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柏案件始末

在我国香港地区战后发展史上，廉政公署（简称廉署）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廉政公署在香港家喻户晓，获得了98％的民意支持，市民以加入廉政公署工作为荣。而这一机构的成立，竟是由香港总警司葛柏的潜逃引起的。

战后初期，香港警察系统腐败严重

二战之后，香港经济进入了腾飞阶段。1973 年，中国大陆还处于的动乱时期，而地处珠江出海口的香港，作为东亚四小龙之一，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政府官员的。香港从开埠以来就在英国殖民当局的统治之下，在经济起飞之前，香港经济主要是依靠自由港地位从事转口，经济规模不大，官员的贪污和腐败问题不是很严重。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香港的制造业迅速发展，成为亚洲主要的轻工业生产和出口地区，财富的迅速增加和积累，官场特别是警察、海关、出入境管理、消防等部门的内部缺乏约束和惩治机制，官员受贿、贪污的腐败情况愈演愈烈，市民为了维持生计及快速取得应有的服务，只好被迫用“走后门”的方式。在当时，“茶钱”、“黑钱”、“派鬼”等各种代替贿赂的名堂层出不穷，成为香港社会见怪不怪的现象。警察尤其是各级警官普遍收受贿赂，民众到警察机关办事都要送红包，成为香港社会的一种潜规则。当时受贿的警务人员包娼包赌，贩毒样样来，造成社会秩序失序，市民苦不堪言，对此意见很大。

当时香港地区腐败的重灾区有两个部分，即执法团队和服务业。救护人员向病人索取“茶钱”，否则连开水和便盆都得不到；消防队员救火要收“开喉费”，否则宁愿看着大火燃烧。在执法团队中，整个警察队伍几乎全军覆没，难以找到一个不腐败的警员。而警察腐败到底严重到了何种程度，没有人能够准确地估计。一个名叫韩德的警司，他于1954年进入警察行列至1973年因腐败而入狱，从事警察生涯19年共攫取非法财产500万港元。他在入狱时面对记者却显得十分坦然，说：“我只是运气不好，碰到点子上了。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非常自然的一件事。”他还同时表示，这种情形在香港警察队伍中是自上而下的人人如此，谁都不觉得这是在犯罪。如果说这些人是罪犯的话，不可能将整个香港警察一窝端吧。

香港市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对港英当局的腐败十分不满，各种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当时正值海外“保钓”运动兴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激荡，英国殖民统治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他们对港英政府的腐败十分不满，各种抗议此起彼伏，对港英当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港英政府于是将社会对殖民统治的不满，用反腐的方式加以转移。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爆发了一个在香港法制史乃至香港政治史上留下了重重一笔的“葛柏案”。

香港英籍总警司葛柏的秘密潜逃，在香港社会引起轩然大波

葛柏（Peter Fitzroy Godber，1922年4月7日－），香港英籍警察，技术职务为总警司，行政职务为九龙区副总指挥官，是九龙区警方的三号人物。香港警察分为警员、警督和警司三个级别，警员又分警员、高级警员和警长三个级别；警督则分见习督察、督察、高级督察三级；再高一级便是警司，分为警司、高级警司和总警司。如果和中国内地的警衔制进行对比，香港总警司则相当于内地的一级警监，相当于公安厅长一级。

葛柏1946年参加警察，在英国哈斯丁斯郡自治市警察队当警员。1952年8月出任皇家香港警察队见习副督察，1971年12月1日调任九龙区副总指挥，1968年至1972年获得殖民地警察服务奖及英女皇警察服务勋章。葛柏从事警察工作22年间，数次立下战功，因为又是英国人，受到过英国女王的嘉奖，他的身份地位，也就显得极其特殊。

葛柏案早在I971年便已经显露出来。当时是因为加拿大有关部门对于一笔存在加拿大某银行的存款产生怀疑。这笔存款为1.2万加元，户名是“卓柏”，户主身份是外交官。加拿大同属于英联邦国家，当加拿大有关方面得知这个“卓柏”实际是香港警察时，对这笔存款的来路产生了怀疑，便通过英联邦内部途径将此事通报给香港。香港警务处长（香港警察机构的最高负责人）得知此消息后，将案件交给警署下属的反贪污室。由于葛柏在香港的关系盘根错节，所以警方开始调查时，他立即得到了消息，采取了很多反侦查手段。为了逃避惩罚，葛柏想出一个逃避的办法――提前退休，于是以太太健康欠佳及自己体力衰退为由申请退休。香港警务处也意识到，只要葛柏退出警界，专案组的阻力会减小，破案的可能增大，因此批准他于1973年7月退休。

因为葛柏退休在即，专案组只好请示警务处长，申请葛柏暂时停职接受进一步调查，并在律政司的建议下，首次引用当时的《防止贿赂条例》第十条，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内解释其财富来源。申请批准当天，专案组对葛柏的寓所以及汽车进行搜查，结果在其汽车以及寓所内搜出三本账册以及一批与财富有关的文件。

专案组怀疑那三本账册便是葛柏受贿的记录。这三本账册总共有200多页，显示葛柏受贿的范围遍及香港、九龙、新界各区及离岛，向他的行贿的行业包括了歌厅、妓院、麻将学校、鸦片烟档等各种黄赌毒馆所。葛柏受贿所得，至少不少于430万港元。这个数字令所有的办案人员惊呆了。在上世纪70年代，拥有如此巨额财富者，在香港也算是富翁了。专案组经请示后决定，在一星期届满时，要求葛柏对全部财产来源进行解答，如若他不能提供合法来源，将当场逮捕他。

葛柏对警方的处理程序十分熟悉，他明白自己如果继续待在香港，肯定只有束手待擒，惟一的出路只有外逃。目前他还没有正式离职，仍然是总警司，手中握有一张警务人员机场禁止区通行证。1973年6月8日，葛柏通过关系买到一张香港前往新加坡的机票，轻易绕过了入境关卡，成功地登上了飞机，经新加坡转赴英国。踏上英国的土地后，葛柏长出了一口气，认定自己是彻底地安全了。

《百里渠报告》与廉政公署的成立

葛柏在最后时刻逃跑的消息立即被媒体侦知，消息迅速出现在香港的一些大报上。当葛柏利用职务之便受贿超过430万元的消息被报界捅出之后，香港市民愤怒了。

香港大学生开始上街游行，他们打出了“反贪污、捉葛柏”的大幅标语。此举又深受市民们欢迎，游行运动迅速由学校走向社会。港英政府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本人。如果不能迅速平息这场动荡，那么，英国政府将会对他的能力表示怀疑。面对巨大压力，麦理浩爵士不得不考虑有所行动。麦理浩下达了一道手令，委任香港高级副按察司（相当于内地的副检察长）百里渠爵士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的原因以及检讨当时的反贪工作。百里渠对于警察系统所存在的问题其实是清楚的，对于葛柏案的相关情况也有所了解，他们便提出了一个调查报告，被称为《百里渠报告》。在这份报告书中，百里渠反复强调，葛柏案早在两年前便已经立案。但长期以来，均没有太大进展，一个关键原因，便是反贪室隶属于警察部门，根本无法独立侦查，时时受到各方的掣肘。这种掣肘有些甚至并非来自葛柏，而是来自警察内部。百里渠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反贪部门存在于警察机构内部的利弊，因此建议建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并且实施更为严厉的反贪污法。1973年10月17日，麦理浩又在立法局会议上宣布，将严厉查究贪污者的责任，并且提请立法局同意建立一个专责独立的肃贪机构。

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依据《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宣告成立，其英文名称为ICAC（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直译为“反贪污独立调查机构”。廉政公署的经费由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及布政司（现政务司）审核。《廉署条例》规定：“廉政专员直接向港督负责，除港督外，廉政专员不得受其他任何人士的指挥和管辖。”廉政公署建立后，有关葛柏的档案迅速从警务处反贪室转至了廉政公署。葛柏的最终落网，为廉政公署树立了声誉。

廉政公署根据“调查、预防和教育”三大任务设置部门，分别为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及社区关系处。执行处是廉政公署中最大的机构，专职负责反贪案件的举报、调查等任务，人员编制共有约900人，执行处的首长由副廉政专员兼任，下设有两个处长，分别掌管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的案件调查，两个部门下面，又各分有两个调查科。另设有一个直属执行处首长的技术支援部，主管负责案件调查的技术性支持。

防止贪污处主要职责是设计贪污预防方案，及时发现和堵塞贪污漏洞，只有约60人的编制，每个成员在某方面均是专家，对于贪污行为可能出现在某些方面，有着极高的敏感度。社区关系处主要职责是进行反贪宣传，下属两个科，一科负责管理及策略组、教育及宣传组和新闻组等；二科则负责内地宣传联络及下辖八个分区办事处的工作，有200多个职位。为了防治廉政公署也像警察一样腐败起来，香港政府又在廉政公署之外设立了四个监督机构：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社区关系市民咨询委员会。这四个委员会独立于廉政公署之外，由政府相关人员以及民间人员组成，其中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负责对整个廉政公署进行监察，另外三个委员会分别对行动处、防止贪污处以及社区关系处进行监察。

廉政公署成立后，凭借其独立地位和特别调查权迅速介入对警队贪污的调查，并以“葛柏案”等为突破口，成功阻止了贪污快车的疯狂行进。有两句关于香港廉署的名言很盛行，一是“香港胜在有ICAC（廉政公署）”，这一句口号经常出现在香港电视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二是“廉署请喝咖啡”，这是行话，挨上的人心惊胆战。当被请到廉政公署盘问，被盘问者会享受到喝廉价咖啡的待遇。因为漫长的盘问中，唯一能暖身提神的只有一杯接一杯的咖啡。“廉署请喝咖啡”后来能够成为象征性的话语，是因为有严格的规定：未经廉政公署批准，任何被调查者如果透露调查内容，即属刑事罪行。所以从廉政公署出来的受查者被问及情况，只能回答一句话：“廉署请喝咖啡。”“廉署请你喝咖啡”这句话在香港尽人皆知，令香港官员、警察和商人闻之色变。这当然不是因为廉政公署的咖啡特别难喝，而是意指被邀者已列入廉署的调查名单了。

押解葛柏回港受审的过程惊险刺激，如同一场好莱坞大片

廉政公署建立之后，经办的第一个案件，便是“葛柏案”。也可以说，正是“葛柏案”催生了香港廉政公署。廉政公署建立后，有关葛柏的档案，迅速从警务处反贪室转至了廉政公署。葛柏已经逃回英国，虽然香港同在英国政府的领导下，可英国并没有“财政状况与官职收入不相符”这样的控罪，因此也就不必就这部分不相符的收入提出答辩，更没有可能因此而判刑。因此，就目前所掌握的证据，廉政公署根本不可能要求英国同意引渡葛柏回香港受审。要将葛柏引渡，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找到他在香港犯罪并且能被英国法律认同的犯罪证据。要做到这一点，廉政公署必须重新进行调查取证，并且一定要找到证据。廉政公署派出多名高级官员，包括廉署首任执行处处长彭定国、副执行处处长夏烈联同两位助理处长及数名高级调查人员组成核心调查小组，根据警方先前找到的蛛丝马迹，积极寻找破案线索。

核心调查小组展开了艰苦的调查工作，可惜物证虽有，却苦无人证。当时曾参与“捉拿葛柏”的成员、现任廉政公署总调查主任黄国梁回忆说：“我们手上已有很多证物说明葛柏拥有大量难以解释来源的财富，只可惜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指证葛柏。或许是当时市民的观念仍十分保守，他们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而同时对于新成立的廉署也缺乏足够信心。但我们相信时间以及我们的表现必能令我们争取到公众的信任。”

为了找到葛柏犯罪的人证，廉政公署费尽心机，进行了好几个月。一名服刑犯人韩德通过特殊渠道向廉政公署表示，他愿意提供葛柏贪污的重要罪证。廉政公署迅速对此人的情况进行了一番了解，韩德也是外籍人士，入狱前也是香港皇家警察成员，职衔是警司，比葛柏低两级，入狱原因是因为贪污案。据韩德交代，湾仔警署的一名华籍警司曾经向葛柏提供过2.5万港元的贿款，以取得湾仔警司的“肥缺”。韩德当时在现场，是这场贿赂交易的目击证人。掌握了一些相应的证据之后，廉政公署拘捕了这名华籍警司郑汉权，将他请进廉政公署喝咖啡。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郑汉权终于表示愿意和廉政公署合作，出庭作证。廉政公署相关人员心里十分清楚，葛柏案涉及金额高达430余万，而这名证人仅能证明葛柏收取了2.5万港元的贿赂，两者之间差距甚大。廉政公署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调查取证，二是以此向英国当局交涉，将葛柏引渡回香港受审。

经过反复权衡，廉政公署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引渡葛柏，只要能够将他定罪，就是最大胜利。在这种主导思想支配下，香港方面向英国提出引渡葛柏的要求。在引渡审讯时，葛柏百般抵赖，否认一切控罪。但廉政公署方面有两名证人以及大量物证，伦敦法庭方面也认为铁证如山。经过长达八个月的庭审，英国法官最终裁定同意将葛柏押回香港受审。这一消息传来后，廉政公署工作人员和整个香港市民，无不欢欣鼓舞。在葛柏逃离香港一年半之久后，1975年1月7日，廉政公署终于在高度严密的保安下，将其押解返港。

这次的押解过程，其惊险刺激程度，如同一场好莱坞大片。载着葛柏回港的客机尚未降落在启德机场，逾百名中外记者早已在各有利据点等候多时，为了捕捉葛柏抵港的一刻，记者分别守在机场各主要出入口和廉政公署的汽车附近。正当记者们巴望着葛柏数分钟内出现时，停机坪那边却突然响起了直升机的螺旋桨声。葛柏已被押上直升机，又一次“逃”离机场了。黄国梁忆述当年的特别任务时说：“葛柏案如此轰动，我们预计机场必会聚集大批记者及市民，为免人多造成混乱及妨碍保安，我们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他们一方面安排了两辆汽车停泊在机场接机闸口附近，假装接机，转移视线。另一方面，在葛柏乘搭的航机降落位置附近早已安排了一部直升机，待葛柏在航机内办妥入境手续后，便把他秘密押上直升机转送到中央裁判署。为掩人耳目，他们弃用了政府车辆，在事前征用了一名调查员亲友的车，这辆名贵轿车全港仅有几辆。而为免葛柏被记者摄入镜头，更在车窗上贴上玻璃纸。此外，还租借了两辆汽车作护航。

既打苍蝇，也打老虎：廉政公署给香港市民的信心

1975年2月17日，葛柏被押回40天之后，香港维多利亚法院开庭审讯此案。当时港英政府更首次从英国聘请优秀的检察官来港出任此案的检控官，反映了港英政府对此案的重视和打击贪污的决心。港英政府清楚，这一案件实在太敏感了，主审法官如果是一名英籍人士，不论审判结果如何，都可能引发港人的更大情绪。相反，由一名华籍法官主审，港英政府回旋的余地便要大得多，因而选择了由华籍出身的香港最高法院大法官杨铁梁来主审。

审理葛柏案，对于杨铁梁来说并不轻松。据杨铁梁后来回忆：“开审不久，我收到第一封匿名信，内容写在信封面，语带恐吓成份，要求我一定要重判葛柏，否则对我不利。”在审讯葛柏期间，杨铁梁接连收到匿名恐吓信。这些匿名信指葛柏取走了中国人很多钱，杨铁梁身为炎黄子孙，必须将葛柏判重刑。杨铁梁认为，这些信件正反映出市民对贪污者深恶痛觉、必除之而后快的心情。不过在他来说，理性而公平的审讯十分重要，因此他在庭上宣读了匿名信，直斥写信人藐视法庭，更申明自己不会受此类恐吓影响其判决。在宣判的前一天，杨铁梁又再收到类似的恐吓信，但他依然强硬地重申自己的立场，没有要求保护，或加强保安措施。杨铁梁回忆说，当时本地和外国朋友看了报章的报道，纷纷写信来慰问并称赞他勇敢。其实，他只是想表明自己不会屈服于任何的恐吓，只会根据证据和法例的要求作出公平的裁决。

对杨铁梁而言，处理这桩案件的压力不在恐吓信，反而是舆论的压力。在葛柏案中，因贪污被送上法庭受审的是一名警务处外籍高级警官，引发了香港社会极大的关注和轰动。舆论普遍指葛柏为“大老虎”，要求严惩。杨铁梁明白当时舆论界形成了一种激烈的气氛，并认定葛柏有罪。来势汹汹的舆论给他的压力，可说是他当法官以来最大的一次。杨铁梁说当时他身边的人都为他担心。他说：“有一天，我到礼拜堂聚会，主教亲自走过来说，知道我要审葛柏案，所以要为我好好祈祷。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信徒，得到主教亲自为我祈祷，真有点受宠若惊！”

检控官指控葛柏犯有一项串谋贿赂和一项。经过六天半的审讯，葛柏终被判罪名成立，入狱四年，2.5万港元的贿款悉数充公。葛柏涉嫌贪污430余万港元一事，在法庭上并未受到指控，控方仅仅提出了两项控罪，一项串谋贿赂罪和一项。这两项控罪实际只是同一件事，即是接受了华籍警司郑汉权2.5万港元的贿赂。

为什么430多万不，单单这2.5万港元？这里面涉及一个诉讼操作技巧性问题。廉政公署若是将涉及430多万的相关证据以及涉及2.5 万港元的相关证据一起提出来检控，被告方将会纠缠那430余万的指控，有关那些证据，因为缺乏人证，法庭很难采信。而此时被告若就此提出反控，很可能成功，法庭便只好判处指控无效，从而使得葛柏逃脱法律的制裁。相反，仅仅指控这2.5万港元，因为人证物证俱在，被定罪的可能性极大。廉政公署至少可以获得两大胜利：一是成功地将葛柏定罪，二是将他送进监狱。最终，法庭认定葛柏被指控罪名成立，以两项控罪的最高量刑为五至七年，又考虑葛柏被拘捕后，在伦敦受审期间在监狱中待了一年多，因而判其入狱四年。杨铁梁后来说：“根据案情，葛柏两项控罪的最高刑罚分别是五年及七年。量刑时，须计算葛柏在英国被拘留约一年的刑期在内，所以实际上葛柏被判的刑期颇接近最高刑罚。”

葛柏不服判决，先后上诉至香港最高法院合议庭及英国枢密院（港英统治时期香港的终审法院），均遭驳回。一度在警界叱咤风云的总警司结果锒铛入狱，为自己所作的贪污罪行付出代价。1977年，葛柏刑满出狱，隐居西班牙。

廉政公署将葛柏绳之于法，消除了社会上批评廉政公署“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说法，赢得市民的肯定和信任。杨铁梁指出：“当时来说，一个高级官员，又是外籍官员，做错事，我们已依照法律去做，做到最好，对香港是好的。我们第一次打倒一只‘大老虎’，这是个好的开始，那个信息是：无论中国人、西人、高级的低级的也好，只要是犯了贪污罪的，我们都会捉。现在年长一辈仍记得葛柏案，就表示这件案已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有一个信息：高官贪污也照样捉、照样审。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我们所做的是值得的。因为以前未做过，这是第一件案件，使反贪历史迈进一步。”

尽管如此，仍有人认为葛柏的刑罚太轻。《香港商报》题为《对大贪官太优待了》的评论指出：“昨天，法官判葛柏入狱四年，仅要他吐水二万五千元。其拥有四百三十七万余元的财产则不追究了。我们早已说过，这样的大贪官，仅控告他贪污二万五千元，控罪实在太轻了。韩德自称贪污十八年及贪污了六百万元，也仅控告他的生活水平超过其入息及判入狱一年而已（只坐八月监）。”但就法律意义上说，杨铁梁认为这已经是香港司法史上一次不小的胜利，因为第一次因为贪污罪将一名高官送进了监狱。在香港反贪史上，葛柏案开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先例，也为后来廉政公署卓越而有效的反贪工作，打开了良好的局面。杨铁梁通过主审“葛柏案”及“毒马案”，在香港司法界名声鹊起，被誉为香港司法界的著名“硬汉”。1988年3月，杨铁梁获英国女王委任，接任香港首法官职务，成为香港司法史上首位出任此职的华人。

从葛柏案到1976年，成立不到两年的廉政公署，在警察部队里便挖出了近20个贪污集团，数名警司级警察被捕，数百名各级警员被逮捕或通缉，引发了许多警务人员的不满。1977年10月28日，2000多名警务人员在香港岛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廉政公署权力过大。他们先向警务处长递交了请愿书，随后又向廉政公署总部进发，冲入廉政公署进行破坏并殴打廉署官员。此后数日，继续有警员上街滋事捣乱，发泄对廉政公署的不满，形势一度失控。面对警察与廉政公署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港督麦理浩一方面在11月5日发表声明，决定对1977年1月1日之前的警方贪污行为既往不咎；另一方面于同日由立法局通过一项紧急法令，授权警务署长将任何不服从命令的警员立即开除。至此，警方的滋事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警方大规模的贪腐行为明显减少。

廉政公署的成立，对于香港社会风气的好转起了根本的作用。在廉政公署成立的第一年，便收到超过三千宗的贪污举报，两倍于上一年警察反贪部门接获的案件数量。香港社会由此掀起了一场“静默的革命”，市民大众对贪污的态度由无奈接受转变为公开唾弃和积极举报，孕育廉洁社会。廉政公署的标志“ICAC”，逐渐成为香港市民的信心，香港进入廉政时代。廉政公署成立时所接到的投诉，有86％与政府部门相关，其中投诉警察贪污的占45％。经过30年不遗余力的打击，到2004年，廉政公署所接到的投诉中，涉及政府的已下降到34％，其中涉及警察的已下降到11％。30多年来，与当年腐败被市民接受为生活的一部分相反，零度容忍也几乎成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据国际机构调查评定，香港近年来在亚洲地区的廉政程度一直排名前三位，也是全球最廉洁的城市之一。前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就认为：“香港以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和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称誉海外，廉政公署实在居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