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交流】中国经济和金融业走向

樊纲：推动私人产权和市场化作用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大家要讨论的是风险问题，竞争过度问题，创新过度问题，以及监管不力的问题。但是，回到中国，金融体系的基本的问题却是发展不足，竞争不足、监管过度和成本太高。而最根本的，是大家已经遗忘多年的问题，即过多的国有化，没有充分发挥私人产权和私人信用的作用。

这其实是10年前、甚至20年前的话题。商业银行本质上就是私人之间的信贷、信用关系，而且中国的经验，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也都体现了这种特质。我们的金融机构现在绝大多数还是国有的金融机构，大型商业银行都归国家所有，使信贷变为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信用关系，不仅容易导致呆坏账，还会将政府陷入一般的信用关系中，加大监管成本，湮没政府的监管执法职能。

既然是国有，最后承担责任的是政府。政府拼命地监管，越管越严，越管越死，管到婆婆妈妈的小事上，这就失去了监管，变成了所有者。政府对私人之间信贷的限制，使商业银行失去了信用基础。现在一提发展金融，焦点都在股票市场衍生工具上，却忘了最基本的产权，最基本的私人之间的信用。惟有减少国家跟私人之间的信用关系，政府才能真正作为第三者，作为执法者。

第二点，我们要发扬法制的精神，才能保证创新活动的发展。法制的精神，就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可以做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而不是政府同意你可以做的事情才是可以做的事情。应该由法律规定不能做的事情，而不应凡事凭政府批准。如果要靠政府批准才能做事，我们永远没有灵活的创新体制，包括金融。

再说到一点具体的，资金的基本要素是利率，但利率市场化这件事好像被遗忘了。利率不能市场化，不能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调节，怎么消除我们现在仍然用行政权力管制的利率利差？此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责任也与政府责任混为一谈，政府规定了不可变动的利差，而政府监管也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个市场是不正常的。从长久来讲，市场的固定利率制度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展开，我们的市场也没法形成自由竞争的市场。

这也是中国价格改革的一部分。中国的产品价格已经进行了很多改革，但是要素价格的改革，从能源价格、电力价格到资金的价格，在改革开放30年后如果还不能走向市场化，中国经济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反而要回过头来思考，我们怎么能够进一步发展，使市场竞争更加发展，使中国能够真正拥有在世界范围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

樊纲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根据记录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许小年：经济体制刚性阻碍转型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时期。国际金融市场上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这些事情从金融角度来讲对中国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对中国的间接冲击是非常大的。如果说国外金融动荡是产生于金融创新过度，风险过度，国内正好相反。在讲中国问题之前，我想强调一个观点，目前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风暴，源头到底在哪里，我们总结了很多，却没有总结美联储的运作。

在我看来，这场金融危机总源头是美联储，美国的衍生金融工具，各种金融品种的膨胀，只不过是货币发行过度的一个必然的结果。“9・11”之后，美联储把过低的利率保持了过长的时间，所以，今年格林斯潘说美国碰上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为什么？因为美国有一个百年不遇的美联储主席，就是格林斯潘本人。为了避免这样的危机在美国重新出现，当务之急是约束美联储，当务之急是要监管监管者，不能让中央银行随意发行货币，发行货币的节奏一定要与世界经济保持一致。

那么，这场危机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中国的实体经济来说，这场危机使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或者说我们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即将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有两条原则，第一条叫投资驱动，第二条叫低成本的外向经济，现在两者都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外部需求减弱，外向经济碰到很大的困难。在广东、江浙一代，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关门。同时，投资正在减弱，投资品价格迅速回落，钢价格在回落，机械设备价格在回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转型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增长模式，行之有效的企业的发展模式，尽快地实现转变，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

转型具体来讲是从投资转向消费，这个大家都同意。问题是，怎么转？近几年，我们固定资产投资占到GDP比重已经接近50％，而居民消费仅仅占GDP的35％，美国的居民消费则占GDP的70％以上。我们的经济增长似乎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不是为了老百姓消费而增长。此外，我们的制造业占GDP的50％，可是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仅占全社会的27％，服务业虽然占GDP的40％，但是提供了30％以上的就业机会。换句话说，要解决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希望不在制造业，希望在服务业，所以，我们要尽快地实现从投资到消费的转型，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型。

但是，谈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转不过去？原因不是市场的刚性，而是我们经济体制的刚性。受到经济体制限制，我们转型永远是在嘴上，而不能够是在经济上。这个刚性表现在我们对经济的过度管制，这种管制阻碍了转型顺利进行，阻碍了资金在各个行业的流动。制造业的企业关闭了，其所有的资源不能够从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地方和领域去，因为进入壁垒高耸。具体而言，我们重要的服务业是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媒体舆论，这些现代的服务业，都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下，从制造业游离出来的资源和人力无法进入。

当经济从投资转向消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时候，要求我们的金融体系跟着转型。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体的，基本上是服务于大型制造业的，它不能适应分散的、创新的、多样化的服务业。这给我们经济转型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原因也是管制。监管当局管了很多公司的事情，如开设网点、任命高管等，这都是企业的经营自，却统统收到监管者手里。过度管制造成金融机构产品单一、机构单一，连业务操作都有统一的规范，更别说创新了。

政府应该做的是把市场中出现的新事物、新产品、新的商业模式，及时地总结及合法化，事后追认。

安徽小岗村农民的改革，既不合规也不合法，当时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抵触的，但有了这个违法，才开始了中国伟大的农业改革。政府应该做的，是像小平同志那样，及时总结，认为这是推动中国生产力、发展中国经济非常有利的措施，将其合法化。如果都先要求合规合法，中国经济改革不会到今天这一步。

东南沿海地下钱庄很多，也不宜总是打压。其“非法集资”的原因是因为无法可依。这些金融机构发挥了国有银行无法替代的作用。比如，商业银行现在不敢给房地产贷款，他们也不可能完成任务。反之，要靠孟加拉银行那样的金融机构去发挥作用。这样的机构我们早就有了，而且运作得不错，对当地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政府要做的就是要承认它，合法化，规范管制，政府作用的界定就在这里。

这几年，市场化的改革停滞不前，政府对经济的卷入越来越深，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分界长期存在着误解，观念上混乱。我们经常把政府在危机时刻的职能，和在常态中的职能混在一起。政府在危机时刻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就像今年的美国政府，就像1929年的美国政府，就像在战争时期的各国政府一样。但危机时期的政府决策，并不意味着要在常态也做这么多事，这两者要区别开。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掀开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序幕。但凯恩斯主义产生于危机时刻，它仅适用于危机时刻，我们现在把凯恩斯主义无限地推广，把它推广到常态中去，这就走得太远了。所以，在这个认识上，我们需要澄清。

第二，我们需要澄清的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不平衡，一部分弱势群体不得不依赖政府。但是，不应把弱势群体依赖政府扩大为中产阶级也依赖政府，这个事情也要分清。政府的社会职能，主要是去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问题，而大部分人口是不需要政府去关心的，他们可以生存发展。

我们应该将这些问题先搞清楚，解除管制，促进资源在各个部门中流动，加速中国经济的转型。外部产生的冲击，不是难以克服的困难，而内部的经济体制改革，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重点。■

许小年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本文根据记录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