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新记者的困惑

编者按：不久前在上海《新闻晚报》发生过一场讨论。该报国内部的新记者李宁源采访回来，有所感触，在内部业务交流刊物上发表了《一名新记者的困惑》，提出了在新闻采访和职业道德面前，新闻记者应当如何选择的问题。《新闻晚报》副主编胡廷楣很快予以回应，撰写了《记者是否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一文，回答这个两难的问题。以后，资深编辑沈全梅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了《也说记者的两难》一文。这里，我们选登他们的一组文章，因为觉得他们的议论颇有意义。眼下，在采访社会新闻中，这种现象司空见惯，它涉及记者的职业道德、对新闻的领悟、对读者需求的理解等等关于新闻理念、新闻伦理等不少问题。在我们庆祝今年记者节的时候，对此议论一番，可能不无启发。同时也欢迎新闻界同仁各抒己见，发表看法。

从济南回沪，与同事们一照面都说我瘦了不少，照照镜子也突然有些不认识自己。或许是因为在诸城久久不能释怀的那一瞬间，一位老人那阵阵令人揪心的哭泣，以及道道无情的摄影摄像的闪光，一直在我心头不能拂去。

从接到采访在阿富汗的中国工地遇袭中死难者家属的任务那一刻起，我就感到了一丝兴奋，这绝对是个好素材，哭泣、泪水、控诉，字字可以入笔，样样可以抒情。在济南，我从中铁14局的档案库搞到了山东死难者的具体联系方式。

出租车司机对我的采访目标很感兴趣。他告诉我，被害者家住在山东最穷的地方，那里一年下不了几次雨，庄稼长不高，村里人只能到外地打工贴补家用，“死了一个男人，家里可就更困难了！”

路很远，350公里的高速路，到了县城还要再拐上70公里的弯路，路上铺着金黄色的麦子，司机告诉我，村里人没钱使用打谷机，只能把麦子放到公路上，让过路汽车碾压，白天铺上，晚上收起来还要照看着，家里人就干脆睡在路边，等到麦子碾压好了就直接收回家里去。司机很同情他们，把车开成S形，争取尽可能多地碾压路边的稻谷。

近4个小时以后，我们到了死难者之一的郑明文家。与想象中呼天抢地的情景不同，郑明文家大门紧闭，门口围了一群邻居。我推门进去，院子里面冲出个小伙子，看上去有点愤怒：“你干吗？”

我当时的感觉真的有点惊讶：你们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身为记者我来采访，并可以向上反映些你们的困难，还对我怒目而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不想说，家里有88岁的老人，身体特别不好，我们根本就不敢让他们知道，你们记者进来就知道采访照相，老人能受得了吗？”

我当然知道亲人永远离别后的痛苦，这想法我能理解。于是我便退了出来。毕竟，人在最痛苦时最需要的是安静，干吗非要把人家的伤疤揭开来看看，然后再把他们痛苦状照下来给别人看呢？在他家门外，我一直在思索着这个问题。他们家里三个硬朗的男人用自己仅有的一点强壮把痛苦掩藏起来，维护着自己仅剩的一点“自留地”。他们对记者实际上很客气，没有动粗，只是很礼貌地把记者挡在门外。

正在门口踌躇，考虑怎么再采访时，外面忽然热闹了起来，当地的村主任陪着当地领导赶到了，满载着来自各媒体的记者连同近十几台摄影摄像机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小村子，径直停在了这家门口。坐在最前面一辆车上的村主任一下子跳了下来，几个箭步就冲到了那个紧闭的家门口，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砸门声。

只有在电影上才能看到的一幕终于出现了，那三个男人仅仅是把门开了个缝隙，想探出头来看看，结果这个小院子马上就像洪水溃堤一样地被冲开了。村主任带着市领导，记者们带着相机，甚至原先在门外看热闹的邻居也都冲了进来。小院子顿时沸腾了。

院子里的三个男人显然被这阵势给吓傻了，呆呆地看着这一切，愣愣地不知该怎么办。面对这阵势，他们简直似螳臂挡车。加上村主任在一旁用力地使眼神、瞪眼睛，他们是再也不敢做什么抵抗了。终于，这最后一块保留隐私和尊严的堡垒被击溃了，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院被无数陌生的脚践踏。

外部防线被攻破了，屋里的媳妇们就不得不担当起护卫第二道防线的任务。她们把窗帘死死地扣住，门也从里面插上，任凭外面熙熙攘攘、拍门如雷也不愿退让。外面的男人们怯懦地告诉大家，屋里有个88岁的老太太，千万不要让老人知道，她肯定受不了失去儿子的打击。不料闻听此言，记者们的眼睛都发亮了，“88岁的老人？好素材！她的大哭可就有震撼力了！”记者们议论纷纷，村主任也来劲了，摆出非要把这门敲开不可的架势。而那些上级领导们站在院子里，各自找着好角度，拉住一个村民就“嘘寒问暖”，任由摄影摄像机拍摄。“窗帘开了个角！”不知道哪位记者叫了起来。只见本来捂得严严实实的窗帘被拉开了一角，记者们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把照相机从缝隙伸进屋里，也不管角度还是光线就一阵狂揿快门，阴暗的小屋马上就被闪光灯射出的刺眼光线照亮。

但记者们还是觉得不过瘾，干脆围在村主任跟前：“叫他们把门打开！要不然我们拍不到！”村主任像是领受了一个炸碉堡的任务，“没问题！”他雄赳赳地冲向屋门，决心用自己的威风把门彻底轰开。不少记者还在围着房子找来找去，希望能有个后门或者墙缝来把自己塞进去照几张相。还有两个在讨论房顶上有没有什么通道能进去。整个院子闹轰轰的，只有那三个男人在一边怯懦地重复：“屋里有老人，她知道会受不了啊！”但无人理睬。

这样的混乱局面持续着。几分钟后，记者们最希望的事情发生了，村主任终于把那最后一道门敲开了。

很快的，那位88岁的老人明白了一切，也很“配合”地释放了失去爱子的悲痛。

很快的，所有记者冲了进去，抓拍那张老泪纵横的脸。包括我在内。

很快的，屋子里成了“农贸市场”，人声鼎沸。

很快的，闪光灯闪动之下，记者们清楚地看到了屋里那一双双含着热泪愤怒地看着这一切的眼睛。

很快的，所有的记者得到了自己满意的照片或录像，离开了。

很快的，领导们在呼天抢地的哭声中完成了自己的“亲切慰问”。

很快的，小院子空了，只剩下满地被踏得横七竖八的小麦。

院子里，男人们蹲在地上；房间里，女人们围在老人身边。他们个个泪流满面。

我记得，曾经有一位美国记者拍到一张难得的照片：在一位瘦弱得奄奄一息的小孩旁边是一只秃鹫，死神在时刻威胁着这个孩子。这张照片获了奖，而他后来则深深地自咎，难以抚平心中的创伤，最终自杀了。

一位资深摄影记者告诉我，在面对这种选择时，他心中在流泪，手指在按着快门。

职业与道德面前，我们记者应当如何选择？我不知道。

谁来回答我这个入门不久的新记者的疑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