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群体

《雷雨》《日出》是中国话剧的巅峰之作。20世纪30年代，是它们酣畅地舞动了中国话剧艺术舞台的勃勃生机，它们大胆地抖露了中国城市各阶层人物的点点滴滴。70年的岁月，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细数家珍，它们依然如初。因此，中国话剧舞台艺术的历史理应将它们列入“永远”的行列。

在这“永远”的身后，举头凝望的是并肩站立着的曹禺、唐槐秋、欧阳予倩等一大批中国话剧的先驱，这是一个群体，一个醉迷于自己土地上创作的集体；这是一个家族，一个荣辱与共的家族。没有这个群体式的家族，就没有《雷雨》《日出》，就没有中国话剧舞台艺术的“永远”。

曾还记得30年前在中央戏剧学院院庆的开幕式上，望见一位老先生拄着拐杖在舞台的一角，声情并茂地讲述着一个98岁的老人爱慕追求18岁姑娘的故事，那时懵懵懂懂，只弄明白了老人就是曹禺先生，而不明白的是他讲的字里行间，竟因此被搞得不知所措。不懂曹禺先生的伟大，不知蕴含在故事中的情怀，更不了解与曹禺先生同时代、同家族的先驱者们的力量何以能拧成一股，搭建了中国话剧的舞台。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感召下，笔者由被迫到自觉，终于潜心体味其中，略微知晓、稍稍读懂了些许内涵：那个姑娘，就是夜间悬挂于舞台上空的圆月，洒满月光的舞台是创作生命的源泉，是催生灵感的天堂；曹禺先生渴望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即使老到98岁，站在舞台的一角，仍能创作、创作，再创作。然而，他的身后，群体里的同仁一个个被分散，家族里的至亲们一个个相继故去，他缺失了帮衬，像折断翅膀的海鸥，虽然常常闪现灵感意欲飞翔，却再也聚不起力量展翅。于是，晚年，他写了一篇大纲，起名叫《老呆瓜》；于是，他停下脚步，回望年轻人，感叹“青春真好”。

话剧是综合艺术，话剧是舞台艺术，话剧是群体艺术。曹禺先生感同身受。曹禺是话剧艺术的全能型人才，他表演、他编剧、他导演；他观赏、他模仿、他创造。他收获的第一粒果实是《雷雨》，那是他情感勃发的“禁果”，于是，紧接着的《日出》的诞生是偷食了“禁果”《雷雨》后的“奇异果”。他的“禁果”和“奇异果”只有尽情地让群体来品尝，才能被咀嚼出美轮美奂、撼动人心的真果滋味。

那是1935年到1937年间发生的事情。

1935年1月14日，中国旅行剧团在哈尔飞演出《女店主》时，欧阳予倩前来观看，演出间隙，欧阳予倩得知中旅准备赴天津演出，他向唐槐秋谈起了《雷雨》，介绍了正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外文系教书的万家宝。唐槐秋此前曾听焦菊隐先生提起过《雷雨》，再次谈及，敏感的他如获至宝，马上提笔写信给万家宝，提请把《雷雨》的首演权交给中旅，并告知去天津演出的消息。

就在万家宝手捧来信满心欢喜又满心疑虑之时，报童将1月17日、18日的天津《大公报》塞进了他的手里，上面刊登着《梅萝香》主要演员的剧照以及大幅广告：“名震南北，中国话剧大名家唐槐秋君偕中国旅行剧团全团团员……三十余人，破天荒首次来津在新新电影院于本月十九日星期六早晚公演话剧《女店主》（早场）、《梅萝香》（晚场），先期售票，对号入座。”他如约来到新新电影院观看中旅的演出，他在心里掂量、思讨着：自己将心爱的《雷雨》拿去发表，一层含义是要以处女作展示自己立志成为一名剧作家的决心，而另一层意思更是想寻求一个能真正呈现话剧舞台艺术的群体，好让中国人自己创作的剧本在中国的舞台上生根开花。南开剧团已是当时响当当的剧团了，南开为中国的话剧舞台艺术已经苦苦奋斗了20年，脱颖而出了如张彭春先生那样的导演，如自己这样的演员，但却不具备具有相当实力的呈现话剧舞台艺术的群体，无奈只好拿《雷雨》投石问路。中旅剧团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会不会也是有名无实？

《梅萝香》一幕比一幕成功地演出了，曹禺的心也一幕一幕渐渐地定了，等到剧终闭幕时，曹禺已然惊喜加欣喜了，他看到的中旅，是一个演员创造角色的群体。他的眼前仿佛看到了舞台上《雷雨》那栩栩如生的角色：繁漪――赵慧深、周朴园――唐槐秋、鲁妈――唐若青、鲁贵――姜明、周萍――陶金、四凤――章曼苹、鲁大海――曹藻、周冲――谭汶。这天，他没有走，他在惠中饭店的房间里，满含敬意、无限欣喜地握住了唐槐秋先生的手。

他跟唐槐秋谈《雷雨》，从构思到人物到情节点；唐槐秋则与他一唱一和谈演出，从场面到节奏到观众。两人的谈话既投机又愉悦：剧本应尽量不要向观众保密。守密，戏剧家为观众安排一个片刻的惊讶；可是，由于把内情透露给观众，他却引起观众长时间的焦虑；对在刹那间遭到打击而表现颓废的人，剧作家只能给予霎那的怜悯，可是如果打击不立刻发生，如果观众看到雷电在某人头顶上聚集而长期地停留在空际不击下来，观众会有怎样的感觉？让观众明了一切，但尽可能使剧中人互不相认；让观众不但满足于当前的情况，而且急于知道接着而来的是什么；让一个剧中人使观众期待另一个剧中人；一个情节把观众驱向另一个与之关联的情节；场景简捷，只包含为剧情所必需的东西。这样观众会兴致勃勃保持到剧终；这样演员的表演能上升到冷静中有煊赫；味重色浓，撼人心魄。

从晚上谈到夜半，从夜半谈到那一抹日出闪进了窗户。他把《雷雨》的演出权交到了唐槐秋的手中。

经过了上报3次都被驳回不准上演的“暴风骤雨”般的磨难，唐槐秋导演的《雷雨》终于在1935年的10月11日得已在天津首演。首演的前一天，唐槐秋特意给曹禺开了个房间，让陈绵陪他，请他指导排练。他站在南开中学瑞庭礼堂舞台上的一角，中肯地提出了意见：“大家哭成一团，以表示演得好，这我不大赞成，演员要懂得节制，既要进入到角色中去，又要有理智，光靠感情冲动不行，演戏要是一个劲儿地激动，就不可能感染观众。”就这样，《雷雨》在曹禺、唐槐秋、陈绵等人的合作下，得到了观众“暴风骤雨”般的欢迎，从天津到北平再到上海。

那是万家宝的魅力，那是唐槐秋的魅力，那是角色们的魅力，那是舞台的魅力，那是群体的魅力。

唐槐秋以他多年的舞台经验和人生经验再现了中国人生活的舞台布景、灯光；再现了中国人身边的蝉鸣、蛙声、叫卖声和市井人声；创造了配合人物对话与雷声音响在音色、音量、节奏变化上的中国式组合，在4个多小时中，弹出了第一首中国大悲剧交响诗，最大程度地揭示了曹禺先生原著的精神。从此，唐槐秋导演的《雷雨》舞台场面成为特定的演出模板。

赵慧深以她高度的修养和成熟的表演技巧创造了繁漪的灵魂：沉郁而凝重的眼神，永远像在压抑、隐忍着什么；深渊般阴鸷的眼神，无休止地寻觅、期待着什么，一种神圣感和神秘感交织在一起的魅力，赋予繁漪以高贵、幽深兼带极度倔犟的气质。唐若青将47岁的鲁妈的血液都输进了自己的少女的身躯里，满脸的成熟将母亲的音容和内心的起伏融合得天衣无缝，使人惊叹为特异的激情天才。章曼苹的四凤极真挚活泼，表演的举动，能使看困了的老太太瞬间重获精气神。戴涯饰演的周朴园，做戏老练，经验丰富，对于两重人格的心理态度，表演无懈可击。陶金将忧郁、有着两重变态的爱的苦恼的周萍，描摹得细致到位。姜明饰演的鲁贵，让观众看后辨不清是姜明还是鲁贵。

群体的力量创造了《雷雨》，创造了中国话剧舞台的第一个奇迹，迷倒了中国一拨又一拨的话剧观众。后来成为北京人艺导演的夏淳，回忆那如痴如醉看《雷雨》的时光，感慨道：“《雷雨》和《大雷雨》一样，是‘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

看到《雷雨》的成功与轰动，那种生命涌动的幸福感使曹禺决定马上动手再创作一部与《雷雨》不同的戏剧。

灵感源自1932年暑假，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曹禺到五台山游玩，在太原首次看见的惨状，情感逼得他“不得不写”。但开始行动则缘于他1935年的一段经历：那是曹禺在天津任教的第一个冬天，他忍着刺骨的寒冷，瑟缩着踯躅到一种叫‘鸡毛店’的地方找人教他数来宝，被一个有几分醉意罪犯模样的落魄英雄误会动了手，险些瞎了一只眼。（以上参见《日出》跋）教训告诉他，他需要帮手才能达到目的。他把自己想写新剧本而要去南市、“三不管”的意向告知了已被自己确认为伙伴的唐槐秋。那时，他俩已互用小名相称。唐槐秋立即请陈绵、戴涯和姜明陪同小石去“逛窑子”。他们去了好几次，有了陈绵教授这样的洋派人士和戴涯、姜明这两位精明干练的演员充当保镖，小石到下等妓院“私下查访”的风险被降到最低限度，而且收获颇丰。他见到许多奇形怪状的人，甚至还同黑三一类人“讲交情”；最主要的，他们还真的认识了一位名叫“翠喜”的。

灵感源自曹禺接到的一封有十几页的信，署名‘筠’，她表露了看到《雷雨》之后对一个作家的敬爱和感情，谈了她的感情经历……曹禺确信他要写出自己同时代的一批女性的心声。动力则来自中旅剧团。中旅剧团的屡次天津演出，带给曹禺构思《日出》最佳生活场景的体验可能。在惠中饭店这个豪华旅馆里，聚集着形形的有钱人：醉生梦死的“高等华人”，闲得发愁的富孀，专搞投机、买空卖空的金融资本家，以及来往于其间的交际花，不是跳舞就是打牌，要么就是在阴暗的角落里干见不得人的勾当，也有各种寄生虫。曹禺凭着艺术家的敏锐观察和想象力，“钻进”这些人的灵魂，洞悉了他的“陈白露”所依附的黑夜。这个社会是个人吃人、狗咬狗的社会，那些周旋于纸醉金迷的生活圈子令人艳羡的交际花，其实也就是高等，她们的命运与下等一样都是社会的牺牲品。阮玲玉临死前写下的“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与曹禺的代表着陈白露命运的、含有象征意味的小诗相近相似：“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①

终于，到了1936年刚过完新年的这一天，曹禺亲自告诉了唐槐秋他的写作计划。重病中的唐槐秋在陈绵家调养：“万小石来看望，为要使病人高兴，他把新计划着的一个新剧本讲给我们听，这个剧本就是《日出》。他还说‘这剧中的几个主要角色，中国旅行团正好都有，我在写剧本时常想到他们’。唐槐秋的潘经理，戴涯的李石清，姜明的福升，谭汶的黄醒三，唐若青的陈白露，白杨的小东西，‘妈妈’吴静的顾八奶奶，章曼苹的翠喜，赵慧深的李太太……病人听了这个，哪里能够不高兴，正如《朱砂痣》剧里的病人见了银子一样，他的病么也就好了！”②

当《日出》在1936年6月《文季月刊》上开始连载时，未能体验到《雷雨》创作过程的欧阳予倩，早已急不可耐、摩拳擦掌了。他第一时间找到了唐槐秋，商定此戏由他来完成导演和排演工作，随即便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导演构思。当《日出》的第三幕连载出来之后，曹禺跟欧阳予倩交流他的写作心得：四幕剧必须有一幕剧要拉出来。

1937年6月初的一天，欧阳予倩走进中旅剧团的排演场地，同时带来了自己的儿子欧阳山尊。欧阳父子与中旅剧团的合作，又一次闪现了中国话剧舞台艺术群体力量的光芒，将那一辈人特有的执著与信念宣泄得淋漓尽致。

欧阳予倩带来的第一要求是：决不允许以毫不在乎的态度对待艺术创作。为此，他要求演员在进入排练场前要把台词念得熟练正确。曹藻被分配饰演李石清，他自以为了不起，可以“台上见”，第一次进剧场放不下剧本，欧阳予倩便从他那厚厚的眼镜里望了一下：“手里拿着什么？”曹藻说：“剧本。”欧阳予倩便回头对唐槐秋说：“你们还有演员吗？把他换下来。”五雷轰顶，曹藻顿悟，他哀求着表示自己错了，欧阳予倩才松了口，他一夜未敢合眼，把台词读得滚瓜烂熟。

欧阳予倩贯彻的第一理念是：民族化表演风格。他首先将亮相表现得完整而细致，贯穿整出话剧的始终：《日出》的场景展开以背影开始，以陈白露面向观众对着空框镜台做结束。如他第一幕的处理：陈白露和方达生看窗上结的冰花、回忆童年。长达三四分钟的对话与动作，全以二人的背影完成。他给中旅剧团演员讲解：这个意境要把观众引向远离舞台的场景，如果是面对面的就收不到预期效果；其形体动作力点应以戏曲的“手、眼、身、法、步”为基础，手所指、眼所望以及站立、移动的方位形成一个动向，一招一式尽管是背影，在没有言语说明的情况下，观众却能看明白演员的神色和意向，懂得演员的凝神和遐想。

欧阳予倩执行的舞台法则是洋为中用，活学活用。他启用欧阳山尊从日本学来的西式设计，使屏风式透顶布景初次见于中国话剧舞台；同时巧妙地借欧阳山尊设计的去掉镜片只有空框的梳妆台，背面向着观众，来依次浏览如陈白露、顾八奶奶、胡四、张乔治，甚至后来晋升为银行襄理的李石清的“风采”，成了演员亮相的最好用的道具。他还在台上装上了一盏荧光灯，闭幕之前，客房全黑，只留下荧光灯映照着坐在梳妆台前沙发凳上的陈白露，她对着镜子，把安眠药打开，数着“一粒、两粒、五粒……”她纹丝不动，观众也屏住气息，从陈白露的身上体味着内心涌动的痛苦和脑中闪现的决绝。

1937年7月9日至15日，中旅剧团在卡尔登演出了32场《日出》，与当时最卖座的电影《马路天使》相媲美。唐若青饰陈白露，王竹友饰方达生，唐槐秋饰潘月亭，曹藻饰李石清，郑重饰张乔治，吴景平饰胡四，张立德饰黑三，姜明饰王福生，邱星海饰黄醒三，王荔饰翠喜，童毅饰小东西，任荪饰妓院伙计。

由此，永远的《雷雨》应记录这样一个群体：编剧曹禺；导演唐槐秋；舞美设计洪正伦、吴景平；灯光设计曹藻；服化设计任荪、吴静；道具李小云；演员姜明、章曼苹、曹藻、谭汶、陶金、赵慧深、唐槐秋、戴涯、唐若青、任荪、张子和、李景波。

由此，永远的《日出》应记录这样一个群体：编剧曹禺；导演欧阳予倩；舞美设计欧阳山尊；灯光设计李景波；服化设计任荪、吴静；道具李小云；演员唐若青、唐槐秋、王竹友、李景波、曹藻、王遐文、谭光友、吴景平、张立德、姜明、邱星海、王荔、童毅、任荪。

由此，永远的《雷雨》《日出》应记录这样一个群体：曹禺、唐槐秋、欧阳予倩……中国旅行剧团。一个彼此为骨肉，你我之一心的群体。

为什么中年后的曹禺再也写不出如《雷雨》《日出》这样的经典？不言而喻。

让我们用曹禺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来做结束语吧：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如果说当时的《雷雨》《日出》红遍了中国各地的舞台，赢得了票房的头筹，是因为有那样一个群体的合力在做强有力的支撑，那么，如今的《雷雨》《日出》作为北京人艺永远的保留剧目，已然成为了无价之宝，是因为它们在不断地昭示着一个公理：话剧是群体智慧凝结成的舞台艺术，唯有群体的力量才能创造出诸如《雷雨》《日出》这样的传世经典。

当笔者有幸与曹禺先生的爱妻李玉如女士站立在曹禺先生的遗像前留影时，眼前依稀看见了赵朴初先生的长卷挽联：“艺海诲人曾见雷鸣四海，文章华国长如日出东方”。这是对曹禺先生的功绩所做的评语，这也是对这样一个群体的功绩所做的评语。

注释：

①曹禺自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118-119.

②陈绵.公演《日出》[M].北京剧社社史资料专集.北京出版社，1995:233.

参考文献：

[1]洪忠煌.话剧殉道者・中国旅行剧团史话[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2]唐槐秋与中国旅行剧团[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

[3]曹禺自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4]胡导.干戏七十年杂记[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

[5]曹禺.日出・跋[M].上海：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作者单位：中央戏剧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