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 九江策划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诞生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南昌起义在我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九江，这座历史名城，在这次起义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南昌起义最早是由在九江的同志提议的，起义的组织策划和起义部队的调遣也都是在九江进行的。

九江谈话会首次提出“南昌暴动”

的大屠杀，使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党内思想混乱，党的领导“像迷失路途似的”。中国共产党的出路在哪里？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李、、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履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被停职。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宣布“本党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同时庄严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面对正在准备的反革命大屠杀，中共中央一方面部署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和把党中央机关从武汉经九江撤退到上海；另一方面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共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中央军事部也派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前往九江，到部队开展工作。

7月19日，李立三、邓中夏到达九江后，谭平山也到了九江。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叶挺、聂荣臻五人在九江召开谈话会（史称“第一次九江会议”），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地点是在九江海关内一幢二层楼房里，他们是借林伯渠之弟林祖烈在海关工作之便，才选定在这儿开会的。

与会同志根据变化了的形势，研究如何执行中央的指示。认为：政治上，已公开与共产党决裂，张发奎的态度开始右倾，已经站到一边，依靠张发奎回广东的可能性不大。军事上，朱培德的第三军、第九军和程潜的第六军，分别驻樟树、临川、萍乡等地，有包围集中在南浔铁路沿线的叶挺、、周士第等率领的革命军队之势，形势极为严重。再不当机立断而稍有迟疑，仅有的这点革命武装力量必将完全断送。

因此他们认为：应该抛弃“依张回粤”的政策，采取独立的军事行动。并提议：“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独立地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主张，表明了党对掌握革命武装和进行武装斗争的新认识。

对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五位同志没有不同意见。对于何时行动，他们却发生了分歧。

叶挺在1927年起义后写的《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的报告中，提到“并有主张不待中央命令，即刻发动的”。这指的是李立三等同志所表现的急躁情绪。李立三容易感情用事，他们被的屠杀政策所激怒，急不可待地主张立即动手，来个痛快淋漓的反击。李立三说：“既然已经向部队传达了，起义工作已经组织了，下个命令就行了嘛！”但聂荣臻坚决反对这样做，并说：“我临来的时候，同志交待的清清楚楚，必须等中央的命令，不能自由行动。”李立三说：“你是奴隶主义，胆小怕事，你要听中央委员的。”聂荣臻说：“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个中央委员的？中央委员也要听中央的！”经过一番争论，会议最后决定，把意见报告中央，等中央下达命令后立即行动。

叶、贺部队集结九江

那时候，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包括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中。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是叶挺，第二十军军长是。第四军二十五师是以叶挺独立团的骨干扩编而成的，叶挺曾任该师副师长，其中第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和第七十五团部分团、营干部，都是共产党员，该师驻南浔线马回岭地区，有兵力3000人。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还有蔡廷锴率领的第十一军第十师4500人。7月间，他们打着执行武汉政府“东征讨蒋”命令的旗号，由武汉、鄂东一带，已陆续向长江下游移动，分驻江西九江和九江、南昌之间。此外，共产党员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在南昌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和工农运动骨干。云集在这个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达两万人以上。其中叶挺、率领的军队，是这次起义的主力。

当时，在南昌的兵力比较空虚，只有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的两个团、第九军的两个团，程潜的第六军1个团，以及江西省政府警卫部队和宪兵营，共约6000多人。在这一地区起义是有成功把握的。

曾是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汉处）学员的涂国林回忆：他们乘坐一艘军船从武汉秘密来到九江，“在九江上岸后，当晚即宿勃兰地教堂（现柴桑小学），第二天移驻圣约翰中学（现171医院）。九江满街满巷都是我们的部队，‘同志’‘同志’之声充满空间，已经好几天接触不到这种空气，现在听起来格外亲热。”这种革命气氛曾为“红都”武汉所独有，此时已转到九江地区。革命的中枢似乎从湖北转到了江西。

7月19日，中共中央军事部的聂荣臻、贺昌、颜昌颐受指派来到九江，他们按照军事部部长的指示：“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向九江驻军中的共产党员传达党中央的决定，作好起义的准备。这时的军事部不指挥军队，只进行组织和联络工作。聂荣臻回忆：“我到九江，第一个通知叶挺。”并住在叶挺的司令部，他俩曾是莫斯科学军事时的同学。

叶挺，中共党员。7月中旬率军到达九江，将二十四师师部设在九江城东16号，原圣约翰中学校长高达德公寓。这是一栋西式回廊结构的二层楼房，青砖红瓦，四坡顶。因为是暑假期间，全师5500多官兵都驻扎在圣约翰中学及周边地区。他所领导的是一支非常著名的能战斗的部队，北伐期间，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在部队中起了重要作用，从广东打到武汉，所向无敌，屡立战功，叶挺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支部队后来成为南昌起义的骨干力量。

7月23日，率第二十军从鄂东武穴地区开到九江。军部设在塔公祠（现柴桑小学内），当时此地为倾向共产党的九江市党部所在地。该军共7500人，驻扎于附近的勃兰地教堂、大东旅社等地。北伐期间，的部队因为作战勇敢，被称为“钢军”。

谭平山是中共派往二十军做联络工作的。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积极向党靠拢。一到九江，谭平山首先“介绍各省代表谒贺”，然后就南昌起义的计划探询：“共产党决定开展独立的军事行动，希望你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起行动！”为人豪爽，很痛快地答应下来。他说：“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挥。”并表示：“我感谢党对我的信任。”

确定军事行动的“小船会议”

据1927年10月周逸群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记载：“二十三日抵九江，黄琪翔、朱培德即邀其赴庐山开会，并百般拉拢。”时任江西省主席的朱培德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九江的烟水亭设宴招待叶挺、，以尽地主之谊。席间，朱培德把张发奎的口信转达给叶、贺，要他们第二天到庐山去，出席重要军事会议。朱培德只说有事商量，商量什么却守口如瓶。

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从军长黄琪翔处获悉，到庐山开会，实际是同张发奎等密谋策划，准备扣留叶、贺，然后解除他们的兵权。毫不犹豫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叶挺。

7月24日，、叶挺、、高语罕、廖乾吾五人来到九江市区的甘棠湖畔，他们租了一只小划子，装作游湖赏景的模样。船划到湖中心时，迫不及待地说：“贺军长，要调你和叶师长上山，很有可能要把你们扣起来，解除二位兵权。”“怪不得他们左一个邀请又一个邀请要我们上山去，还说去开会去避暑，原来搞的是这个名堂。”快人快语，并坚定地说：“不去，不去，他们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上山那不是自己去送死嘛！”

五人经过磋商，最后决定了三件事情。1951年8月回忆说：“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队伍明天开，我的队伍后天开，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小船会议”（又称“小划子会议”）。它确定了叶贺部队赴南昌参加起义的军事行动，保证了起义的主力部队顺利到达南昌和保护了军事领导人的人身安全。这次会议对保证南昌起义的成功举行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期间起了关键作用。建国后，曾高度评价：“吕端大事不糊涂。”

南昌起义的决策

第一次九江会议后，李立三、邓中夏上庐山，就在南昌发动起义事宜与先期到达这里的鲍罗廷、瞿秋白等商议，他们表示“完全赞同这项意见”。之后，瞿秋白将在九江的负责同志的意见，带回武汉汇报。

7月23日，、恽代英到九江后，谭平山立即通知在庐山的李立三回九江研究起义的具体行动。24日，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四人在九江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地点没有明确记载。会议讨论了南昌起义的政治纲领和行动计划。政治方面，决定“组织中国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法为暴动之目的。”军事方面，决定“叶、贺军队于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求可否。”会上还决定以中央委员联名名义发表宣言，由恽代英起草“中央委员宣言”。

对于南昌起义打旗帜的问题，后来说：当时那样做较有号召力，可团结更多的人。

第二次九江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但在讨论要不要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时，发生了“很大争论”。李立三、恽代英主张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土地革命；邓中夏、谭平山反对没收大地主土地，害怕惹起反动势力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的内部分化，双方争论激烈，会议无法决定，只得报告中央。

这时的形势已更加紧急。7月25日，中共临时常委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同意瞿秋白由九江带去的关于“南昌暴动”的提议。最后决定，以革命委员会名义在南昌实行武装起义，并派迅速赶往九江、南昌，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任书记，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

当天傍晚，身着灰色制服，手提黑色皮箱，在陈赓的陪同下，由汉口秘密乘船到九江。邓颖超后来回忆道：“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分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26日，同李立三等召开了第三次九江谈话会。传达了中央的决定：“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并明确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为政纲。”从而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会议还决定由邓中夏将起义的详细计划带回武汉报告中央。会后，指示聂荣臻，到九江、南昌之间的马回岭，将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25日至26日，叶挺、的部队由九江依次乘火车，沿南浔线向南昌进发。朱培德为了阻止叶、贺军队，破坏了通往南昌的涂家埠山下渡铁路大桥。铁路工人连夜突击抢修，使叶、贺部队得以顺利开抵南昌，从而完成了南昌起义主力部队的集结。27日，、李立三、、彭湃、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陈赓等绕道庐山，步行到德安，由德安坐火车到南昌。在原江西大旅社成立前敌委员会，并任前委书记。“因军事的准备来不及，遂改定于30日晚举行暴动。”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九江城见证了组织策划南昌起义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