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内地与香港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摘 要】香港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渠道，随着内地与香港之间经济的交往的发展，涉港民商事案件不可避免地大量出现。内地与香港民商事管辖权冲突是指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对具有同时涉及两地因素的民商事案件在确定管辖时发生的冲突。冲突的根源在于内地与香港现在尚没有达成统一的管辖权规则，而两地关于民商事管辖权的立法又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样不仅带来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当事人负担加重、裁判结果不确定性等负面效应，而且也造成了两地判决

难以互相承认和执行。

【关键词】内地；香港；管辖权冲突；重复诉讼；对抗诉讼；管辖裁量权

内地与香港CEPA的签订，建立了内地与香港合作的新机制。随着经贸合作的日益紧密和合作层次的不断提高，两地如何进一步加强民商事司法协作、拓展民商事司法协作的新局面，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近年来，虽然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签订了一系列民商事司法协作的法律文件，但是，民商事案件司法协作中的两大核心问题：管辖权冲突和两地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中，管辖权冲突更是急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因为管辖权冲突问题得不到解决，两地民商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便不能实现。司法实践中，由于两地法院关于民商事管辖权的立法差异较大，涉港案件“一案两诉”、平行诉讼普遍存在。这样给各方产生许多问题：首先，两地可能产生矛盾的判决，不利于当事人的保护和区际民商事关系的稳定；另外，这种“一案两诉”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加大当事人的成本，不利于社会效率；最后，内地与香港作出的不同的判决，很难想象能够得到对方的承认与执行。综上所述，对内地与香港民商事案件管辖权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区际司法协作机制，解决涉港案件重复诉讼问题，为两地更紧密的经贸合作保驾护航。

一、我国大陆关于涉港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规定

（一）级别管辖

在级别管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为应对入世及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所带来的挑战，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涉外、涉港案件的管辖作了重大的调整，将以往分散由各基层法院、中级法院管辖的涉外、涉港案件集中由少数审判力量较强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3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由下列人民法院管辖：1、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3、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4、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其他中级人民法院；5、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对涉港民商事案件的集中管辖既能保证案件审理的质量又较为明确地向当事人指明了管辖法院。

（二）地域管辖

在地域管辖方面，内地对涉港案件管辖权的规定可分为一般管辖、特别管辖、协议管辖和专属管辖。

1.普通地域管辖。中国同大多数国家一样，以被告住所或居所所在地为标志确立民商事管辖权，也即采取“原告就被告”原则。只要涉港案件中被告在内地由住所或经常居住地，内地法院就享有管辖权。同样，只要涉港案件中被告代表机构住所在内地，内地法院就有管辖权。此外，有关涉港的身份关系的诉讼中，如原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在内地，被告不在内地居住的由原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管辖。

2.特殊地域管辖。特殊地域管辖主要包括对物权争议的管辖、对侵权行为的管辖、对合同之债的管辖、对继承诉讼的管辖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条至33条对特殊地域管辖作了详细的规定。此外，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对在中国大陆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合同或财产权益的纠纷的诉讼，规定我国法院可通过多种连接因素行使管辖权。如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被告在大陆由可供扣押的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被告代表机构所在地。尤为典型的是有关香港在内地投资的“三来一补”企业的商事纠纷案件，由于“三来一补”企业不具备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故一般以其投资外方为共同诉讼当时人。内地对 “三来一补”企业的港商行使司法管辖权则主要依据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等连接因素。

3.协议管辖。内地《民事诉讼法》第244条允许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但该种选择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此外，内地《民事诉讼法》还规定如被告对内地法院管辖不提异议，并应诉答辩的，则视为内地法院有管辖权。200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律政司签订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这项安排的适用范围只限于源自商业合约的纷争作出金钱上的判决，而且当事人双方必须在自由订立合约的基础上，书面同意和协定内地或香港法院具有唯一管辖权去审理有关纷争。

4.专属管辖。对以下几类专属管辖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用书面协议选择其他国家的法院管辖：（1）在中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的案件；（2）不动产所在地在中国境内的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3）在中国的港口作业提起的诉讼；（4）因继承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的住所或主要遗产所在地的法院管辖。

二、香港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规定

在香港，对于涉外民商事管辖权没有一个具体的成文法规予以全面规定，是由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每个具体的案件，根据成文法、已有的判例、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或根据法理以及著名法学家的学说，或者是当事人的意思来决定案件的管辖权。

（一）一般规定

香港法院确定民商事管辖权分为对人诉讼和对物诉讼，其奉行英国的“实际控制说”，就是指法院对某件案件行使管辖权，必须对其所管辖的案件有实际的支配力，如被告能被传唤到庭，判决能被有效的执行。

1.“被告在香港出现”。在对人诉讼案件种，香港法院行使管辖权的依据一般是法院发出的“令状”（Writ）。只要法院基于原告发出的令状能够有效送达给被告，普通法法院即可以获得对该案的管辖权。

2.协议管辖。与我国大陆一样，香港认可案件当事人对案件管辖法院的协议选择。或者虽然没有明示的协议，但被告自愿出庭，而且出庭并非仅为了提出管辖全权异议，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法院也拥有管辖权。在香港，协议管辖的范围只局限在对人诉讼，不适用在包括离婚诉讼、不动产争议纠纷在内的诉讼。

3.长臂管辖。所谓“长臂管辖”是指香港法院不仅可以在本港管辖的范围内向案件被告送达令状，在某些情况下，香港法院甚至可以向位于本港管辖范围以外的被告送达令状，并且因此主张对案件的管辖权。《香港高等法院条例》Order11规定了对在香港境外的被告实施域外管辖的情形，但原告在申请送达许可令时要证明以下几点：（1）案件符合Order11规定的案件类型；（2）该案件具有可诉性；（3）该案有重要的争议点值得审判，而不是故意滥诉或毫无希望的案件；（4）香港法院是明显适当的法院。此外，Order11还规定了内地送达当事人的令状必须按照《内地与香港法院关于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的相互送达安排》由内地的司法机关进行送达。因此在港对内地当事人进行诉讼，香港法院可基于《安排》在内地实际送达内地当事人后的长臂管辖，又可以基于内地当事人在港出现并受送达的被告在港出现管辖，还可以基于在其他国家或地区送达内地当事人后的长臂管辖以及协议管辖。所以，香港的法院管辖权是极具扩张性的。

（二）不方便法院原则

不方便法院原则是指如果存在同样有管辖权的更方便、更有利于当事人的法院，原审法院可以以不方便法院为根据拒绝行使管辖权。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必须同时满足下列的条件：

a.告必须向法院证实存在充分可替代的法院；

b.符合公共利益；

c.符合个人利益；

d.诉讼不应当剥夺原告在原法院管辖下所能享有的合法的个人或司法便利；

e.违背法院地法的法律和公共政策。

也就是说即使香港法院满足了行使管辖权的要件，是否行使管辖权往往还会取决于是否运用了非方便法院原则。不方便法院原则引申出了一条“双臂原则”：a.说服香港法院，由另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该案对各方当时人的利益维护和最终正义的实现更加合适。被告完成这一任务，通常香港法院就以不方便法院原则不予管辖。b.如果原告能证明在另一地明显适合审理该案的法院提讼，原告显然不能获得正义，香港法院仍不会行使不方便法院原则。综上，香港法院在确定是否引援不方便法院原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由裁量权的运用，香港法院在平衡各种因素后，依据公平、合理、便利原则进行判断的弹性思维有值得内地法院借鉴的地方。

三、两地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的表现

由于内地与香港分属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法系，因而两地在管辖权制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一般的涉外民商事案件，香港突出有效原则，充分考虑诉讼时被告或诉讼标的是否在香港，以便有效实施管辖。如上文所述，香港的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极力扩大本地区管辖权，香港法院在行使管辖权时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内地涉港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权制度主要以与发生争议的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来确定管辖权，同时又对专属管辖作了明确的规定。具体而言内地法院有权管辖如下涉港民商事案件：a.一方为内地居民的涉港身份案件；b.标的物在内地的财产纠纷案件；c.引其债务纠纷的产生、变更、消灭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发生在内地。由于两地均参照国际私法冲突规则实行“平行管辖”，各自依照本地区法律确定管辖权，缺乏沟通和协调，所以两地民商事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在所难免。此外，内地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如涉港案件的有关当事人均为香港居民、财产标的物在香港的财产纠纷案件或与所争议的法律关系有直接联系的法律事实、法律行为发生在香港的，由于存在传唤当事人、适用法律、及判决的承认执行的困难，内地法院可不受理，而香港法院又可以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放弃对某以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这就导致了两地民商事案件的消极管辖。

（一）两地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制度比较

1.一般管辖和特别管辖的冲突。香港法院一般管辖的依据是“有效控制”。在对人诉讼中以被告身处本港内，能收到有关诉讼的文书为管辖的依据；而在对物诉讼中以诉讼标的物在香港内这样一个法律事实确定香港法院拥有管辖权。我国大陆采取的一般管辖原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实施的以地域管辖为主的管辖权制度，具体而言就是以被告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来确定管辖权的“原告就被告”原则。由于两地在一般管辖上的差异，极易产生管辖权冲突的问题。例如一个港商在内地投资设厂，逃避负债回到香港，债权人即可以在港商工厂所在地的管辖法院提讼，内地法院依照被告在本院管辖范围内而获得管辖权；债权人也可以在香港提讼，香港法院以“被告在港出现”获得管辖权。由此产生了内地与香港两地法院的管辖权积极冲突。

内地《民事诉讼法》第26条至33条规定了一系列特殊民商事法律关系适用的管辖根据。对于这类的特殊民商事案件内地采用的是最密切联系原则来确定法院的管辖权，而法官在寻找最密切连结点的过程中，其自由裁量权与香港实行的“裁量管辖权”的做法殊途同归。香港的“裁量管辖权”是法官对于与香港有关但被告未在港出现的案件，本来依照“有效控制”的原则法院并没有管辖权，但是法官可以依据其他的连结因素扩大其域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相比之下，香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比大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灵活性更大，因此如果当事人没有协议管辖，那么极可能出现管辖权的积极冲突或消极冲突。

2.专属管辖和协议管辖的冲突。专属管辖是指一国法院对与本国国家及国民的根本利益有密切联系的案件具有排他、独占的管辖权。对于专属管辖的范围，各国立法不一，总体而言大陆法系的规定比英美法系的规定要宽。事实上，香港法院很少依赖本法域的专属管辖权。而在香港协议管辖的范围很广，形式也很灵活，既可以是书面也可以是口头协议。而且香港法院对协议有本地法院管辖的，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协议由外法域的法院管辖的，就可能行使“裁定管辖权”不予承认。内地《民事诉讼法》第34条和246条规定了不动产、港口作业、遗产继承及三资企业合同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纠纷由内地法院专属管辖。在协议管辖方面，规定当事人只能在任意管辖的范围内书面选择由实际联系的法院，并限于涉外合同和涉外财产关系，且不能违反内地几倍管辖。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协议管辖方面的冲突。例如，两地均承认被告以默认的方式接受原告对管辖法院的选择，但如果原告同时在内地和香港，而被告一味顺从的话就造成了两地法院管辖权的冲突。此外，由于两地的司法理念的区别，大陆法院与香港法院对协议管辖的条款理解由一定的差异，很容易产生争议。

如前所述，内地与香港两地法院管辖权制度对管辖权都作了扩张性的规定，无论是普通管辖和特殊管辖，还是专属管辖和协议管辖，都广泛地存在着区际管辖权冲突的可能。

（二）两地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

管辖权积极冲突是指两地法院依据各自的规定都主张有管辖权。如前所述，目前大陆和香港两地都实行扩张性的管辖制度，因此在两地管辖权冲突中主要表现为积极冲突。而在两地管辖权积极冲突中又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重复诉讼和对抗诉讼，这两种表现形式直接导致了内地法院和香港法院同时受理同一件案件，形成了所谓的“平行诉讼”问题。

1.重复诉讼（repetitive litigation）。重复诉讼是指一方当事人作为原告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区域的法院就同一诉讼标的向同一被告提讼。在涉两地民商事案件中重复诉讼表现为：（1）在香港诉讼的原告就同一诉讼对同一被告在内地提讼；（2）在内地诉讼的原告就同一诉讼对同一被告在香港提讼。发生这两种情况一般是因为被告在香港和内地都拥有资产，原告可能在一地判决得不到充分执行之后在另一地提讼以获得判决执行被告当地的财产，也可能为了使执行进度加快而同时在两地提讼，当然也可能是原告对一地的判决不满，认为另一地判决会更有利所以转而向另一地寻求救济。有人认为出现重复诉讼的原因是当事人为获得更大利益而选择法院，这种观点认为，当事人从其利益出发，充分利用选择法院的自由，从管辖权入手，力争选择有利的法院诉讼而导致了重复诉讼的现象。从根本上说，导致内地与香港两地重复诉讼的原因是对对方法院的互不信任和司法体系的不兼容，致使难以互相及时承认与执行对方法院的终审判决，从而迫使当事人不得不进行重复诉讼。重复诉讼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比如在广州中院审理一件案件的平均成本大约人民币6000元，香港的诉讼成本更高。当事人为此支出的律师费、差旅费、办案费等更加惊人。因此，重复诉讼浪费了宝贵的资源，加大了当事人成本，不利于社会效率。

案例：香港港基公司与香港创恒公司签订了一份《租购协议》，约定由港基公司向创恒公司出租设备一批，创恒公司以分期付款方式租购。创恒公司收到港基公司的设备后，放于其在内地独资开办的广东佛山世恒公司厂房内使用。后因创恒公司未能如期支付租金，港基公司于2003年11月5日向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讼，请求终止双方的租购协议，创恒公司支付尚欠的租金和利息，创恒公司与世恒公司返还租购的设备。2003年12月11日，创恒公司就本案管辖问题向人民法院递交申请，称原告在本案受理后，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以同样的事实与理由创恒公司及其董事，认为港基公司先后在中国内地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以同样的事实与理由，实际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分别在香港地区与内地法院就同一法律关系和同一法律事实的两次，为避免因的先后顺序不同而引起对同一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不同的裁判结果，请求人民法院驳回港基公司的。人民法院经审查发现，港基公司与创恒公司在其所签的《租购协议》对争议的解决约定了双方“甘愿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的非专有司法管辖权囿制”，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管辖协议约定，内地法院和香港地区法院对该协议引起的商事纠纷均具有司法管辖权，而由于内地与香港属不同法域，且目前内地与香港的法院尚未相互承认两地判决，故即使港基公司在香港法院的诉讼与本案属同一商事纠纷诉讼，也不能影响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审理。

分析：我国《民事诉讼法适用意见（试行）》第306条规定了国际间重复诉讼的处理意见，即对于我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涉外民事案件，当事人向外国法院，不影响我国法院对同一纠纷的受理。而港澳地区的重复诉讼管辖问题，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是参照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特别规定的内容处理的。创恒公司认为港基公司先后在内地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以同样的事实与理由实际上是在一国领域内不同法域的一事两诉。解决区际重复诉讼的最好方法是一事不再理，但推行一事不再理原则需要各法域间的礼让和协调。但由于内地与香港两地之间的区际管辖权冲突问题至今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调安排，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至今对区际重复诉讼管辖问题的处理仍与国际重复诉讼管辖问题一视同仁。

2.对抗诉讼（reactive litigation）。对抗诉讼是指一方当事人为原告在甲法域法院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讼，而对方当事人以自己为原告在乙法域法院又以相对方为被告提讼。对抗诉讼产生的情况相对特殊，因为两地法院诉讼程序都允许被告提出反诉，但被告可能因为原告资产所在地或者证据收集、判决执行等因素的便利性考虑，进行法院选择，在另一地对原告提讼。对抗诉讼既可以表现为在香港诉讼的被告就同一诉讼对原告在内地提讼，又可以是在内地诉讼的被告就同一诉讼对原告在香港提讼。对抗诉讼很有可能产生相互矛盾的判决，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与区际间民商事关系的稳定。同时，对抗诉讼产生的不同的判决，很难想象能够最终得到对方的承认和执行，导致两地难以签订相互承认与执行对方判决的安排，不利于区际间司法协助的顺利进行。

案例分析：蔡文祥（香港居民）与王丽心（内地）离婚案。1981年蔡文祥与王丽心在晋江市登记结婚，1992年王丽心被获准赴港定居，1994年12月蔡文祥向晋江市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王丽心提出管辖权异议称：蔡文祥与王丽心及子女均在香港，夫妻共有的大部分财产在香港，而且其已经向香港提讼并正在排期，所以本案由香港法院审理较为合适。晋江市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婚姻缔结地在晋江市，裁定该院有管辖权。王丽心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该院审查后裁定撤销了原审裁定，理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除婚姻缔结地在晋江市以外，其它包括双方及其子女、大部分夫妻共同财产都在香港，为便利当事人诉讼和判决执行，本案应由香港法院管辖为宜。从本案中可以看到夫妇两人分别在内地与香港提起了以对方为被告的对抗诉讼，为了避免两地法院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事实上运用了不方便法院终结了内地的诉讼程序。

四、关于协调内地与香港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的意见

在现行的香港地区和我国体制框架内协调两地民商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冲突，对推动和促进两地的经济合作和民商事关系的发展有重大意义。笔者认为以下几种方法可能有助于协调两地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冲突。

（一）司法协商，携手合作。内地司法当局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代表进行协商，达成协议的方式是解决两地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问题的最佳方法、模式。首先，从我国现状出发由我国立法机关制定统一的区际冲突法的时机尚未成熟。其次，从法域的观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内地法域的代表，与香港特区的终审法院处于对等的地位，因为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终审法院没有隶属的关系。第三，通过司法协商的方式解决两地的司法协助问题已经有先例，两地已先后成功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和《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两个文件，有力减少了两地间的“司法屏障”。尽管大陆与香港两地在管辖权问题上存在不少差异，但只要两地加紧磋商，求同存异，在短期内达成管辖权的协议是完全由可能的。

两地代表应尽快就涉港案件的管辖权范围作出特别按排，排除“一案两诉”。明确涉港案件专属管辖、协议管辖的范围；规定两地间的物权争议的管辖、侵权行为的管辖、合同案件的管辖、海事案件等的管辖；统一两地对各种连接因素的理解。从长远来看，两地确定一致的专属管辖和一般管辖原则有利于减少平行诉讼问题。

（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鼓励当事人选择法院。在目前两地对涉港案件的管辖权没有统一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鼓励当事人在合同中，或者在争议发生前或争议发生后订立协议规定管辖的法院。首先，双方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诉讼问题，因为双方当事人一般选择一个法院这样就不会出现“一案两诉”的问题了。其次，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有利于争议的解决和判决的执行。因为当事人选择的法院一般是双方均信任的法院，而且往往是方便的法院。

（三）引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确立一事不再理。大陆与香港法院都否定本法域内的“一案两诉”，但都肯定涉外的诉讼竞合。香港回归后已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两地都同属与一个国家，所以在设置两地诉讼管辖权安排时应当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配合一事不再理原则，中国大陆应制定相应的拒绝管辖制度，而“不方便法院”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不方便法院原则”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管辖权制度，在协调两地的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时，灵活地引入不方便管辖原则，可以缓和两地的管辖权冲突。而且在涉港案件中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时一种区际礼让的司法行为，使区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实现。但“不方便法院”原则运用不当就会损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使当事人得不到应有的司法救助，甚至损害本国的国家利益。所以我国在适用这个原则时应把握以下的几个条件：

1.必须时我国依法拥有管辖权的案件。如果我国没有管辖权，就应直接驳回，更谈不上适用“不方便法院”放弃管辖权了。

2.必须有更方便和更有利于审理该案的法院。通常考虑的因素有：原被告的国籍、住所地和法人注册成立地、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证人作证和收集证据的方便程度；案件和法院地国的联系程度；对方法院是否存在审判不公的可能、是否缺乏司法独立性等。

3.必须不违反我国有关专属管辖的规定。

4.必须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后，法院才能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从而放弃管辖权。如果当事人都愿意在我国内地法院审理该案则内地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五、结论

随着香港地区与内地经贸关系的愈加密切，其与内地发生的民商事案件纠纷将更加频繁。但由于两地间区际的法律冲突的长期存在，两地间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的解决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两地已先后成功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和《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两个文件，已经探索出了解决两地司法协助的最佳方法和模式，我们有理由相信两地会在法律文化融化的基础上找到解决两地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的圆满方法。

【参考文献】

[1]张先进.《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和适用[J].人民司法，2002（4）.

[2]吕伯涛.涉港澳商事审判热点问题探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3]屈广清.国际民事程序与商事仲裁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4]量立冲.论涉及我国内地与香港地区民商事案件司法管辖权冲突与协调[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1）.

[5]戴琼著.内地与香港的民事司法协助与民事管辖权的协调[J].政法学刊，2004 （4）.

[6]汪祖兴.也论内地和香港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J].河北法学，2005（9）.

[7]沈雨红.内地与香港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与协调[A].吕伯涛.涉港澳商事审判热点问题探析[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3-48.

[8]孙海龙，杨建成，张立鹤.论内地与香港区际平行诉讼[A].吕伯涛.涉港澳商事审判热点问题探析[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5-33.

[9]杜涛.从案例看我国内地与香港地区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EB/OL]. http：//.cn/ss/explore/exploreDetial.php？sId=806，2005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