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之“礼”对“周礼”的修正

摘要：“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之一。《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毕生追求恢复周礼，然而，礼崩乐坏下的周礼，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孔子为“周礼”赋予了新的内涵。孔子之“礼”对“周礼”的修正，主要在于其核心内涵的转变，即由“德”转而为“仁”。

关键词：周礼;德;仁;礼

孔子政治思想体系中的“礼”，是孔子为社会和人们所确立的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和行为规范。然“礼”源于何处？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①《论语・为政》这段话似乎解释了三代之“礼”的连续性。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载：“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丰。”由此可以推断，“礼”原指一种祭神的仪式。而随着原始社会、政治形态的发展，“礼”的原始宗教逐渐淡化，由政权形式赋予其的政治逐渐加强，从而转化为一种内容繁多，涉及社会行为各个方面的行为规范。此时的“礼”不仅明确、严格地规定了上下等级、尊卑长幼之间的秩序，甚至对全社会成员都具有极大的强制力和约束力。

一、“礼”的起源

“礼”是统治阶层的贵族依靠地位优势，有意识地制定出的一套有别于庶人的行为规范体系。其最初的范畴，只是针对祭祀活动的规定，使统治阶层获得祭祀的垄断权，排斥庶人的参予。后来礼的范围逐步扩大，渗透到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并形成封闭的体系，所谓“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即是明证。与“礼”同时存在的是庶人们的行为规范体系。它适合于民间，保留着很多原始状态下的生活样式，尚未越出“俗”的范围。从发生学角度来看，俗在礼先，礼源于俗。“礼”，最早发现于殷商时代的卜辞中。此时的“礼”，具有浓厚的宗教彩色，更类似于原始宗教中祈求福祉，沟通天神的仪式。正如王国维所言，礼的初始含义，就是指一种宗教色彩浓郁的祭祀上帝和各种神灵的仪式。人们通过此种仪式，表达对神的敬意，祈求得到神的恩赐和保护。“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②记载的就是此种涵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礼就是事神致福的意思。因而，礼就是进行一种祭祀活动，这与殷商统治者“君权神授”思想密切相关。但是，殷人行礼区别于原始部落，原始宗教的祈福仪式，礼是在重离“绝地天通”之后，祭祀权利的象征。可以说，以礼的出现为标志，使得祭祀活动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行为，由原始的人类群体心理的直接流露，转变为人类有意识的精神活动;由原始的、形式多样的、多元化行为模式，转变为有明确象征物和固定模式的系统行为规范;由大众化的习俗转变为由专业人员（巫史）在专门的地方（宗庙社稷）进行的，主要为了体现统治者合法性的活动。

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和统治国家的需要，殷商时期已经出现“礼治”倾向，即礼越出了日常生活行为模式和祭祀庆典仪式的范围，具有了政治法律制度的意义。此时的“礼”不只是贵族们用于炫耀身份、地位的手段，更成为了统治国家的工具。“礼，国之干也”③。与之相应，“礼”自身的内涵也日益丰富起来。尤其是“礼治”的内涵方面，提出了“德治”的要求，用德作为“礼治”现实可行性的支撑。德、礼的作用虽有不同，但相辅相成。可见，殷礼似乎保留着氏族公社时期，部落联盟首领身先士卒、体恤民众的遗风，较为注重礼的内外统一。礼俗分化的消极作用似乎也还处在萌芽时期，这一作用到了周朝时才明显凸现。

二、以“德”为核心的“周礼”

礼乐从宗教领域发展为整套的“礼”的秩序，我们通常把这一历程看作是从“天道”向“人道”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周公制礼作乐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上文中已经提到，德治与礼治乃是相辅相成，然而周公则可能是对“德”的思想加以系统化和普遍化的政治家。周公制周礼，将乐配之于礼，形成完善的礼乐制度，并且此制度的核心则为“德”。《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通过太史克之口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解释，“则以观德”其含义即是“以礼则观人之德”。④同样的，《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赵衰语：“礼乐，德之则也。”礼则与德的关系，在这一句话中解释得非常清楚。这些记载都明确的表明，周礼是以“德”为其核心观念，礼乐制度有了精神上的灵魂，而非空洞无物的形式。杨向奎说：“周公对于礼的加工改造，在于以德行说礼。”⑤

《周书・召诰》载，周公一再告诫成王，“不可以不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并且用夏商两朝的因为“不敬厥德”而失去“天命”的例子，向成王阐述一个新的观念：王朝必须依靠自己在人事方面不断努力，积累“德行”，才能继续保持已经得到的“天命”，切不可像前代那样，以为天命在手，就可以高枕无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德行”也是上天赋予的，是指统治阶层的良好行动或者正确的政治行为，导致一个被“天”所认可的秩序出现。周公以德行说礼，并将重点放在人事方面，但德作为一种精神动力，还是来源于天。⑥

当然，这样的“敬天保民”的思想，也是有其发生的社会背景。周人通过几十年的翦商战争，最终翦灭殷商，获得统治权。但新兴政权的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周人在很多方面还是承袭了殷商的思想，譬如“天”的观念。大盂鼎铭文记载：“丕显文王，受天有（佑）大命”。《周书・康诰》载：“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类似的文字还可以见于《周书》中的《召诰》《梓材》。周人三番四次这样宣示，就是要告诉人民，他们取代殷的统治，是获得了上天的庇佑，也是上天的意志，是顺应上帝的命令来执行管理。然而，周人并非如殷人一样对上天深信不疑，相反，他们对上天也是存有怀疑的。《周书・大诰》载：“天非忱，而时罔敢易法。”《康诰》亦载：“天畏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乃其V民。”《君]》更是直言：“天不可信”。周人获得政权之后，总结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他们深深体会到：如此笃信上天的殷商政权，依然不能始终保有天命，如今也落得被人奴役的下场。可见天命并非不变的，上天也是不可靠的。当然，这样的言论只能对自家人说。于是，周人在此种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备礼制，并将已有的“德”的内涵愈加丰富，形成对外宣扬“天命”，对内恪守礼乐，“尽人事”的统治原则。但其核心目的还是能够使周王朝的“天命”能够得以延续。

总结地说，就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周书・泰誓》）：“天”将“命”赋予一个王朝，并非不会改变的，相反，“天”会时时关注着“民”，而是需要王朝统治者不断的努力建立一个使民满意的“礼”的统治秩序。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王朝必须做到“敬德”，来继续保有“天命”。否则正如《召诰》所言：“惟不敬厥德，乃早堕厥命”。我们可以看到，周初“德”的观念的流行，“天道”向“人道”方面移动，是礼乐史上一个划时代变化。其具体的后果之一就是，礼乐从早期的事神、礼神的媒介到春秋时期已经扩大为一套“人道”的秩序。⑦然而，德的观念，在漫长的西周时代，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由最初来源于上天的“德”，逐渐成为具体化为世俗的道德。“天德”向“人德”的逐渐下移，笔者认为也是导致“礼崩乐坏”的一个方面。

三、由“德”转而为“仁”

孔子生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因此，孔子终其一生都在用实践反对当时诸侯对礼乐的僭越。但另一方面，在孔子高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时候，孔子也在不断追问：礼乐的本质是什么？孔子追问的不是有关礼乐的技术性问题，而是根本性的大问题。《论语・八佾》：“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威。’”孔子不断追求礼之本也，而最终归宿到了“仁”。这也是孔子礼制思想在哲学上的突破。在孔子那里，仁、礼是一个事物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礼以仁为价值依据，仁以礼为外在表现形式;仁是礼的内在本质，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孔子关于仁与礼的关系的讨论首先表现在：“仁而不仁，如礼何？仁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如果离开了仁爱之心，礼就会成为单纯的“钟鼓”、“玉帛”之类的虚文。即是：“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所以，杨伯峻先生说：“孔子认为礼乐不在形式，不在器物，而在于其本质。其本质就是仁。没有仁，也就没有真的礼乐。春秋以及春秋以上的时代，没有仁的礼乐，不过徒然有其仪节和器物罢了。”⑧

《论语》又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说，人的视、听、言、动如果合乎礼，那就是做到了仁。居处、执事、待人接物都要合乎礼，这也是为仁的基本要求。这里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也似乎更符合哲学突破的要求，充分强调了人对实践“仁”而达到“礼”的主观作用。这才是真正为遵守礼制赋予了精神的原动力，由周礼源自于上天的“德”，向内在超越的“仁”的转变，使得人成为了脱胎于天，而能够对具体事务具有了主观能动性的思考能力。从而“礼”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礼的宗教性色彩至此才可以说被哲学色彩所取代，基本转化为了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仁―礼思想从而成为孔子政治思想中最基本最稳定的思想形态，它们共同构成了孔子仁学思想体系的最基本的伦理政治架构模式，进而构成了中国的伦理观、政治观和世界观三者合一而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模式。

结论

孔子对周礼的修正，就在于为周礼赋予了适应于时代要求的新的内涵，由于春秋晚期的历史情况与西周初年已经完全不同，孔子不得不从以王朝“天命”为终极关怀的传统中另辟蹊径，找到一个个人本位的“仁礼”。孔子对周礼在制度上进行了大胆变革，从人性、人伦自身及宗法制存在的根基上来说明现存社会制度的合理必然性，因此，只有回归到人类最本质最原始的自然情感中，回归到以血缘关系为最基础、最质朴的亲情关系中，以寻找潜存于人类原始基因中的道德因子，从人性内部深处挖掘符合人性的道德原则，作为解决所有矛盾冲突的唯一办法，这就是孔子援仁入礼、以仁释礼的新的诠释方法。（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解：

①《论语・为政》

②《礼记・表记》

③《左传・僖公十一年》

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台北・洪叶，修订本1993，页634。

⑤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333。

⑥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出版社2014年版，页95。

⑦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出版社2014年版，页103。

⑧杨伯峻：《试论孔子》，《东岳论丛》1980年第2期，页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