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立正确的编辑思想

当过编辑的人多，具有编辑思想者少。有无编辑思想当然会反映在日常编辑出版言行中。并通过具体的出版物的选题、审稿、加工等表现出编辑思想的价值成就。有的编辑思想光耀千秋，后世的人们读到其编辑的某种作品，就会想起他的编辑思想来。要想使编辑的作品具有更多的思想性，编辑本身就要有较强的思想性，具有某种特定的思想品质一一对作品和出版形成自己的价值取向，也即形成一种出版理念。从而在编辑工作中表现出一种个性化的思想品味与追求。那么，如何确立正确的编辑思想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工夫。

思想是编辑的指针，编辑思想直接决定编辑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创新是编辑思想的灵魂。编辑活动既是一种物质文化生产传播活动，也是一种精神文化生产传播活动。二者的本质特征都是创新。精神文化的内容需要创新，物质文化生产传播的方式也需要创新。从古到今。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创新的特点。《新青年》在批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的同时。还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物理、医学等各个方面，有效地促进了中国新型文化体系的建立。大力提倡白话文并使它成为一场革新运动：促成传统的格律诗向自由体新诗转型：组织翻译西方戏剧进行戏剧改良：开创了现代期刊媒体模式的雏型。《新青年》的编辑思想引导、推动和影响了五四时期整个报刊界乃至图书出版界的编辑们。

以“红色”编辑闻名的邹韬奋先生在白色恐怖时代，冒着生命危险大量出版进步文化书刊。在主编《抗战》时，特别强调要有创造精神，他认为立意创新，避免雷同、重复是编辑应该始终坚持的原则。强调出版物必须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他曾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

二、不以名家而以质量定稿件取舍标准

考察众多优秀编辑发现其在决定稿件是否采用时，质量是惟一标准。而绝不以作者是否名家作为选择标准。臧克家先生在他15年的编辑刊物及报纸副刊编辑生涯中，与萧乾先生一样，主张对作者一视同仁。臧克家先生从自己的经历和体验中深知，任何作家都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名人或天才的，选择出版什么人的作品是编辑的权利，但这个权利是社会和人民赋予的，如同社会和人民培养了作家一样，因此，编辑只有勇于担当起选择优秀作家的责任才能满足社会需求。

在常人眼中，名家作品的质量自然高于无名者，但这并非无一例外的规律。臧先生曾说：“名家作品也有粗糙的，无名的作家也有杰出者”；“不能降格以求无名作家的作品，就像不能放手滥用有名作家的稿子一样”。这种对稿件质量严格把关、正确处理名家与新人的做法是优秀编辑家的共识。

韬奋先生对于当时社会上某些编辑迷信名家，一些杂志刊物以“名家”的招牌作广告和乱拉“名家”稿件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说：“现在的杂志界似乎有一种对读者不很有利的现象：新的杂志尽管好像雨后春笋，而作家却仍然只有常常看得到他们大名的这几个。在东一个杂志上你遇见他，在西一个杂志上你也遇见他。甚至有些作家因为对于催稿的人无法拒绝，只有一篇的意思，竟‘改头换面’做着两篇或两篇以上的文章，同时登在几个杂志上。这样的办法，在作家是苦痛，在读者也是很大的损失，是很可惜惜的。”他还说：“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的，或是幼后辈的，不管是名人的，还是无名英雄的。只须是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在这方面，我不知什么叫做情面，不知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一切。”

三、热情真挚的读者服务精神

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几乎所有编辑出版思想家都是将读者需要放在第一位的。只有具有这种读者服务精神才会始终将读者需要放在心上，其中尤以邹韬奋先生堪称楷模。韬奋先生的服务精神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认真回复每一封读者来信。

读者对出版部门的要求在尚未用到网络通讯的时代里多是以书信的形式诉之有关部门。能否认真细致地回复每一信可以看出编辑读者服务意识的强弱。现代的出版部门难得回复读者一信，即使有回复，也多是一张铅印的纸页。上面用笔在已经设想好的条款上划勾，读者感觉到的是“礼貌”下的冷凉世界。韬奋先生则不然。那时，《生活》每天的读者来信多至几十封，形形的都有。第一步，韬奋亲手拆开，区分类别，如不属于编辑部的事，就告诉有关部门解决，并签注意见。有代表性的或特殊性的问题，会在公开信箱里答复，对一般问题。即使是交他人答复，也要按其意旨来办理，生怕别人没能领会意图，事情办得出了差错。而凡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则亲自答复。据他的好友毕云程回忆，“假使有一封读者的来信还没有他自己认为的答复，他就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念念不忘地记在心里，一旦他想出了答复的意思，他又高兴得直跳起来。立刻拿一枝笔和一张纸记下来，以便明天交书记起草回信。这样，他方才觉得可以安心地吃饭睡觉”。所以韬奋先生认为最快乐的事即是“收到读者的来信。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做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打成一片”。在韬奋先生的倡导下，他们把所有读者来信都做成卡片，登记读者地址，分类排列，如地址变更，卡片也随之改动，井然有序。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读者来信都是与编辑相关之事，甚至有的读者将看病、请律师、介绍工作、代办购物等事也“委托”给了编辑。每一位编辑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在今天的编辑看来，处理读者来信是十分烦琐的事，因为烦琐所以多会不予理睬；但早在60多年前，邹韬奋先生却与他的同事们四处奔忙，乐此不彼，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解决，甚至帮不相识的读者买一块布料。与今天有些编辑或许会以“充分的”理由推托掉所有的额外事相比，韬奋却和他的同事们以诚挚的情意赢得了读者的信任。

历史上所有被称之为编辑思想家的共同特点都可作为当代编辑思想的基础。在科学发展、文化创新的2l世纪里，继承编辑优良传统，建立现代编辑思想既是社会与时代对编辑的要求，更是编辑不断更新自我、传播先进文化、承载人类文明的历史重任。编辑出版业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对人们理想信念的建立、思想境界的提高和科学文化知识的积累都应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