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与载体意义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8-0319-01

摘要：儒家思想使中国封建社会“礼义之邦”的文明特征凸现，使儒学具有一种自我超越自我更新的精神价值，这在当前社会呼唤诚信、道义、公正的时候，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所包含的精神价值及哲学遗产，仍值得我们反思研究并揭示。

关键词：儒教 现实意义 载体意义

儒家天人合一本体学说，将封建道德伦理范畴上升为最高的“道”与“理”。从世界哲学史与思想史的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独特的理性形式。它的思辩意义在于杜绝了世界各古老文明所共通的最高本体的人格化形式在中国的发展，使中国传统思想始终处于世俗与入世的形式，使中国人在几千年来始终保持一种完整的对道德的理性认识，亦即一些学者所称之的“民族集体理性”。同时，人们对民族、国家、社会的认同，基本上是持一种以文化价值认同的积极入世的“中和”态度而非传统宗教人格模式的狂热崇拜。因为儒家道德本体论范畴中所涵育的“中和”“中庸”，以及“温良恭俭让”的认知方式及行为态度，让人们始终保持了一种温和的行事方式及价值认同，从而避免了中世纪以人格化偶象崇拜为中介带来的一些情绪化的东西。

儒学具有一种自我超越的精神价值。儒学道德论强调对“善”的主动欲求。这种自我内蕴的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对“善”的积极追求，使儒学具有一种自我超越的精神价值。自孔孟开始，儒学就主张对社会、人生的理想主义即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追求、探索，并把超越人生自我，实现以“德”为内涵的人生价值作为人生命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使儒学不仅具有自我更新的调节与开放机制，也使士人具有一种对国家、民族人文关怀的情怀。张载重塑儒学伦常，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后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的豪情壮志，范仲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儒学士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情怀，应当说都是在道德律令、范式之下的一种对理想社会和圣贤人格的追索。这种自我超越精神，使儒学历经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动荡、大变动、大分裂的年代而继往如新，通过升华道德规范来促使人们去遵循道德，完善主观世界，超越自我，在儒学家看来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儒学道德论主张“中和”的天人合一论，将“天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作为自然的伦理法则，使中国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上保持着一种和谐、协调的关系。儒学道德论，不仅将社会，亦将自然之道即自然规律看成是一种“圣人化之”，“功德参合”的伦理法则，将天地自身的“体仁行义”看作“生生不已”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以籍此获得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涵上的一致性。这种本体论思想，使人们对自然采取了一种中庸、随和乃至妥协的态度。自然界在人们认识中不是作为社会的对立物与征服的对象，而是作为人们对社会改造和自身修养及超越的一种伦理律令的参照物。所谓“格物致知”，“致知在格物”，则是“穷极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是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关联的三纲领、八条目，是人间治道的参照系。因此，人类社会“善”的属性至自然界就成为“生”的寄托。人与自然的这种情怀，使自然多了拟人化的面貌。中国的士子常常在天人合一的意蕴中去体味自然、宇宙所内含的“道”，从自然山水中去观赏宇宙的道德律令与伦理法则，由此人和自然在一个同化的进程中发展其谐和的关系。儒学这一法则，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则是“文以载道，艺以载道，书以载道，乐以载道。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含蓄、内蕴、回味的艺术理论与审美理念，也构成人和自然的妙合关系。这种理论在与当前地球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尤其有着现实意义。

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学说, 它兼容并包、与时俱进,最全面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载体,各式各样的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儒学在中国文化思想中的载体性主要分三个层次: 一是和官方意识形态相关的政治载体; 二是与文学艺术联系密切的个体精神载体; 三是从宋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新哲学载体。

儒学与官方思想联合在一起,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利器，这一作用不在于儒学思想本身, 而在于它可以承载统治者的各种思想, 从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理论派”, 到公孙弘、张汤的“实战派”, 都可以在儒学中找到位置。这种做法正确与否此处不论,但它在中国文化思想上的重要地位却是不可质疑的。儒学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他给统治者提供了行动的指南, 而在于它使统治者的做法合理化,既不违犯“祖宗家法”，又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大众得到合理的“解释”,“顺理成章”地接受统治者的行为, 上下一心,社会在一定层次上保持住和谐稳定的状态, 这并非“无一利”的事情。儒学对政治有包庇粉饰之嫌, 但其作为载体的积极作用, 是不可忽视的。

个性精神的载体主要表现在个体知识分子身上, 常常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成为后进者学习的榜样。于此, 儒学的载体不再为封建统治者服务, 而是正直知识分子灵魂的花园,让他在茫茫雾海中, 看到一盏灯光,照亮濒临绝望的心灵。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学家身上有集中体现。在儒学的继承人眼中, 儒学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的敲门砖, 更是灵魂的导师、精神的依托、道德与行为的理论依据。儒学深入到知识分子阶层的内心深处,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认可。知识分子是影响文化的中坚力量, 是文化的传播者,在加上统治者的鼎力相助, 儒学文化被播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成为公认的准则。

儒家思想成了有着固定内核的综合体，除了不可动摇支柱性的理念, 其承载的东西是可以因人而定、依时而变的。宽容而又不失原则, 可见儒学思维系统的开放性和稳定性。从物质形式上看, 能够较为直接反应孔子思想的著作为《论语》、《春秋》,再者便是散见于《左传》等著作中。《论语》为孔门后人整理而成, 其中没有孔子对某一个问题集中论述,所有的观点均是点到即止。《春秋》只是提纲性的点拨,所谓“微言大义”, 之中的深意要靠读者体味。这就说明,儒学思想从流传开始, 便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特征的集成体, 给了后人极大的思维自由, 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其进行诠释。

儒家思想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它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 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李景林.儒学关联于民众生活的现实载体[J].河北学刊,2004(6):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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