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的民俗文化

时间:2022-10-24 04:56:03

琉球的民俗文化

[摘 要]琉球在历史上,从节日节庆、、饮食习惯、衣着服饰、婚丧礼俗、建筑风格等民俗文化方面,源于福建。

[关键词]福建与琉球;民俗文化

历史上,福建一直都是通往琉球的唯一口岸。民俗文化通过“册封琉球使团,入闽琉球进贡使团,闽人三十六姓,在华琉球留学生和飘风难民”等途径传入琉球,并在琉球得到广泛传播发展,促进了琉球社会的开化。

(一)节日节庆

琉球的岁时节庆有元旦、人日(元月七日)、元宵(元月十五日)、花朝(二月十五日)、踏青(三月三日)、清明、佛诞(四月初八)、端午(五月初五)、中元(七月十五日)、中秋、重阳、冬至、小年(腊月二十四送灶)、除夕等[1]。这些节日中以元旦、清明、端午为重。“元旦”为琉球一年之始之节日,主要活动是开正、祭祀等。古代琉球国王对元旦之活动极为重视,必亲自在临行事。清明是琉球的重要节日,祭祖、扫墓是琉球清明节最主要的活动。在琉球民间,中国丧葬祭祖习俗中的洗骨、厚葬、敬拜祖先、香火相传等制度都极早己经深入民间。自明初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之后,闽人清明必定祭祖,纵使其祖坟在福建,清明也定遥拜如仪,并因此将中国祭祀之习俗传播至琉球其他各岛。在端午时除了划龙舟之外,还有“食角黍喝菖蒲酒”之俗。

(二)

明清以前,古琉球的崇拜观与福建民间信仰文化就极具相似性,明清时期的两地频繁往来,更使其逐渐吸纳融合了福建信仰文化的特色。其一,多神信仰。相似的地理位置使福建和琉球两地在民间信仰上也趋于同向性,因此,福建的海神崇拜很自然的进入琉球人的信仰范畴,如天妃、龙王、临水夫人等。一些具有保卫地方国家安全、造福一方能力的神,琉球人也将其吸纳并将其转化为自己地方的神灵,如关帝、观音、天尊、土地神等。其二,祖先崇拜。但闽人三十六姓移居和明帝赐“尚”姓于琉球王将强烈的宗族观念以及各种宗族文化带到了琉球,强化了琉球的祖先崇拜观念。

(三)饮食习惯

在长期交往中,福建的饮食文化对琉球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首先,随册封使团到琉球去的厨师和糕点师大多为福建人;而且琉球人朝贡使团在福州琉球馆居住期间特意学习闽菜作法;还有专门来学习厨艺的琉球人,如在1806年和1832年,琉球人蔡肇业和林章■分别来福建学习御膳[2]。通过这些方面,福建的烹饪技术在琉球社会得以传播,渐渐吸收闽菜的精华。而现在冲绳的饮食文化与日本本土有着很大的区别,当地的家庭菜谱,如猪蹄炖海带、苦瓜炒蛋、豆芽炒豆腐、酱油烧猪蹄,芋泥,马蹄糕和红糖年糕等都与今天福建家庭菜谱大致相同。

(四) 衣着服饰

琉球不少服饰式样仿制于福建。琉球国进贡使节来华,中国政府赏赐各类服饰和各色衣料。琉球的服饰有相当部分直接购之福建。另外,据1767―1875年间琉球使臣带回国的货物清单,其中故绸衣、故布衣总计达两千余件,这些大都购置于福建。这都促进琉球的纺织和成衣制作的发展。琉球王府也曾派员前往闽都学习织缎技术,1659年琉球人国吉尝受王派遣,前往福建学习织缎技能,回国推广传授。在1736年琉球人向得礼还专程到福建学习绸缎纱缕的机织法,使琉球的纺织工艺进一步得到提升。

(五)婚丧礼俗

琉球旧婚俗“男女相悦,便相匹配”,与中国通贡之后,按“父母之命、媒妁之约”而婚配。琉球婚嫁“世家亦有酒肴、珠贝为聘者,婚时,即用本国轿结彩鼓乐而迎,不计嫁奁,父母送至夫家即返。不宴客,至亲具酒贺,不过数人”[3]。在明初琉球人办丧事也比较简朴,将逝者先浅埋,待到中元前后,将其尸体挖出,用溪水冲刷去其腐肉,将布帛裹其骸骨,再用苇草裹之土葬。而到了清朝康熙时期,册封使徐葆光记载“通国平民死,葬皆用棺椁。官宦有力之家仪物仿家礼,有详略。会葬者,皆衣白蕉衫、久米村大夫中,近有从家礼葬,不用浮屠者”。

(六)建筑风格

琉球古代建筑风格受福建建筑风格影响极其深厚,在外观布局以及室内陈设上均有体现。虽然在二战之后,旧建筑被摧毁,新建筑的风格发生很大变化,可以说与中国传统建筑迥异。但唯独琉球之石敢当和石狮这一建筑特色持久保存了下来。这是明清时期道教风水文化对琉球的影响在家宅之布局和设置上的体现。其于明清传至琉球,并且通过信仰的传播而传播开来,至清朝末年,石敢当、石狮等在琉球已被作为保护神,几乎被立于各家门前屋上,民间屋上、门前多安瓦狮及立石刻石敢当者。直到现在,冲绳大多民居依然保留了在门前或篱上树立石狮、石敢当的习俗。

民俗文化是常民生活形态的真实反映。它是人类社会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是人们真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体现。这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与风俗,不仅是人们生活的提升与满足,更是民族生存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参考文献:

[1]吴永宁:《琉球民俗文化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8,第43页

[2]林金水主编. 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7.第186页

[4]周煌.琉球国志略(台湾文献从刊第293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1,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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