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孔子研究

说到“五四”时期，就会想到“打倒孔家店”。那是一个“反孔”的时期，只有孔子批判，哪来孔子研究？肯定当年“反孔”的，否定当年“反孔”的，都有可能冒出这样的念头，更不待说专为孔子研究作史了。然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且不说当时的尊孔派、疑古派，就说在孔子问题上，使如今不少人耿耿于怀的“反孔”派，对于孔子其人以及儒家学派，都有相当的研究。无论是最早举起“反孔”大旗的陈独秀，还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第一篇“反孔”论文《孔子平议》的易白沙；无论是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还是首先“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孔子思想的，对于所谓的“孔教”，都有他们的独特见解，也都有他们自己的研究方式。人们相对比较熟悉的鲁迅与胡适当然也不例外。

认为“五四”时期只有“孔子批判”，没有“孔子研究”，原也事出有因。

在一些人的思维定势中，把孔子当做“素王”、“圣人”去思考去演绎去称颂的研究，才是孔子研究；对孔子的学说提出质疑的，怎能算是孔子研究？魏晋时期的嵇康，他写《难自然好学论》，是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质疑；他写《声无哀乐论》，是对孔子的“恶郑声之乱雅乐”的质疑；他写《管察论》，是对孔子追随的周公杀管叔蔡叔的合法性的质疑。因此，他不就成了“害时乱教”、“非毁典谟”的“名教罪人”？然而，嵇康倘若不研究孔子，岂能提出如此质疑？做学问或曰“研究”，倘若只学不“问”，又怎么能称为“学问”？批判这个词汇，其本意当是评论判断，并非专指批驳否定，与以后所谓的“大批判”不是一回事。“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诸公对孔子并不一概否定，称颂“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的不仅是鲁迅，陈独秀重新评定孔子价值，一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二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他认为“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吴虞在读了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后还写信给陈独秀说：“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馀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这几乎也是《新青年》诸公的共识。他们“反孔”，反的主要是“三纲”主义。倘若不对孔子及其儒学做过一番研究，怎会明白“三纲”主义以及以此为核心的礼教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入？

在一些人的思维定势中，研究应当是纯学术的，有训诂，有考证，有义理。中国历史上汗牛充栋的儒学文献，汉学宋学也好，理学朴学也罢，无非就是“注疏”二字。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怎能算是孔子研究？但请不要忘了，就是自汉以来的历代的注疏，不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难以摆脱现实政治的投影，也都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的痕迹。何况，“五四”时期的“反孔”，本来就是由那个时候的“尊孔”引起的，袁世凯为其称帝造势的祭孔大典，康有为的尊孔教为国教以及孔教入宪，就无不与现实政治密切相连，这遂有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思想与国体问题》和的《孔子与宪法》；这遂有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在列举了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九家之学”与“儒者之学”的七个方面的差异（“异于孔子者七”）后得出一个结论：孔学只是显学。易氏明确指出：“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盖孔学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朕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可见，他们的“反孔”，反的主要是“儒学独尊”，而且意在揭露借此搞思想专制的企图。倘若对孔子及其儒学没有研究，怎能对“儒学独尊”者的企图有如此敏锐的洞察？

“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诸公，对于孔子以及儒家经典也有纯学术的研究。胡适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孔子，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第四编就是《孔子》，共分五章：一是《孔子传略》，二是《孔子的时代》，三是《易》，四是《正名主义》，五是《一以贯之》。鲁迅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孔子，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之第一篇论及《易》经，第二篇论及《尚书》与《诗经》，第三篇论及《论语》与《孟子》。陈独秀的《孔子与中国》，虽是发表于1937年的《东方》杂志，却是他长期研究孔子的结晶。他梳理出“史上孔子面目之四变”（自战国之末起，直至后汉俗儒与阴阳家正式联宗），他认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三权一体的礼教，创始者是孔子，实行者是韩非、李斯……世人尊孔子而薄韩非、李斯，真是二千年来一大冤案”，如此等等，都是陈氏独特的见解。他们那些“反孔”的论文与杂文，都由这种学术研究作为根底的。然而，就因为他们的“反孔”，连这些纯学术的研究也不算“孔子研究”了，连是不是国学研究都被打上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或许有人会说，“五四”时期既是“打倒孔家店”的时期，哪会有对孔子学术的理性研究？其实，就连“打倒孔家店”这个说法，也是被人为放大了的。倒是当事人胡适没有在“只手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之间抠字眼，“打倒孔家店”就“打倒孔家店”吧。1952年12月，他在《台东县文化座谈会上答问》时说：“人家说我打倒孔家店，是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打倒孔子。孔子的学说，经过两千年，至少有一部分失去了时代性，同时经过了许多误解。三十年前，我们的确领导批评孔子。我们批评孔子，是要去掉孔子一尊，使诸子百家平等。如果不打倒一尊的孔家店，没有法子使思想解放，思想自由。”1958年，他还当众驳斥：“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胡适此论，句句在理。这话是几十年之后说的，说的却是他们当年“反孔”的实情。有质疑，有批判，才有创新。这样的研究，才是有价值的研究——这就叫“理性”。

平心而论，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诸公在孔子或孔教问题上，也有一些过激之词，诸如“残骸枯骨”（《孔子与宪法》），“孔渣孔滓”（胡适《昊虞文录序》），以及“礼教吃人”（吴虞《吃人与礼教》）等，如果从特定的语境中剥离出来，容易使人有“全盘否定”之疑。他们在集中批判“三纲”主义之时，对置于“三纲”框子中的“仁义礼智信”的“正能量”也缺乏积极的挖掘。陈独秀就只说“三纲”而不提“五常”，因为在他看来，孔子的教义中，“若除去‘三纲’的礼教，剩下来的只是些仁、恕、忠、信等美德”，与“历代一班笃行好学的君子”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从总体上看，他们当时的“孔子研究”或“孔子批判”，张扬科学民主，促进思想解放，其功实不可没。至于此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时对孔子以及儒家文化的全盘否定，不应当归咎于这些思想解放的先驱，那是某种“直线思维”的结果。

对于这种“直线思维”，列宁有过非常形象的描述：“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乎一串圆圈、近似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然包括孔子以及儒家文化。为此，需要我们做的，是把孔子及其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从“三纲”主义框子里挖掘出来，消除“尊卑贵贱有别”的毒素而为我所用，这其实也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如果因为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反过来否定“五四”时期包括“反孔”在内的思想解放，那么，我们遵循的依然是一种“直线思维”，这条“直线”依然能把人们“引到泥坑里去”。

当今中国，大概谁也不会认为还得重新恢复“三纲”主义，大力提倡“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罢！

（作者：福建人民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