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生态文明的路径选择

时间:2022-10-23 03:56:37

走向生态文明的路径选择

[摘要]生态文明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理念的新发展,是生态建设的新目标。其路径选择可以有:从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转向知识资源的科学增值;从粗放型生产方式转向集约型生产方式;从“单向索取”转向人与自然合理的“物质交换”;从环境“修补”转向“生态善治”;从自然的“主人”转为自然的“朋友”。

[关键词]生态文明;路径;环境;资源

[中图分类号]C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3-0061-02

中共十七大报告把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提到了发展战略的高度,要求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使中国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建设生态文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任务,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理念的新发展,是生态建设的新目标,它要求有一条符合实际的路径选择。

一、从环境“修补”转向“生态善治”

1.环境“修补”于生态保护裨益不大。环境修补是生态保护中的常见现象,其不足主要有以下表现。一是“运动式的治理”。采取“救火式”的做法,出了问题,就抓一阵,然后束之高阁。这是一种短视行为和一阵风的做法。结果是劳民伤财,环境没有改善,问题却不断反弹。更可怕的是,在人们的思想上形成麻痹心理,涣散人们治理环境的意志。目前比较明显的是黄淮流域污染整治,每当检查的时候,河水清了一阵。过不了太久,又恢复旧观,甚至甚于以前。有人说:污染在水里,根子在岸上。这话是有些道理的。二是“应付型”治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通盘打算,没有长远规划。为了今天的计划,可以伐掉大片林木;为了明天的工程,又不惜破坏大片的良田;为了今天的政绩,可以“移山填海”;为了眼前的实惠,哪管以后洪水滔天。出了问题,便开始修修补补,做个样子,应付了事,给人一种治理的姿态,喊的很响,落的很空,有时甚至连计划的影子都找不到。三是歧视性整治或片面保护型整治。这种做法主要是由一些地方政府的错误发展观念造成的,当治理环境与本地利益一致时,就表现的很积极;当治理环境与本地利益抵触时,便显得很消极。这种局部利益观念和地方保护行为是环境治理的障碍。应对上述现象,必须端正思想,从局部调整转向全面生态善治。

2.生态善治是应时之举。实现良性治理,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又好又快。在“好”与“快”之间,要有一个兼顾,两者不能偏废。《吕氏春秋・长利》说:“利虽倍数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我们保护自然资源时,要着眼于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不能因为追求发展速度而忽视环境保护,也不能因为要保护环境而在发展上无所作为。要把握一个尺度,使“快”服从于“好”,坚持“好”中求“快”。为此,要做到“三个符合”。一是符合节约资源的要求。生态善治要求有效利用资源,以有限的资源实现效益的最大化。我们党提出的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实现生态善治的重要举措。建设节约型社会关系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充分考虑资源的承受能力和接续能力,在合理增加资源的有效供给的同时,努力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缓解资源硬约束。二是符合多元主体参与的要求。环境保护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活动,包括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社会中介机构、民间组织、公民个体以及企业等。生态文明的构建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可以有国内机构,也可以有国外机构。这个过程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的过程。三是符合良性互动的要求。生态善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多元主体在追求公共利益过程中,达到“共赢”效果。生态善治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动态过程,它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维持在生态可承载的能力之内;生态善治也是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过程,可以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资源的管理和利用;生态治理的良性互动机制,建立在市场原则、社会公正、公共利益和认同的基础之上,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向度的。四是符合民主管理的要求。生态善治是以民主为基础的,民主是生态治理的前提。生态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是个体、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多向互动。生态治理中,要让民众和社群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态命运和社会命运,让民众有权探寻一种对环境和社会负责任的生活方式。

二、从自然的“主人”转为自然的“朋友”

1.确立“人与自然和解”的生态文化。环境问题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阶段,必须客观看待。“人用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人类生产活动,它不仅已经摆脱一切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单纯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会为转移,超乎一切社会之上,并且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是还没有社会化的人和已经有某种社会规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1]这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存在着“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同样存在着产生环境问题的根源,“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2]人类要实现同自然的“和解”,必须合理地“支配和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样的生态文化理念,必须长期地牢固地确立。《人类环境宣言》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我们在决定在世界各地的行动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地考虑它们对环境产生的影响。由于无知或不经心,我们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幸福所依靠的地球环境造成巨大的无法挽回的损害。反之,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和采取比较明智的行动,我们就可能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在一个比较符合人类需要和希望的环境中过着较好的生活。……为了在自然界里取得自由,人类必须利用知识在同自然界合作的情况下建设一个较好的环境。”[3]

三、从“单向索取”转向人与自然合理的“物质交换”

马克思将人类的生产活动描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他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包括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然后把它们加工成为人类所需要的产品的过程,也包括将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以及产品使用消费之后的残骸释放到大自然之中的过程。“物质变换”的合理程度反映着人对资源利用的合理程度。在今天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得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论是规模还是程度,都达到了地球的承载极限,这种情况,迫切要求合理的控制和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如果人类能够如马克思所说,“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那么,各种环境问题也就可以得到根本的解决了。

要实现人与自然合理的“物质交换”,首要的和基本的理念是走资源节约型道路。做到“三个消除”、“四个建立”。“三个消除”:一是消除政府部门领导层盲目决策、不按规律决策造成的巨大浪费。杜绝“三边项目”,即“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结果是“边建、边拆、边改”,浪费了人力,浪费了财力,浪费了时间。二是消除和形式主义造成的浪费。、形式主义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大敌,只要“两个主义”的存在,合理的“物质转换”就是一句空话。三是消除挥霍型浪费。有些政府官员利用职权公款消费,造成巨大的浪费。据统计,每年公款吃喝高达3000多亿元。主要表现为“庆贺型”吃喝、“会议型”吃喝、“交往型”吃喝、“旅游型”吃喝等。这些现象和行为,严重干扰和阻碍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步伐。“四个建立”:一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体系。财政不应当用于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和建设,而是重点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上。要加强对财政支出的审计和监管,提高成本意识,杜绝奢侈浮华的消费之风。二是建立和培育中国特色的对土地、矿产资源的市场价格机制,使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按照节约型的要求,对稀缺资源的价格征收资源税,以约束民间的微观经济成本。三是建立市场主导的银行制度和证券市场制度,以保证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基本条件。四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化的汇率机制。在我国汇率被低估的情况下,大量浪费资源的产品被廉价出口,相当于廉价出口我国的稀缺资源。因此政府要逐步调整汇率,形成市场化的汇率机制,为加快节约型政府建设创造条件。

四、从粗放型生产方式转向集约型生产方式

目前,我国资源利用的特点是:(1)产值能耗较高。其单位产值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美国的2.1倍,印度的1.65倍。(2)污染排放强度大。其单位GDP氮氧化物是日本的27.7倍,德国的16.6倍,美国的6.1倍;其单位GDP氧化硫排放量是日本的68.7倍,德国的26.4倍,美国的6.0倍。[6](3)污染面积大。由于我国人口多,多数地方又都适宜人动,几乎全国个人都留下了人们获得的痕迹,都或轻或重地存在着污染和浪费现象。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变“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为“三低一高”(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要实现这个根本的转变,建立节约型的增长方式,必须实现“四个替代”。

1.在需求结构上,由消费和投资、内需和外需共同拉动增长的方式替代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的方式。实现这个替代,要通过一系列政府的政策,促进增长方式和需求结构的转变。通过鼓励节能节水产品的税收政策、鼓励发展节能省地型建筑的经济政策、鼓励低油耗小排量车辆的财税政策,以及调整高能耗产品进出口政策等一系列有利于资源节约的政策,促进需求结构转变。

2.在产业结构上,由工业、服务业和农业共同带动增长的方式替代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增长的方式。进一步加强规划指导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明确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产业项目,促进资源节约型产业项目发展,淘汰技术水平低、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积极采取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并带动农业发展。

3.在要素投入上,用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支撑的增长方式替代由更多地依靠资金和自然资源支持的增长方式。加快建立能源资源技术支持体系,加大国家对能源资源技术开发资金和人力投入;加紧研究开发影响未来能源资源发展方向的重大技术,集中力量研究开发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依靠科技进步和人才力量增强能源资源节约能力。

4.在资源利用方式上,由“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替代“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项式直线过程。要使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建立在经济结构优化、科技含量增加、质量效益提高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8)[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3]董云虎、刘武萍.世界人权约法总览[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M].北京:人民出版,1974.

[6]解振华.关于生态与可持续发展[J].中共中央党校报告选.2004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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