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六问”

2007年即将过去，媒体在彰显舆论监督力量的同时，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在发生2007年的众多事情所带来的反思。 到目前为止，2007年至少有六个问题是需要引起记者们思考的。

一问职业责任

4月19日，杭州市中级法院做出终审判决，中华工商时报原浙江记者站站长、中华工商时报原浙江新闻中心主任孟怀虎，因敲诈勒索罪一审被判刑12年。

5月，原《财经时报》记者熊川涉嫌敲诈橡果国际案在朝阳法院开庭。熊川由于没有拒绝橡果国际的“好处费”，北京市朝阳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决两人有期徒刑3年半。

从以前11名新闻记者在采访山西繁峙矿难过程中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到今年中国台湾《壹周刊》记者臧家宜勒索鸿海集团负责人郭台铭一百万美元事件等，经济利益始终是横在记者面前的一道坎。

这些经济事件一次又一次把记者推到舆论的浪尖。当我们来反思这些事件时，事件发生的背后原因往往不仅仅是记者个人的职业道德问题那么简单。

的确，对于记者来说，经济利益与职业责任常常是摆在面前的两难选择，因为对于职业责任的维护后面，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在左右着记者的决定，不仅有来自对责任维护本身所面临的各种风险，而且还有媒介环境、媒体经营的需要、记者本人面对诱惑的抗压能力，等等。

就拿记者站来说，现在很多报(刊)社的地方记者站本身就是一个赢利点，这些记者站的人员很多是没有工资的，并且每年必须要完成一定的广告任务，因而在面对诱惑，在社会责任与生存二者的搏弈中，最后是职业责任被抛弃了。

因此，强调记者的职业责任，不能仅仅只从记者的教育着手，还需要全社会齐努力，共同来创造一个和谐、健康、文明的媒体环境。

二问传统精神

8月12日，“纸馅包子”虚假新闻炮制者訾北佳(7月8日晚7时，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播出“纸做的包子”)因涉嫌损害商品声誉案，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1年，并处罚金1000元。

这当然不是个案，从1月18日的新华网发出快讯――“2007年春运期间公路旅客运输票价不再上浮”，到“华南虎照片造假”；从曾经沸沸扬扬的《纽约时报》自揭该报记者布莱尔大肆编造独家新闻的老底，到今年BBC制造了英女王愤然离场的“假新闻”等，假新闻一直是新闻界挥之不去的阴影。

假新闻的背后，有多种因素在作祟，如追求时效的因素、独家的因素、肆意炒作等，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不加核实、不深入采访、不做好基本功往往是大量假新闻产生的原因所在。这背后就是传统新闻精神的丢失。

面对浮躁的商业时代，面对多媒体激烈竞争的时代，新闻界更需要传统的新闻精神来支撑。新闻需要核实，新闻需要采访，新闻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新闻不是靠网络拼接、靠小聪明就能行的；新闻工作是个依靠经历积累的工作，新闻工作是实践性的、技巧性极强的工作。某种意义上说，高级记者等于八级钳工和六级木匠，一个成功的记者，一定是努力的年头比别人更多的记者。而这一切正是我们传统的新闻学所倡导的。

因此，面对生存与社会压力，记者首先要锻炼好自己的基本功。但问题是：记者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社会、媒体经营者会有这个耐心吗?

三问媒体报道如何娱乐

3月26日，疯狂追星女杨丽娟的父亲在香港跳海自杀，留下的遗愿竟是希望刘德华再见女儿一面。杨丽娟自1994年迷上刘德华后，父母为达成女儿心愿倾家荡产。父亲去年为给女儿筹募旅费，甚至想到了卖肾；杨丽娟已如愿见到刘德华，可仍不满足于只与偶像留影纪念。

由于竞争的需要，在商业化报刊里面，不管是大报小报，娱乐报道在媒体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这也给娱乐报道的混乱带来了可能。从窦唯出于对媒体报道不满而闯入《新京报》报社砸坏电脑和电视并纵火点燃汽车的“5・10事件”，到王菲不堪兔唇手术失败、一路从美国哭回北京等等。这些事件在带给大众娱乐的同时，也带来对于媒体在报道娱乐事件时的一个反思：媒体应为大众追捧明星的心理提供怎样的导向?

从传统的新闻学讲。新闻媒体存在的目的和价值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满足人民群众知晓与他们自身的最大利益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真实情况。

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媒体社会里：媒体需要赚钱生存，这是事实；老百姓喜爱娱乐，这也是事实。问题是媒体在提供大众娱乐报道时，社会需要的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这也就是说，记者写娱乐报道时，如何在满足受众需求和引导受众健康消费之间实行平衡?

四问谁来保护记者的权利

1月10日，《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专题都主任、35岁的兰成长被山西黑煤矿矿主侯振润等几名罪犯扭打致死。这些年来，记者被打被控告的事件越来越多，这里的问题之一：像兰成长，一张“记者证”，竟成为一个人死亡的焦点。中国媒体从业人员多达百万，而真正有记者证的只有40万人左右。他们中的大部分没有记者证而在从事着新闻采访工作。

这里的问题之二，为了行驶采访权、知情权、舆论监督权等权利时，记者在确保能够客观公正地报道负面消息时，谁来保护记者的权益?

五问记者的工作寿命为何如此短

很多报社招聘记者要求相关工作经历5年以上。而事实上，中国有5年以上的记者工作经历的人现在大都不做记者了。

在国外，五六十岁的人做记者编辑是很正常的，如美国CBS广播公司的华莱士82岁还在一线采访。

我国新闻界的一个现象是，45岁以上活跃在采访一线的已经不多见了。那些曾经在采编工作中的业务骨干，到了一定年龄阶段以后大多担任了中层以上领导或管理职务，其余也多退居二线部门。在采访一线的大多是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其中很多也是抱着“今天努力写好稿，争取明天不写稿”的念头，很少有人把当记者作为毕生的追求。

这种现象后面隐藏的是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在商业化报刊里面(党报除外)，媒体经营者很少有一种长期的人才经营策略，他们普遍存在重使用、轻培养的现象，忽视对于人才的培养、积累以及健全避免人才流失的措施，因而关于“新闻民工”的呼声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中国的记者流动性太大，媒体经营者也无法保证自己培养的人才哪天不流失。

事实上，媒体经营最重要的是人才。如果说《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与一般报纸有什么差别的话，除了积累起来的品牌外，差别就在于人的不同。

因而，记者要使自己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除了要加强个人学习以外，报社应有计划地实施人才培训。对报社员工进行持续培养，给员工“充电”的机会是注重人才智力开发和保证报社可持续性发展的必由之路。应彻底摒弃以前那种在人才的培养方面“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丢掉”的作风。

那么，问题就来了：在多媒体竞争十分激烈情况下，在降低成本成为第一要务时，媒体会舍得花巨资来培训人才、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吗?

六问记者的未来

6月12日，美联社宣布将其北京分社整合成一个新的分社。该分社将新闻、图片、电视和多媒体功能融成一个整合型的新闻工作室，配合以先进的技术，让记者同时提供从报纸到多媒体的多样式新闻。

从互联网对各种媒体形式的包容到上海文广传媒与上海移动联手启动手机电视业务、与新华社联合开辟视频业务等，说明了“融合新闻”正向我们走来，也给现在的记者提出了挑战。

“融合新闻”在个体层面的标志是那些掌握了多种媒介技能的“超级记者”，这些人在美国还有“背包记者”等多种称号，他们掌握了全面的多媒体技能，能够同时承担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报道任务，为多种不同媒体提供新闻作品。如在美国“融合新闻”做得最成功的美国媒介综合集团(Media General Inc.)，有一个名叫Jackie Barton的女电视记者，曾用四周的时间在安东尼奥采访一个重要的案件，她每天的工作日程是：早晨6点给网站写一篇专栏文章，介绍案件的情况，然后到法院去采访当天的最新进展情况，上午10点通过电话给电视台发去最新报道；下午两点半到三点编制一个晚间电视节目传回去，然后再回到法院采访下午的进展情况，通常到晚上7点才结束采访；最后，还要给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写一篇新闻稿。这样技能全面的记者在今天已经成为非常抢手的人才。今天的记者，你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