《兴算学议》，大为赞赏，即命将《兴算学议》印一千本，遍发全省各书院，表明自己对兴新学的态度。

陈宝箴极力支持湖南维新派创办时务学堂。当接到申请办学的禀报后，他“惊喜叫绝”。于1896年12月批准立案，并亲自命名为“时务学堂”。他在署名发出《招考示》时，直接帮助解决临时校舍和建设新校区的用地。特别是以巡抚的身份出面，广开筹款渠道，“于两淮盐务中筹得巨款”，努力为时务学堂拨出常年开办经费，以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批准每年从湘省矿务余利中筹拨三千两作为学堂常年经费，这是兴办时务学堂的前提条件。

时务学堂创始于1897年9月，是湖南近代最早的新式学堂，既是维新派宣传维新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又是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变的一个典型代表。陈宝箴亲自刊发了《湖南时务学堂缘起》，以日本为例，指出广立学校、培植人才为自强之本，并以“自今以往，其祸害益烈，其待才益急，其勘定益难”之情势表明开办学校的急迫性，阐明办学目的，即“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学习日本攘夷之道，以强国保种，并号召湖南士人共同提倡盛举，维持大局，提出“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时务学堂要开民智，并且也达到了开民智的目的，它培养了一批新学士子，促进了思想解放。同时，在时务学堂的影响下，书院改革和创设新式学校的浪潮几乎遍及全省。

陈宝箴兴办时务学堂，是为了育人才以振国势，一改往日以“入仕”为目的之教育，而要培养中西学皆通的务实人才。在教学方法上，时务学堂兼取学堂与书院两者之长，兼学西文者，“用学堂之法教之”；专精中学不学西文者，“用书院之法行之”。时务学堂的功课分为“普通学”与“专门学”两类。学生所读之书要有所心得，记在本子上，由教习批答。可见，这是一种以学习与思考相结合，以自学为主，辅以互相讨论与老师引导的教育方法，较之旧式书院、学堂在强制灌输基础上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的教育方式，易于使学生解放思想，培养独立思维。时务学堂的札记、批答、记分、考试、奖励制度规定得十分详细。通过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时务学堂采用的是现代学校的教学制度，而且是灵活的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对今天的学校教育仍有可借鉴之处。

时务学堂在变革科举，改革传统教育手段，培育新型人才方面做出了不少开创性的贡献，被梁启超称为“国中学校之嚆矢”。时务学堂的改革标志着湖南教育开始正式走上近代化的轨道，因其改革与政治改革紧紧相连，因而无论是教育宗旨，还是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等的变化都与时代同步前进。湖南时务学堂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开创了新风气，促进了湖南各地新式学堂的创办和学风的转变。与此同时，也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开展。学生在课堂受到教育，积极向外宣传维新变法，湘中风气为之一变。这些青年学子中不少人以时务学堂为起点，后来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林圭、李炳寰、田邦璇、蔡钟浩参加了1900年两湖地区反清的自立军起义，英勇献身。讨袁护国的著名将领蔡锷就是时务学堂当年年龄最小的学生，民国时期教育部长范源廉和文字学家杨树达当年也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时务学堂对湖南维新思想的传播和人才的培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宝箴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手段在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要实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必须培养大量有个性的创新型人才。当今的中国正处于教育改革的大潮中，教育改革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激发学生的人文精神，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必须以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而今天我们的大学校园里，由于大规模扩招带来的师资不足、实验设备不足等问题，导致课堂上填鸭式教学盛行，师生间沟通减少，部分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不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

三、改革科举制――与时俱进

改革科举制是陈宝箴精心培养新式人才教育思想的关键。陈宝箴主张改革科举制主要是为了开民智辅助变法，培养实用人才强国。“开民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宣传变法自强思想，转变士人观念的过程。而“开民智”首先有赖于教育，但当时教育处于从属地位，成为科举的附庸，学校不再是培养人才的基地，而是科举的场所，教育改革成为必然。变法强国以教育先行成为湖南维新运动中教育改革的思想基础。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是科举制。到了晚清，用于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已经弊端丛生，不仅教学内容空疏、形式专制，而且考风日益颓废，以致人才匮乏，其陈旧、僵化的模式越来越与近代社会格格不入。因此，改革科举已经是大势所趋。

陈宝箴对人才兴盛与国家强弱之间的联系深有感触，把培养人才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并把人才与教育、国家发展联系在一起，认为人才兴旺则国运兴隆，人才凋零则国运衰败。所以他在批判旧教育时，对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抨击。早在1863年，陈宝箴就认为“科制之弊，则务为帖括抄袭以资弋猎”，此法必须“变通”，“应就（书院）成法之中寓化裁之意”，“厘定书院章程”，要“明学术以育人才”。陈宝箴敏锐地意识到：古老中国世代沿袭的科举制度已经陈腐不堪，诗云子曰、书法楷帖敌不过近代新兴的西学，几个科举取士选的儒雅士子，难以担当匡时济世保家卫国的重任。中国要自强自立，惟有改革教育，培养新式人才。出于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陈宝箴痛感科举制度的陈腐，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振兴，改革科举制度已是刻不容缓。未等朝廷降旨，陈宝箴就以下令湖南各地书院裁去“童卷”，改试算科。紧接着，陈宝箴又与张之洞联名向光绪帝奏呈《会奏妥议科举新章摺》，以“觇实学而防流弊”，并要求“酌改考试诗赋、小楷之法，以造就通籍以后之人才”。这个奏折在坚持废除八股时文和京官的诗赋小楷考试的同时，详细阐述了科举考试从形式到内容等方面的具体改革主张。重新厘定书院原来的章程，增加算学、物理、化学、方言（外国语言）、商务等新的教学科目，考试内容要“博之以经济，约之以道德”，并提出改革乡试、会试的具体措施。尽管此奏折被朝廷采纳后不久，爆发，维新事业失败，科举制改革最终未能如愿，但是陈宝箴对变革科举所作的努力仍然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容忽视的一笔。

综上所述，陈宝箴对于教育制度的改革，可以用弃旧图新、与时俱进来形容，但他同时又做到了循序渐进、维护稳定。陈宝箴一方面注重对学生进行传统教育，另一方面又大胆呼于学生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注重培养新式人才，为教育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陈宝箴西学中用、实学实用的改革创新精神的教育观和人才观促进了中国新式人才的培养，推动了中国的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他的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其重要的意义，当前教育改革的深化、教育兴国战略的实施，都能从中得到一定启示。

（1.仲恺农业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2.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化学化工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