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珍闻录

南昌起义第一枪，以星星之火，冲破夜幕，升起太阳。

81年弹指而过，然而那场诞生共和国军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依然在华夏大地广为传颂。

打响第一枪的战斗地点

1927年8月1日凌晨战斗即将打响，整个南昌城表面上却似乎平静了许多，连郊外的蛙鸣声也骤然减弱了。

处在章江路藩台衙门内的朱培德总指挥部表面上很平静，里面却有很大的动静。守卫在这里的警卫团，是朱培德从云南带来的“精锐”。他们由于提前得到了叛徒的密报，悄悄地做好了应付暴动的准备。他们开头是打算逃跑，探路的百多号人借口“打野外”，想从后门溜出去。可是，到处都有队伍运动，口令叫个不停，无奈只好又悄无声息地溜了回来，准备硬着头皮强守。他们借着夜幕，在大门口两边进出口处，各架起了三挺机关枪。

负责攻打这里的第二十军一、二团的人马踅到大门附近，刚要继续往前靠近，突然，影影绰绰有一群敌人打对面 “通通通”地直跑过来，要撤已来不及，躲也来不及，只得动手干了！

“叭！叭！”负责指挥攻击的军官扣动了扳机，震耳欲聋的枪声划破了静谧的夜空――起义的第一枪打响了。跑在前面的一个敌人被撂倒了，后面的敌人一窝蜂掉头跑了回去。

枪声，捅开了黄蜂窝。“哒哒哒哒”门洞里的敌人开始了胡乱的扫射，伴随着几声惨叫，冲在前头的起义军士兵被打倒了好几个，其余的哗地全卧倒在地。接着，起义军的火力集中对准门洞猛射……

起义军左右夹攻，费了很大的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半步也没能接近门洞。敌人的六挺机关枪，一个劲地朝着正前方猛射横扫，顽固地抵抗着。

“娘的，锦斋，你快叫人带老子的基本连去干掉它！”

军长发话了。他的基本连是五连、七连，武器装备好，士兵大多是两把菜刀起家时参军的老兵，打起仗来，碰上啃不动的骨头，都是动用这两个连去冲锋打头阵。

“弟兄们，快跟我来!”贺锦斋顾不上回答的话，一个急转身，率领五、七两个连的弟兄，拔起两腿连颠带跑地冲过街道，直扑朱培德总指挥部。

“轰！轰！”几簇爆炸的红光冲天而起，敌人的机枪和射手都炸翻了。“冲啊！杀啊――”迂回攻击的弟兄得手了。乘敌人陷入一片混乱之时，卧在地上的起义军官兵呼地全跃了起来，闪电般冲进了门洞，朝被打得晕头转向、七零八落的敌人扑去，朱培德的总指挥部终于被解决了！

被新军处决的第一个叛徒

在起义即将举行之际，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

第二十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副营长赵福生于7月31日晚叛变投敌了。

赵福生是云南宾川县人，曾经是图谋发动兵变、暗杀篡权夺位的原军参谋长陈图南的追随者。兵变失败，他逃跑至武胜关，徘徊不定，被派来的人又招抚回去了。归队后，他感到没脸继续当营长，自己请求当副营长。见他悔过了，也没有再处分他。

31日下午5点来钟，师长贺锦斋召集全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宣布了暴动的命令。赵福生听后，一股说不出的恐惧感笼罩了他，以至情不自禁猛地打了个寒颤!

为什么要背叛？为什么有阳关大道不走，竟去过那悬崖上的独木桥？这简直就是为共产党作嫁衣裳！我这个已经背叛过的人有必要留在这里送死吗？……赵福生额角沁出了黏乎乎的汗水，脑袋昏沉沉的，像在大海风浪中颠簸一样。他一下子想了许多，他在权衡利弊得失，他的思维像荡秋千一样猛烈地来回飘荡。后面贺锦斋说了些什么，他也没听进去。

开完会，赵福生下意识地看了看怀表，已经快六点了，再有几个钟头，就要发生一场血与火的生死冲突，自己还磨蹭什么呢？

“到朱培德那边去!”赵福生回答了自己。吃晚饭时，赵福生匆匆忙忙地扒了几口，碗筷一扔，瞅了个空子，像小偷似的窜到了朱培德指挥部。他把、叶挺要兵变的情况，和他知道的一切都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地全部告诉了敌方。

然而，没想到自己的告密，并没能挫败起义的计划，更没能改变败给、叶挺的结局。叛变没几个小时，一份赏金也没得到，赵福生就乖乖地当了俘虏。

“你给我出来!”眼尖，一眼就看见了俘虏队列里的赵福生。他绷着脸，用大蒲扇指着赵福生，闷雷似的断喝一声。

赵福生连滚带爬地出了俘虏队列，他一步一声哀求:“军……军长，请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用一种咄咄逼人的目光，对跪在几步远的赵福生瞪视着：“还蛮会起飘嘛！”朝他吼道，“我还以为你能像老鼠一样钻到地洞里去呢！”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你也是穷人出身，同压迫我们的敌人打过多年的仗，为什么在革命紧急关头逃跑，出卖革命，叛变革命，去当敌人的狗！你背叛了革命，对人民犯下了大罪，无法宽恕。我代表中国人民判你死刑!但是，你的家属我会负责照顾的。”

“军……军长，我有罪，我对不起……你，我……”赵福生听了一番义正词严的斥责和仁至义尽的处理，大声痛哭起来，他泪眼巴巴地望着，还要求饶。

手一挥，用不容辩驳的口气厉声说:“把他拉下去!”几个士兵同时拉开枪栓，把子弹推上了膛。

“军长，饶了我，饶了我吧！”赵福生跌跌撞撞跪爬着，声音发颤地哀求着。

“你还知道要命，就是你为了保自己的一条狗命，害死了我们多少弟兄！”说完，一挥手。

“砰”的一声，赵福生那被灼热的子弹穿透胸腔的躯壳，轰然一声栽了下去。几个军官拔出手枪，又上前对准赵福生补了几枪，这个第一个被起义部队处决的叛徒，尸体下面淌出了几道污血。

新军中的外国友人

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城头举起义旗的时候，在这面旗帜的下面，聚集着几个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他们是列宁生前决定而由斯大林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两位苏联同志，还有朝鲜、越南几个同志。

从起义战斗打响到南下广东，以至起义军最后失败，这两位苏联顾问几乎日夜紧随在身边。他们的心与起义领导人的心在一起跳动，共同为胜利而笑，为失败而悲。

莫・费・库曼宁，苏联人，是的骑兵军事顾问。有双孩子般清澈而笑眯眯的眼睛。他1919年参加苏联红军，1926年来到中国，先在黄埔军校任军事顾问，后编入二十军任顾问。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南昌起义，共产国际的态度就像他们给米罗那兹的电报一样，含含糊糊，并不热烈。对于已经在军内的顾问，则反对他们介入和参加。然而，库曼宁等人毅然参加了。在这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他们并不想离开准备起义的部队，并不想离开生死未卜的中国共产党，并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起义和南下提出过非常高明的意见和主张。

在起义军占领瑞金后，对会昌之敌，打与不打，库曼宁明确主张避战，速到汀州、上杭入粤。他认为，就实力来看，敌人和起义军兵力相当；就优势看，敌以逸待劳，起义军疲惫；就形势看，起义军不攻会昌，径直由瑞金东出，完全可能。然而，库曼宁的主张没通过。会昌之战打了，也打赢了，但起义军伤亡1700余人，几乎占起义军总数的七分之一，造成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拼消耗的局面。

在起义军到达上杭后，关于起义军的下一步军事行动进行讨论时，担任顾问的另一位苏联人阿托里斯夫斯基，提出了一个与大多数起义领导人包括、、叶挺、、、谭平山在内的不尽相同的意见。

阿托里斯夫斯基主张起义军暂驻闽西汀州――上杭――永定一带，因为这里是富庶之区，在经济方面可以自给。起义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作战，实在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休养。

阿托里斯夫斯基充满信心地预算，如果起义军能在闽西停留四个月，则至少可以在闽西新编四个师的工农军，增加五万以上的兵力。而且，闽西的富庶，可以挽救革命委员会的财政危机。等实力财力增加以后，再长驱入粤，犹未为晚。

但阿托里斯夫斯基的计划几乎没有一个支持者，起义领导人都主张立刻到广东去。

可惜，历史素来没有“悔棋”，苏联顾问不是决策人，仅仅是顾问而已。

库曼宁和其他几个外国同志随军南征，同样历尽了饥饿、疲劳、炎热的艰难困苦，终于一起到达广东潮汕。在起义军失败后，库曼宁在一次遭遇战中，被敌军俘虏，后投入监狱八个月之久。获释回国后，他在回忆南昌起义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南昌暴动虽没能挽救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命运，但它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独立武装，向反革命势力打响了第一枪，从而诞生了中国人民的军队。”

其他几位外国同志后经香港、上海及内地先后辗转回国，无一牺牲。

新军中的第一批女兵

战争并不排斥女性。只要有人类的战争，就不可能没有女性。南昌起义诞生了第一支人民军队，跟着也有了这些人民军队的穆桂英、花木兰。

这些女兵，大部分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女生队学员，少数是何香凝创办的妇女训练班的学员，整整三十人。她们是彭漪兰、胡毓秀、彭援华、诸志元、曹泽芝、黄直纯、谭勤先、杨庆桂、杨庆兰、周铁忠、周开壁、陈觉吾、王鸣皋、孙苹非、周月华、方晚成、黄厚吉、肖景子、肖凤文、苏同仁、罗凤仪等。

30个女兵，30朵花儿，30条鲜活的生命。

起义军浩浩荡荡向广东进发了。开始，彭漪兰、胡毓秀和彭援华分配在参谋团，其他27名女兵分配在的第九军、叶挺的十一军和的二十军做宣传或救护工作，到瑞金后，30位女兵全部集中到革命委员会。三伏盛暑，太阳正毒，女兵们30双脚和许许多多男兵的脚一样坚强地行进在发烫的土路上。走了几天，女兵们脚上大多起了泡，脸上的白净皮肤也晒得像紫铜似的，衣服被汗水浸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行军的疲劳，使她们同男兵一样，不管露天里还是田野旁，只要放平了身体一样呼呼入睡。

艰难征程，依然没能减弱她们活泼的天性。为了开展部队的文娱活动，她们还抽空排练小戏，为士兵们演出，活跃行军生活。行军路上，很多同志由于疲倦，常常队伍一停下来或走着走着，就打起瞌睡。她们就拉开嗓门，唱起了热情奔放、唤起力量、唤起生命的战歌。她们最喜爱唱的歌是：《少年先锋队队歌》:

“走上前去呵，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唱着唱着，立刻一唱众和，男女齐唱。

同样，对战场的救护工作，女兵们也尽着她们最大的努力，经常是昼夜不分地干。她们精心替伤员清洗伤口、包扎、换药，晚上守在伤员床边护理。

30个女兵中，其中彭漪兰是指导员，杨庆挂、杨庆桂是亲姐妹。17岁的杨庆兰岁数最小。她们来自五湖四海，不愧为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批女英雄，在那样艰苦卓绝而又长途行军作战中，部队逃亡近三分之一，而这30名女兵，有的缠过足，有的病体刚愈，但她们都克服了千难万险，坚持到了最后，没有一个逃兵。

流沙之战失败后，起义军主力溃散了，这些女兵也被冲散了，但也还有3个随到了海陆丰，有几人随部转战，大多数则随着一些负责人转到了香港和上海。

南征中不老的“八仙”

队伍迎着太阳，迎着月亮，艰难地向南跋涉。

革命委员会号为“八仙”的八位50岁上下的老人，除了徐特立之外，还有满头白发的财政委员会主席林伯渠、秘书长吴玉章、主席谭平山、中央海外部长彭泽民、江西省政府主席姜济寰、一师政治部主任方维夏、委员高语罕。

徐特立在湖南执教三十余年，以“教育救国“、“师德高尚”著称，培养了一大批革命人才。他是长沙马日事变后，经李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随后，他辞别妻儿，秘密赴武汉工作，7月27日抵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曾称他为“当今一圣人”；致信称徐老永远是他的“先生”。按年龄、资历，革命委员会给他配了轿子，当轿夫抬来轿子请他上轿时，徐特立却连连摆手:“不要，不要，我愿意走路，我愿意走路！”徐特立入党后，信仰十分坚定。一天，他在汉口碰到了一个教育界的朋友，那人对他说:“现在革命失败了，你还来干什么？赶快离开，另谋出路吧！”随即拿出一叠钞票送给他做旅费。徐特立十分生气，严肃地说：“革命成功的时候，多一人少一人无所谓，正因为革命失败了，我们才更应该干，逃跑算什么！”说完，他把钞票一甩，风尘仆仆赶往南昌参加了起义。

路上，总爱和徐特立在一起走的是姜济寰，他是徐特立的同乡也是老友。不过徐特立是共产党员，他是员。他是在徐特立、林伯渠的动员说服下，离开队伍，参加南昌起义的。姜济寰是个大胖子，也是个乐观的人物。南征行军时，他拄着一根自制的拐杖同大家一起在烈日下翻山越岭。年轻人劝他：“胖主席，还是上轿吧!”他微微一笑，边走边说:“我能走，后生仔，你们可不要落在我们老头子的后面！”

“八仙”里的彭泽民，年近60，同林伯渠一样是“白发仙人”，他还带了一位与他年近相仿的夫人。夫妻二人，生在海外，有生以来尚未受过如此行军的艰辛，更不用说忍饥挨饿了。可是，夫妻俩总是精神愉快地跟着队伍一道前进。本来两人各配有一顶轿子，因轿夫太少，彭泽民只要一顶，照顾体弱的老妻，自己则迈开两条腿和小伙子一样，一脚一脚地向前量着步子，一路上，还施己所长，经常为伤病员采药治病。起义失败后，林伯渠化装潜入香港，从日本到达海参威，与徐特立、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之后，回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后兼任财政部部长。

徐特立在1930年12月底，根据党的指示，也辗转到达瑞金，致力于苏区教育，主持教育部工作。

1966年4月，徐特立重返南昌时，曾参观八一起义旧址，并兴致勃勃地写下了《题南昌纪念馆》一诗：

“八一”之前老学生，

学书学剑两无成。

而今重话南昌事，

我是当年一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