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也烈在南昌起义中

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宽敞的宴会厅里，正举行着盛大国宴。一位身着元帅服的慈祥长者，端着酒杯，来回给陆海空三军将领敬酒。当他走到一位海军少将跟前时，凝望了一会，满面笑容地说：“营长同志，好久不见了。还记得不？你下过我的枪哩！”这位年届花甲的少将，突然像个小青年，变得腼腆起来，正想答话，一位身着中山装、浓眉大眼的首长，也来到跟前，笑着开口了：“老总，不能记仇啊！不打不相识嘛！”元帅嘿嘿地笑道：“不是记仇，是记住了我有过这么一位好营长哩！”

这位长者不是别人，是长期担任我军总司令的。身着中山装的则是总理。那么，这位海军少将是谁呢？和说那些话，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位海军少将，就是时任海军党委常委、海军副参谋长的袁也烈。

背 景

袁也烈，湖南洞口县人，生于1899年10月，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

1927年，在北伐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大肆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在这国共合作已遭到彻底破坏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改组，由、李、、李立三、张太雷等5人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党的统治。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暴动。时年29岁的临危受命，出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7月27日，由武汉秘密来到南昌。当天，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大旅社（今南昌八一起义馆）正式成立，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组成，决定7月30日晚上举行起义。这之后，畏首畏尾，打算取消起义，但经过激烈争论，仍维持原先的决定，只是把起义时间推迟了一天，改为7月31日晚上。

起义的主力部队是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和叶挺任师长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前委决定由任起义军总指挥，任参谋长。

受 命

七八月间，已值酷暑，南昌城像蒸笼，闷热异常。7月30日上午，袁也烈接到通知，师部于当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不得缺席。吃过午饭，他便骑上战马，急急忙忙赶路。按时到达开会地点时，袁也烈全身大汗淋漓，军服湿得能拧出水来。参加会议的有营长以上干部40余人。会场内外有卫兵把守，戒备森严，气氛严肃紧张。

叶挺首先讲话。他在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时说，发动四一二以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等省，相继以“”为名，大规模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就杀害了2000多人，其中有著名共产党员萧楚女等人。在北京，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也被捕英勇就义。已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革命。目前宁汉合流已成定局，革命面临着空前的严重危机。接着，他传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他斩钉截铁地说，只有拿起枪杆子举行起义，才有可能挽救危局。他指出这次起义的任务，就是要占领南昌城，彻底消灭城关内外的反革命军阀部队。

袁也烈从1924年参加革命以后，先在黄埔军校担任过连指导员，随后便被调到叶挺独立团任六连连长，参加北伐。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带领全连官兵，在叶挺指挥下，一路北上，攻醴陵，克浏阳，占长沙，大战汀泗桥，直取咸宁城，攻占贺胜桥。北伐军占领武昌后，他被晋升为副营长、营长。叶挺在他的心目中，早已树立起崇高威望。叛变革命，他义愤填膺，恨得咬牙切齿。现在听了党号召起义的决定，他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投入战斗。

接着，师参谋长在会上布置了具体作战计划。他指着一幅标着红蓝色符号的军用地图说：“敌人的兵力有朱培德的一个警卫团，第三军两个团，第六军一个团，第九军两个团，加上机关留守人员，共约一万余人；而我们的兵力却有3万余人，我们师和第二十军一起行动，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他根据前委的指示，要求全师要在一个晚上全部解决战斗。如果延误时间，让敌人的增援部队赶到，战局就复杂了。随后，他对各团、营的作战地区和战斗任务，作了具体部署。他特别强调，在战斗打响之前，一定要严守机密，不可走漏半点风声。

袁也烈任营长的第七十二团三营，奉命单独执行一项战斗任务，作战地区是在南昌城东门附近。

侦 察

打仗先要摸清敌情，做到知己知彼，派谁去进行侦察呢？袁也烈回到营部，首先考虑的便是这个问题。

这个营，共产党员只有四五人，都是军官，士兵中一个没有。相反，员却不少：副营长是员，连长、指导员中有3个员，排长中员就更多。这些员虽然大都倾向革命，但在紧急关头，不能不防止出现意外。为了不走漏风声，作为指挥员，也为了自己对敌情做到心中有数，袁也烈慎重考虑以后，决定自己单独去进行一次化装侦察。

7月31日早晨，袁也烈脱下军装，穿上一件长袍，化装成一位教书先生，溜出营部，向城东走去。到了东门附近的敌军驻防营区（这里正是他们当晚要攻占的阵地），被营区门口的哨兵拦住了。不等哨兵开口，他就主动向前问道：“请问××团驻在这里吗？”

“是呀，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来会见一位朋友。他叫×××。”

“他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的老乡、同学。”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中学的教师。”

哨兵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见他文质彬彬，觉得没什么可怀疑的，说了一句：

“进去吧！”

“请问路怎么走？”

哨兵用手一指：“一直走，然后向左…向右…再向左…”

就这样，袁也烈大模大样地进了营区。边走边留意四周的地形、地物，他一一记在心里。

遇见人，他主动打招呼，问这问那。问完了，连声道谢；问得不合适时，连说“对不起，对不起”。遇到盘查，他对答如流，滴水不漏。

就这样，袁也烈几乎走遍了营区的每个角落，了解到不少情况，特别是摸清了这里竟然驻扎着敌人的一个团部、一个营部、7个步兵连、一个炮兵连，共有两个营以上的兵力，比师部原先估计的兵力要多得多。

在往回走的路上，袁也烈暗自嘀咕：自己一个营，要对付两倍于自己的敌人，吃得消吗？他犯难了。可是，再难，歼敌任务必须完成！他绞尽脑汁，反复思索。突然，一拍大腿，计上心来。敌人数量虽多，但我处主动，敌处被动；不能蛮干，只能智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必须克敌制胜。当袁也烈回到营部时， 一个比较完整的作战计划，在他脑海中已经形成了。

团部批准了袁也烈拟定的作战计划。他立刻召开党小组会，研究落实这一计划的具体办法。党员人数虽少，却是完成这次战斗任务的核心力量。经过商讨，部队何时出发、何时把任务传达到哪一级、由谁去完成哪项任务等等问题，党小组都取得了一致意见。

待 机

当天下午，全营官兵接到通知：提前开晚饭；作好夜间执行任务的一切准备；黄昏时出发。于是，各连官兵都动起来了：有的擦拭武器，有的减轻行囊，有的退还借物，有的购置电筒、电池……

一切准备就绪，部队就要出发了。袁也烈把各连连长召集到一起，传达、布置了晚上的作战任务，商定了何时把任务下达给各排排长，何时用什么方式下达给各班战士。连长们听了都很兴奋，个个喜形于色。

一声令下，全营官兵浩浩荡荡，沿着大街由西向东进发。行李担子紧随其后。街上行人稀少，天色渐渐阴暗下来，街边的路灯亮了。附近街道上，兄弟部队也在调动：有的在集合，有的在行进。营、连军官心中有数，彼此心照不宣。士兵们不知是去执行什么任务，暗自纳闷，但又不敢随便打听、询问。

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东门附近，袁也烈下达了原地休息的命令，大家放下背包，停了下来。

营部副官按照袁也烈出发前的交代，作为联络官，带上传令兵，走进对面营房中的敌军团部，会见团长。他说自己部队刚从外面进城来，天黑了，找不到宿营地休息，可否借贵军前面的空地露营。那个团长打量了他一番，问了他部队的番号和其它几个问题，爽快地答应下来：“可以，都是革命军嘛！”副官提出：“可否借用几个房间，给我们营部办公？”那个团长连连摇头：“没有多余的房间，对不起！”副官最后要求告知今晚的联络口令，防止发生误会。这个团长叫来一位参谋办理，转身离开了。

这位参谋把普通口令和特别口令都抄写给了副官。他还告诉副官：“刚才接上级通知，说今晚城里部队调动频繁，注意防止发生意外，请你们也加强警戒。”

得知敌团长允许在他们营房空地露营，并告知了当晚通行口令以后，袁也烈非常高兴，心想实现自己制定的智取计划已有了五六成把握，但从那位参谋透露的信息中，他也敏锐地察觉到，敌人已嗅到了一些气味。他告诉各连连长，一切动作都要特别机警，要不露一点声色，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以迷惑敌人。随后，他向全营下达了露营的命令。

在露营之前，各连连长以上厕所、找水喝等各种借口，对营区附近察看了一番，有的还到敌人营房里瞧了瞧，对发起攻击时的路线、进出口和可能遇到的情况，做到了心中有数。

盛夏的夜晚， 蔚蓝的天空布满了星星，地面上也吹来一股股凉风，官兵们入睡了，敌人营房里的灯光也逐渐熄灭了。

敌人并没有完全丧失警惕。一队队流动哨兵，背着上了刺刀的钢枪，不时在营区巡逻。他们走到露营部队的附近看来看去，但他们看到的是一排排整齐的枪架，一个个疲倦的士兵，背包打开了，人都睡熟了，行李担子横七竖八地随地放着，到处是一片平静景象。

就这样，两支敌对的部队，一支在营房里，一支在营房外，相距只有几十米，最远的也不过100米。现在都在睡觉，一会儿就要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了。

攻 击

夜深了，营房里又黑又静；营房外，有月亮，有星光，有路灯。

按照袁也烈出发前的布置，露营部队的军官们开始行动了。先是各连连长轻手轻脚地走到排长身边躺下，小声地向他们传达上级决定今晚举行武装起义的命令，交代了注意事项。随后，各排排长依法炮制，轻声细语地向每一个士兵作了传达、布置。于是，大家轻轻地穿上衣服，打上缠带，扎好皮带，每人左臂上缠上一条白毛巾，以便战斗中易于识别敌我。一切准备就绪，大家依旧躺下假睡。

时间过得真慢。大家按捺住焦急的心情，好不容易等到了8月1日凌晨。全营官兵一跃而起，紧握钢枪，装上刺刀，捆好子弹带，只等一声令下，立即投入战斗。

“砰！砰！砰！”三声清脆的枪声，响彻南昌城的夜空。这是指挥部发出的举行起义的统一信号。

在西大街，、亲自指挥的起义部队，向朱培德的“精锐”警卫团发起猛攻。由于叛徒告密，敌军已有所准备，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枪炮声响成一片。在松柏巷，叶挺正亲自指挥部队架起机枪，向盘踞在天主教堂的敌军进行猛攻。在其他许多街区，也响起了枪声、炮声，有的在偷袭，有的在肉搏……

在听到信号枪响的同一时刻，袁也烈指挥三营官兵，在冲锋号和“冲呀，冲呀”的呐喊声中，像潮水般地冲进敌军营房，按照事先的分工，向刚从睡梦中惊醒的敌人发起攻击，到处响起了“不许动”、“缴枪不杀”的怒喝声。由于计划周密，保密严格，敌军毫无戒备， 大多数敌军官兵，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就胆战心惊地举起双手，当了俘虏。个别负隅顽抗的敌人，在起义军的强大声威下，一一被制服，不得不缴械投降。出乎人们意料，整个营区只零星地响起了几声枪响，很快就归于沉寂。

战斗胜利结束。两倍于自己的敌人当了俘虏。三营官兵无一人伤亡。袁也烈长长地嘘了口气，伸了伸懒腰，自言自语地说了声：“真痛快啊！”几天几夜的疲劳、忧虑，仿佛都抖落得干干净净。

插 曲

8月1日拂晓，有的街区战斗还在进行，不时传来阵阵枪炮声。为了防止漏网的敌军从自己的防区逃窜，应付难以预料的情况，袁也烈下令各连在东门一线挖掩体、设路障。他带领随员到各处巡查。突然，一位身着军服的中年军官，骑马过来了。袁也烈厉声喝道：“站住！”那位军官刚翻身下马，袁也烈便带着身边士兵一拥而上，下了他的枪。随后又命令副官把他押进营房，监视起来。

“擒获”了这样一位不速之客，年轻气盛的袁也烈以为又立了一功，暗自高兴。他吩咐副官立即向指挥部报告。接电话的正是。他询问了这位军官的模样和举止，对着话筒生气地说：“真是乱弹琴！告诉你们营长，赶快把他放了，并向他道歉。他就是在这次起义中立了大功的团长。”

原来这年年初，就遵照军委指示，到了南昌，在朱培德部从事兵运工作。朱培德曾是他的同班同学。他一到就被委任为军官教育团团长，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起义前，前委要求他设法缠住敌人的几位团长。昨天晚上，他正在宴请几位团长，喝酒打牌。不料第二十军的一位副营长临阵叛变，跑来告密。那几位团长立即离去。见状，立即骑马到指挥部报告，等当机立断，把起义时间提前。没想到，在往回走的路上，竟被袁也烈下了枪。

副官慌忙跑回来报告。袁也烈一听，连声说：“糟糕！糟糕！”他深感自己的冒失鲁莽，连问都不问，就下了团长的枪，还把他看押起来。他连忙跑去向“请罪”。知道误会消除了，哈哈大笑了一阵，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反而夸奖他说：“你这位营长的警惕性蛮高嘛，要得，要得！”

这是南昌起义中一个有趣的插曲。本文开头，、向袁也烈说的那些话，指的便是这场误会。

尾 声

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战斗胜利结束时，东方露出了鱼肚白色。

这时，叶挺派人找袁也烈来了。他急忙来到指挥部。房间里，除叶挺以外，还有一位同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领导人。望着他两道浓黑深黑的眉毛，一对晶亮晶亮的眼睛，袁也烈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北伐出师时，召集独立团连以上干部讲话的那位党代表。他，不就是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么？亲切地同他握手，并与叶挺一起，向他仔细地询问了战斗经过，赞扬他敢于化装深入敌营侦察，周密计划，以少胜多，智降敌军的胆量、智慧和勇气。

袁也烈走出指挥部时，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经过战斗洗礼的南昌城，显得生机勃勃。鲜红的革命旗帜在指挥部大楼上空迎风飘扬，一队队革命战士在大街上行进。

袁也烈享受着胜利带来的欢乐，但他没有陶醉。他知道，革命才刚刚起步，路还很长很长。他迈着稳健的步伐，随着滚滚人流，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