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的前前后后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将陈独秀停职，指定、张太雷、李、李立三和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当时临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从九江撤退到上海，并考察打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由于当时党内主张武装起义的领导人大都参加了5人常委，武装起义的思想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九江：酝酿起义

1927年7月15日，中央5人常委派李立三、邓中夏、聂荣臻等到九江(谭平山随后也赶到了九江)，准备组织北伐军中受我党领导和影响的一部分人回广东，并号召农民起义，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李立三到九江后，针对当时的革命形势，迅速将筹划撤退的任务变成了组织武装起义。

7月20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了“谈话会”，即第一次九江庐山会议。大家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政治与军事形势，认为“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压迫工农运动。已完全投降于唐。张发奎虽仍表示反对唐生智，却已深受的影响，对共产党不信任。同时，国民革命第四军、十一军已向南昌移动，驻扎在马回岭、涂家埠一带，第二十军也已集中九江。朱培德的第三军移驻樟树，九军移驻临川。程潜的第六军经江西到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形势十分严峻”。与会者一致认为，由于张发奎的犹豫与右倾，依靠张发奎领导回粤运动，成功的可能性不大，甚至有被三、六、九军包围消灭的可能。共产党“应该抛弃依靠张发奎的政策，而应采取独立的军事行动”。“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同时“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在这次会议中没有不同的意见”。

第一次九江会议召开时，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原中央常委瞿秋白都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李立三和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向鲍罗廷、瞿秋白和张太雷汇报。听完李立三关于起义的汇报，鲍罗廷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而瞿秋白和张太雷则完全赞同组织武装起义。不久听说中央要召集紧急会议，瞿秋白随即回到武汉开会。临走前，李立三、邓中夏请瞿秋白把九江同志的意见代为报告中央，请中央火速决定。同时，鲍罗廷邀请聂荣臻到庐山向他说明组织武装起义的情况。

此时，九江的形势已更加危急，张发奎的态度更加右倾。中共方面同时获悉，、张发奎、朱培德、黄琪翔等将在庐山开会，决定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的共产党人。7月23日，到达九江。黄琪翔、朱培德即邀请他上庐山开会并百般拉拢。与此同时谭平山、叶挺等也立即对展开争取工作。为试探对武装起义的态度，谭平山将组织武装起义的意图告诉了，表示支持。加之叶挺也出来说话，支持武装起义的态度更为坚决。就在到达九江的同一天，恽代英也到了九江。由于形势危急，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发电通知仍在庐山的李立三尽快回九江开会，研究起义事项。

7月24日，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和李立三在九江召开第二次会议，进一步研究了组织武装起义的计划，并决定叶挺、部队于28日前赶到南昌集中，28日晚举行起义。对此，大家都没有异议。但在讨论要不要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时，会议出现了争议。李立三、恽代英主张必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实行土地革命；邓中夏、谭平山则认为提出没收土地的政纲，恐怕会因此引起反动势力的联合围攻和军队的内部分化。由于讨论双方分歧较大，两方人数各半，因此当天会议没有作出是否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的决定。

武汉：决定起义

瞿秋白自九江赶到武汉后，及时将九江同志组织武装起义的计划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对组织武装起义展开讨论，并认为理想的起义地点是九江南浔。但李立三认为，起义地点设在南浔对起义不利。因为当时九江地区军阔部队已经聚集，而准备起义的叶挺、部队已陆续开往南昌，在南昌起义势在必行。最后，中央同意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决定派到南昌任起义部队前敌委员会书记，指导前敌方面的工作。随后，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不久，共产国际复电说，“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

7月25日，离开武汉来到九江，立即召集在九江的同志开会，即第三次九江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认为形势既已如此，对在九江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于是，会议决定积极进行军事斗争准备，并由邓中夏去武汉将南昌起义的详细计划报告中央。此次会议上还根据中央的精神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经过讨论，最终大家统一了认识。7月27日、李立三等负责同志到达南昌，按照中央命令正式成立前敌委员会。至此，南昌起义由酝酿、决定转入实施阶段。

7月26日，在武汉的中央常委李、张太雷、、瞿秋白和共产国际、少共国际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国际复电中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有无胜利机会的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但“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动”。7月27日，抵达九江后，即召集、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夏曦等开会，在通报了国际来电内容后，要求重新讨论南昌起义问题，当即遭到恽代英等的一致反对。同日，前委在南昌“因军事的准备来不及，遂改定于30日晚举行起义”。7月29日又两次发电报给南昌前敌委员会，称起义宜慎重，无论如何待他到达时再作决定。

南昌：八一起义

7月30日，赶到南昌，即召开前敌委员会。会上，歪曲中央意见，说“中央意见宜慎重”，并根据国际来电“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提出“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张发奎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对此，、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等都一致反对。因代表中央意见，所以这次会议没有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决定是否举行起义。于是，7月31日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讨论举行武装起义事宜。此时，张发奎来电邀请、叶挺到庐山开军事会议，贺、叶未去。后张发奎再次来电，说准备8月1日到南昌。同时起义前敌委员会还获知，张发奎不但偕来，而且孙科也要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表示服从多数，会议遂决定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起义。

此前，时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利用与张发奎等人的关系，探知、叶挺等人将要被扣留，并解除兵权。他马上约了叶挺、、廖乾吾和高语罕4人到甘棠湖划船。在船上，叶挺、得知了自己的危险处境，并最终下了起义的决心。

然而7月31日晚，因二十军一个叫赵福生的副营长泄密，起义被迫临时决定提前两小时举行。8月1日2时，按照前委的作战计划，第二十军第1、第2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十一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起义军将在南昌的国民革命第三、第六、第九军部队全部缴械，并全歼守军3000余人。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的率领下起义，并于同日赶到南昌集中。

南昌起义发生后不久，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此时，为确保起义军顺利撤出南昌城，他建议张发奎不要派兵夹击起义部队，而应跟随起义军部队进入广东，以“援师讨逆”的旗号夺占广东地盘。张发奎觉得有利可图，便采纳了这个建议。正是的这个建议，为南昌起义部队迅速撤离南昌，赢得了宝贵时间。

临川：战略转移

8月3日起，前敌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经瑞金、寻邬(今寻乌)进入广东省，先攻占东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尔后再攻取广州。但当起义部队行进至进贤县时，起义军左翼总指挥蔡廷锴趁乱“清理”了队伍中的共产党员，并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了起义军。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时比较仓促，加之部队未经整顿，又是酷暑远征，因而减员较大。8月7日，起义军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1.3万人。在临川休息了3天后，部队继续向南前进。

8月25日，起义军先头部队到达瑞金县壬田以北地区。这时，驻广东的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调钱大钧部队9000余人，由赣州进至会昌、瑞金地区，阻止起义军南下；又调黄绍部队由南雄、大庾(今大余)向雩都(今于都)前进，支援钱大钧部。在这种形势下，前委决定乘钱、黄两路兵力尚未完全集中实施各个击破。当日，起义军向壬田守军发动进攻，歼其一部，并于26日攻占瑞金县城。接着，起义军又集中兵力进攻会昌的钱大钧主力部队，激战至30日，攻占会昌县城。两战共歼钱大钧部6000余人，而起义军伤亡也近2000人。

会昌之战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改道东进，再沿福建长汀、上杭南下。9月22日，起义部队占领了广东大埔县三河坝。前委决定由率部留守阻敌，、叶挺、、率领起义军主力部队继续南下广东。9月23日，起义军占领了潮安(A潮州)、汕头。根据前委决定，即令第二十军新建第3师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油地区，起义军集中主力6500余人迎击东进之敌。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同东进之敌遭遇。将敌击溃后，起义军继续向汤坑fA丰顺市1推进。

此时，薛岳率部协同陈济棠所部在汤坑汾水村试图阻击起义军。两军相遇，双方再次展开激战。起义部队奋勇作战，将薛岳部4个团击溃，并迅速包围了薛岳的师指挥部，眼看就要全歼薛岳部队。千钧一发之际，起义军中一名营长欧震叛变，率部在阵前倒戈，致使汤坑之战起义军失利。

流沙：星火燎原

10月3日，起义军主力在流沙(今普宁市)与由潮安、汕头撤出的革命委员会会合，并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由主持，对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作了简单总结。大家正在表态时，哨兵发现敌人，于是会议草草结束。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叶挺和聂荣臻3人搭上一条小船，艰难地漂到了香港。起义军余部1300余人进人海、陆丰地区。驻守三河坝的起义军，在给钱大钧部以重大杀伤后，也向潮安转移。10月5日，起义军在饶平县境同由潮安、汕头撤出的起义军一部会合。

10月中旬，、率起义军，从福建武平退入赣南到达安远天心圩。当时，起义部队思想混乱，离队的越来越多。形势异常严峻。于是，在天心圩召集军人大会，他镇定地说：“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天心圩整顿，对稳定起义部队军心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这支部队在、的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的约800人的起义军，参加了湘南起义。1928年4月这支部队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的建军节。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同时，从南昌起义部队中走出了一大批后来的人民将帅。在1955年授衔的共和国将帅中，有8位元帅、4位大将都与南昌起义密切相关，这还不算未被授予军衔的等中共重要领导人。其中，在1927年8月1日凌晨在南昌亲自指挥起义作战的就有3位：第二十军军长；指挥部参谋团参谋长；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8月2拂晓从回马岭赶回南昌的有两位：前委书记聂荣臻；第四军25师73团3营7连连长。8月10，时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准尉文书的，从九江赶上了起义部队。起义时，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内的还有两位――和。起义前，没能和党组织联系上；起义爆发后，悄悄离开九江，寻找党组织去了。从南昌起义中走出的4位大将是：陈赓、粟裕、许光达和张云逸。他们不但是南昌起义的领导核心、传播革命的火种，而且也是这支起义部队以至后来中国人民的建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