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中的恽代英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的光荣起点。提及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叶挺、、这些响亮的名字。其实，作为起义参加者之一的恽代英在其中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参与决策南昌起义

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反革命势力一再妥协退让，引起党内绝大多数干部的不满。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李、、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7月15日，公开背叛革命。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确定组织武装起义的新政策，和其他同志一起主持中共机关和党员紧急疏散、撤离、隐蔽工作。随后，中央派恽代英、李立三和邓中夏等一部分负责同志和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前往九江一带，到叶挺、部组织革命力量，做联合张发奎的统战工作，准备重回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意图再举。

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叶挺等同聂荣臻一起在九江举行谈话会，即第一次九江会议。会议认为，“应该抛弃依张发奎的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最后，会议委托正在庐山的瞿秋白回武汉向中央报告。中央临时常委会和共产国际代表分析了敌我形势，表示赞同在南昌举行暴动，并决定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澎湃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

7月23日下午，恽代英奉中央指令来到九江，发现形势日趋严重。此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的拉拢下，决意“清共”，令二方面军中“著名的同志退出C.P”。情况万分火急！恽代英、谭平山立刻发电报通知仍留在庐山的李立三尽快回九江开会。7月23日晚和24日，恽代英和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举行会议，即第二次九江会议，具体研究了南昌起义的计划、政纲、宣言，以及组织与宁、汉中央党部相对抗的中国委员会等问题。同时，决定叶、贺部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请求中央批准。第二次九江会议虽然与会者都同意暴动计划，但在讨论要不要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时，发生了“激烈争论”。恽代英、李立三主张须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纲为暴动的目的，因为南昌暴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邓中夏、谭平山则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认为会因此引起反对势力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内部分化。会议争辩激烈，因双方人数一样，无从决定，只好报告中央征求可否。二次九江会议，不仅再次向中央提议举行南昌起义，而且做了较为具体的筹备，在一定意义上把南昌起义推进到了具体实施的阶段。

7月25日，带着中央的最新指示抵达九江，随即召集在九江的同志开会，即第三次九江会议。恽代英与李立三等人向汇报了第二次九江会议情况和所做准备工作，表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会上，传达了中央完全同意举行起义的指示，以及中央提出的“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的主张，认为应当把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列入政纲，以此肯定了恽代英等关于土地革命的主张，平息了第二次九江会议对此问题的争论。

起义前夕唇枪舌剑

正当起义工作紧张进行之际，突然带着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于7月27日一早赶到九江，随即将尚在九江的前委委员恽代英，团中央委员贺昌、关向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武汉军校政治教官高语罕和夏曦等召集起来。从这位中央特使的神秘表情上，与会者猜到：中央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因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的决策临时有所改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7月25日对发动南昌起义计划的复电称：“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由于共产国际因素极大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在南昌起义诸多问题的决断，南昌起义计划的实施也伴随着一场激烈的党内斗争。

首先发言：“因情况紧急，不能把所有的前委同志及有关的同志召集起来，现把26日也就是中常委扩大会议最新精神传达给各位，望大家遵照执行……”参加会议的人无不聚精会神地听着。“共产国际来电不赞成进行南昌起义，而且禁止俄军事顾问介入此事，拒绝给起义以军火和经济上的支援。中央常委同意共产国际的意见，建议大家重新讨论暴动的可行性，我也是同意重新讨论的。”

恽代英当即说道：“这有什么讨论的，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其他几位同志也均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没有讨论余地，恽代英表现得尤为激烈。

“为了慎重起见，那又为什么不能重新讨论呢？”反驳道。

恽代英有点“不耐烦”，说：“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见继续喋喋不休，他警告说：“如果你再继续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力主按照已决定的计划行事。

“既然大家反抗执行中央命令，我在此也无办法，待到南昌后再行讨论决定。”最后无可奈何地说，但他仍然没有打消拉拢和依靠张发奎的幻想。于是，他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给在南昌的中共前委接连发出两封密电，提出“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侯我到再决定”。但前委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7月30清晨，恽代英和等到达南昌。前委当即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提出：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和前委其他成员一致反对的错误主张，指出：暴动断不能迁延，更不可停止……我党应站在起义的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但因系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故起义被迫推迟。

31日早晨，主持中共前委紧急会议，大家又争论了几个小时。恽代英坚决支持的主张，反对的错误意见，并跟展开了激烈辩论。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声色俱厉地斥责：“如果你要继续动摇人心，我们就把你开除出去！”他的态度和发言，令为之变色。后来回忆说，恽代英平时“是一个正直而又礼貌的人，对我一直很友善，对人没有私怨，没有与人竞争的野心，在共产党人中有‘甘地’之称。我听了他这些话，当时百感交集。他坚持暴动，显然积压已久的愤恨到此时才坦白发泄出来。我才佩服他这种简易精神，自愧没有能够用他的蛮劲去对付罗明纳兹。我也感觉到，中共中央和我自己的领导威信，已经丧失了”。会上，完全陷入孤立，在获悉张发奎即将来南昌阻止起义的情形下，才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起义。会议于当天中午做出决定：8月1日凌晨4点举行起义。

参与组建革命政权

8月1日凌晨，身着灰色军装，项系红领带，臂缠白毛巾的起义军冲上南昌街头，与反动军队展开了殊死搏斗。拂晓时枪声渐渐稀疏，南昌城内敌军被全部肃清。起义部队的战旗在城楼上迎风招展，南昌城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

当天上午，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花厅，召开了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机构――中国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宋庆龄、、、叶挺、恽代英等25人组成，内设主席团，由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郭沫若、恽代英、张发奎7人组成，为革命委员会的最高执行机关，主席团事务主要由恽代英、谭平山负责。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厅等8个机构，恽代英为宣传委员会代主席。起义领导机关以宋庆龄、邓演达、恽代英、等中央委员的名义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宣告：“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宣言还庄严宣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军阀，实现土地革命等七大主张。这一宣言正是由恽代英负责起草、经审定后发表的。

南征途中的“宣传家”

南昌起义使反动派大为震惊，宁汉反革命势力立即联合起来，调兵遣将围攻南昌。面对强敌，以为首的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决定率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开赴广东，占领海口，以便取得国际援助，恢复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再图北伐。

8月5日，、恽代英等率革命委员会机关踏上南下征程。起义部队到达抚州时进行了休整，革命委员会召开大会，布置南下任务。恽代英在发言中提出，在行军途中，含宣传委员会在内的其它各部门，都要对群众进行宣传，发动群众，支援起义部队，揭露反动派的罪恶等。由于天气酷热，部队给养又十分困难，不少人开了小差，部队士气受到不小影响。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恽代英总是以实际行动感染他周围的人。从南昌出发时，组织上分给他一匹马，但他总是把马让给体弱和生病的同志骑。尽管别人一再劝说，可他还是执意步行，一直走到广东。恽代英戴着一副缺了腿的眼镜，他高度近视，离开眼镜就几乎是个瞎子。他光头赤脚，身穿一套粗布军装，破旧不堪，肩上搭着一条“万用”的长布手巾，满身晒脱了皮，又黑又瘦，谁看了都会忍不住叫他一声“甘地”。这使士兵们大受感动，说：“既然这样的大官都不怕苦，我们还怕什么苦!”

南下途中，恽代英时常给大家讲些十月革命的故事。他激励大家说：“你们得牢牢记住，消灭几千年的阶级剥削，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我们青年人要勇敢地肩负起这个任务来。”还不时鼓动宣传队的女同志说：“你们要善于把我们的革命任务向老百姓宣传，使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才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战争就会得到胜利……要在实际工作中多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党的出色的宣传家。”

恽代英没有架子，说话幽默风趣。战士都喜欢他这位“光头委员”，非常愿意接近他。“光头委员”常背着一把破伞，站在队列旁边，像个士兵。一见那把破伞就烦，说：“代英，你那伞又挡不住雨，背个累赘干什么！”一名战士就拿给恽代英一件雨衣，但他不肯要：“雨衣穿在身上太热了，我的雨伞虽遮不住雨，却能挡太阳，比雨衣好得多。”他就这样一直扛着雨伞。“光头委员”到哪里，那里就活跃起来。战士们拉住他不让走，逼他讲笑话，他反过来要战士们给他唱歌：“等我歌听够了，再给你们讲笑话。”恽代英讲的笑话有时把也逗得前仰后合。后来，恽代英因叛徒顾顺章出卖而牺牲，沉重地说，这使我党损失了一个出色的鼓动家。

9月下旬，起义部队进入广东潮汕地区，却不幸陷入敌军包围之中，终因众寡悬殊而遭受挫败。10月1日，起义军面临强敌包围，不得已全部撤出汕头，10月2日，、李立三等撤抵普宁流沙镇，随后，恽代英、张太雷等到达。10月3日，在流沙教堂的西侧厅，召集前委、革委、各军及地方党负责干部的联席会议。此时的染上了恶性疟疾，连日高烧不退，但他依然坚持讲话。会上讨论了中央关于领导人员分散转移、武装部队向海陆丰撤退的指示。同一天，恽代英、张太雷与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等在流沙平湖读书楼开会，一起研究布置如何护送中央领导同志撤离事宜。恽代英对的身体十分挂念。不久，他和李立三、叶挺、聂荣臻和杨石魂安排护送撤离到安全地带，然后由叶挺、聂荣臻护送乘小船去香港治病。在指挥其他同志转移后，恽代英才从海滨小镇――甲子港乘船抵达香港。10月15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南方局与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改选了广东省委，恽代英被选为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恽代英赴广州协助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策划发动广州起义。恽代英又迎来了新的革命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