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研究中的焦虑

摘要：“五四”研究已走过90余年，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五四”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但纵观这些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五四”研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焦虑。本文从在“五四”研究史上的一些重大争论开始，分析这些焦虑产生的原因以便在今后的研究中引起注意。

关键词：启蒙与救亡；传统与反传统；焦虑

中图分类号：K06？摇 文献标志码：A？摇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1-0180-02

有关“五四”的研究90年来几乎没有中断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学者最感兴趣的课题之一。然而，纵观整个“五四”的研究史，却常常处于低水平徘徊，有些问题甚至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人提出来过，现在得出的结论只是当时结论的某种重复而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在以往我们对“五四”的研究中，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某种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在相关的重大争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86年，当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提出“启蒙”与“救亡”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两大主潮时，在学术界引起极大争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支持者认为这两个词语的确概括了中国现代社会的某些实质，认为在研究和探索为什么“现代文化意识的价值尺度”何以总是被“政治功利价值尺度”所代替的内在和深层原因上是深刻精辟的，并从这两个词语出发，衍生出一系列研究概念。反对者则认为李泽厚在运用“启蒙”与“救亡”这两个概念时，存在模糊不清的论述，启蒙与救亡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看来不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启蒙就是救亡，至少在主观上并未将二者分开。李泽厚把新文化运动看作单纯的文化启蒙运动，并引出了一系列的错误判断：（1）新文化运动与上一阶段的谭、严、梁有继承关系，“实质”则不然。（2）启蒙与救亡并未一拍即合，相反“始终是各行其道”。王元化则对“救亡中断启蒙”提出了异议。这场论争持续不休，甚至到了现在，我们的许多研究者的思维中，仍然以中国现代的主潮是“启蒙与救亡”作为研究的基点来进行研究。

现在，我们再回望这场论争时，我们很容易发现，其实在这场论争中，当李泽厚提出了“启蒙”与“救亡”这两个概念时，论争的双方就围绕着这两个概念的细枝末节进行纠缠，从而使双方都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五四”这段历史本身就具有丰富多样的内涵，而我们仅仅用两个或是几个简单的词语就去概括历史本身，这无疑有着某种以偏概全之嫌，并且我们在用这几个词语去概述这一段历史时，词语的运用就有着模糊不清的方面。现在我们再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就不仅要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完全是思想启蒙吗？谁启蒙了谁？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当下研究中，不少学者就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李怡在《谁的五四？——论“五四文化圈”》一文中就提出了：“我们所假定的这样一个可供质疑和批判的‘五四’是否就是真实可靠的？‘五四’的知识界究竟是怎样构成的？在现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五四’遗产真正包含了哪些内容？”“‘五四’，究竟属于谁？”的疑问。当我们在当下提出这样的疑问时，我们是否有必要去检视过去，当初，我们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争论？当李泽厚提出了“启蒙”与“救亡”两个概念时，我们为什么就那么迫切地去承认或是反对他？这是否反应出了我们研究当中的一种焦虑？在80年代研究“五四”的氛围中，我们是否处于一种理论上的贫乏，还没有认真清理历史所带给我们的真实面貌，当有人做了一种概括性的描述时，我们就仅凭着自己对历史粗糙的印象，迫不及待地去认为这种概括是正确或是错误？我想，这正是反映了当时我们在研究“五四”中的某种急功近利感，某种研究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的出现应该不是偶然的。当林毓生的那篇《中国意识的危机——兼论五四精神、五四目标与五四思想》传入大陆学界时，他提出了“五四”彻底的反传统的观点一下子在学术界炸开了锅，拥护者一拥而上，反对者从传统说到现在，认为“五四”并没有反传统。欧阳军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误解及其他》认为：“倾向于把‘五四’当作一次激进的反儒学运动来理解”是“对历史的误解”。欧阳哲生《试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起源》则提出，倡导新文化的知识分子继承了清代汉学，进一步提出‘价值重估’”。这些争论的余绪一直延续到当下，“五四”到底是反传统还是不反传统一直成为研究界不时讨论的话题之一。

从上面这些关于“五四”的重大争论来看，我们在研究“五四”时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焦虑，这些焦虑感产生的原因，从整个“五四”的研究史来看，我认为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长期形成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五四”学术研究的干扰。对于“‘五四’是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开端，是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等结论是从政治意识形态上援引过来的，是一种政治的结论归纳，而非是学术的自觉总结出来的。这就导致了我们知道“五四”很伟大，却在学术表达上出现失语的状态。研究界往往只能在政治意识框架之内来讨论有关“五四”一系列的问题，超出了这个框架，我们的研究就陷入了一种失语之中，“研究的焦虑”由此而产生。第二，在研究“五四”的过程中，缺乏研究的主体性参与。研究者往往对于某些重要问题的评论缺乏自己的学术见解，缺乏主体性参与意识和触摸历史的严肃，容易出现片面的结论。比如对于“启蒙”与“救亡”的争论、对于“五四”是否割裂了传统的争论，我们往往只凭自己对于“五四”的粗浅印象来进行主观推断，而没有将其还原到当初的历史境遇中去，缺乏了那种亲身触摸的历史体验，我们得出的结论难免武断，提出结论者往往只是一家之见，而拥护结论者却把其当成定论。而在研究者心目中，这种“研究态度的焦虑”便会不可避免的产生。第三，由于受到研究传统的影响，我们在研究某一段历史的时候，往往抱有一种追寻历史本质的信念，认为在一切的现象背后，必定存在着一个不变的本质，这就导致了我们往往希望用一种简单明了的方式去概括历史现象背后的那一个本质。于是当出现了李泽厚用“启蒙”与“救亡”来概括中国现代历史的主潮时，当林毓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传统的彻底决裂时，我们便认为这种概括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往往忽视了历史本身发展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历史本身的发展应该是具有无限的丰富性的，不可能被后来的研究者用一两个词语就能够概括其本质，我们研究做的所有工作便是认真的理清这种丰富性，描述这种复杂性，而不是去追求那个所谓的现象背后的本质。如果不受这种单线思维的干扰，那么当李泽厚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时，就不会在当时的研究界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当林毓生提出“五四”是彻底的反传统时，我们的研究界就没有必要进行那么激烈的论争，也不会到现在还在讨论“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到底是来自传统还是来自西方，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对“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做出一个是主流一个是支流的区分呢？“五四”以后所形成的文化就不可以是传统和西方思想的没有主流和支流之分的合流吗？第四，本土理论资源的缺乏，导致了我们对西方理论的盲目追从，在话语表达上缺乏一种自信。从20世纪初中西文学交流伊始，中国文学的发展就始终处于西方文学的影响之下。在这种影响之下，中国文学其实一直处于一种影响的焦虑中。但是，由于社会变革与民族危机，20世纪的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在整体上一直未能避免喧嚣与浮躁的状态，对西方理论话语的接受，大多只是处于囫囵吞枣的状态，导致了中国文学研究在借助西方理论时，真正高水平的理论文本并不多见。“五四”研究中出现的这种焦虑感应该对“五四”的研究是有害的，如果不消除这种焦虑感，我们的研究往往都只能是感性的，只能是在前人的研究上进行低水平的重复。这种焦虑感从80年代学术研究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浮躁焦虑的学术风气带来的后果就是我们在面对研究对象时，为了某种目的，来不及进行仔细审视，来不及融入生命的体验，就急匆匆地下一个感性的结论，导致了许多研究都带有一定程度的肤浅性。当然，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对“五四”的研究上，在当前的许多学术研究上，研究者都带有这样的一种焦虑倾向。整个学术界存在着的这种焦虑肤浅，带来的就是整个学术界研究水平的低层次重复、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的大量存在。这些现象的存在，在今天的学术界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造成的危害几乎大多数搞学术研究的人都能感受到。

学术勇气的缺失，导致了我们不光是对“五四”研究产生的焦虑感，更使整个学术研究界出现了一种肤浅的学风。只有坚定自己的学术立场，永不放弃主体的自我思考和生命体验，才能以自己的感受、体验增进学术勇气，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得以扎实推进，既不盲目附和别人，也不会担心自己的学术研究一无是处，从而消除研究中的焦虑感，为整个学术研究保持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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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野.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J].历史研究，1989，（1）：114-127.

[3]李怡.谁的五四？——论“五四文化圈”[M].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3）：45.

[4]欧阳军喜.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误解及其他[J].历史研究，1999，（3）：42-56.

[5]欧阳哲生.试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起源[J].社会科学战线，1992，（2）：4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