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体育联赛的竞争机制研究

时间:2022-10-22 07:12:35

职业体育联赛的竞争机制研究

摘要:通过文献法、逻辑分析法对职业体育联赛的竞争机制和功效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职业体育应对联赛外部竞争者的机制有赛事经营权垄断机制和政府支持机制,应对联赛内部竞争者的机制有竞技实力制衡机制和经济实力制衡机制;就功效来看,职业体育联赛的竞争机制存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应对联赛外部竞争者的机制无法消除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二是联盟的制衡机制无法改变强队雄霸数年的现象。

关键词:职业体育;竞争机制;联赛;功效

中图分类号:G8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2)03-0141-05

竞争机制是指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争夺市场的竞争促进和制约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功能体系。根据竞争对手的不同,可将职业体育联赛的竞争机制分为应对联赛外部竞争者的竞争机制和应对联赛内部竞争者的竞争机制。文献调查发现,目前学界多集中在对联赛内部俱乐部间的竞争实力制衡研究,主要观点为:职业体育联赛的制衡机制是以联盟法规、政策为强力约束手段,使联盟各主体达到均衡的发展状态时,该手段表现出来的构造、功能及相互关系。提高俱乐部间的竞技实力平衡性,可增强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和比赛观赏性,从而激发观众的欣赏需求。虽然,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呈现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在应对联赛外部竞争者的竞争机制方面的研究薄弱,对职业体育联赛竞争机制的内涵和功能理解有失偏颇。本研究认为职业体育联赛的竞争机制是指职业体育联赛经营者为了应对联赛内、外部竞争者,借助一套法规和政策来促进和制约职业体育联赛发展的内在功能体系。

1、应对联赛外部竞争者的竞争机制

1.1 赛事经营权垄断机制 从产品的可替代性看,职业体育联赛外部竞争者主要指国外同种运动项目的职业体育联赛,如中超的外部主要竞争者为英超、德甲、西甲等欧洲职业足球联赛,CBA的外部竞争者为NBA。为应对外部竞争者,一国的职业体育组织一般会借助行政或法律的手段禁止他国职业体育组织来其境内经营职业体育联赛,而且这种垄断行为不会被谴责为贸易保护。对国外职业体育组织来说,中国市场的非常巨大,由于不能在中国获取赛事的经营权,他们常常通过其它手段来扩大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力,以实现其全球化战略。如NBA采取选用国内球员、推销赛事转播、季前赛、大篷车宣传和建设场馆等手段来抢占中国市场。同样,欧洲足球联赛也希图瓜分中国职业体育联赛市场,但也仅限于在中国举办一些表演赛和友谊赛而已。无论欧美职业体育组织希望在中国扮演何种角色,中国官方体育机构仍处于主导位置,西方职业体育强国在中国经营职业体育赛事是不被允许的,最多只是充当合作伙伴。

1.2 政府支持机制 职业体育竞赛产品并非私有产品,而是准公共产品,并且职业体育还兼有为国家队输送高水平竞技人才和提升俱乐部所在城市形象的功能,因此,各国政府常在资金和政策上对本国的职业体育给予扶持,如1986年美国国会考虑到6个城市为建设职业运动队体育馆而发行债券,决定此类债券可以享受免税特权,1995年国家美式橄榄球大联盟球队Rams从Los Angeles迁到St.Louis时获得了3.2亿美元的政府财政补贴。中国也不例外,2004年云南红河州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和体育彩票基金划拨形式,向红河奔牛篮球俱乐部提供资金支持。2009年武汉光谷退赛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制订了专门的支助计划,重新组建职业足球俱乐部。2009年北京体育局向北京国安足球队注资2000万,资金来自于“北京市体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北京市体育局看来,注资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可以使得北京的足球运动更能满足城市形象提升的需求。从注资的目的看,此次北京体育局介入到中超俱乐部,有着特殊意义。其所期盼的回报不是冠名、股份,而是北京足球事业的发展。合理界定政府、社会和市场间的职责与界限,完善职业体育发展的支持机制,使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更好的结合,往往会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能。北京体育局牵手国安俱乐部是一次全新合作。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变相支持早有前例。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足球联赛环境的急转直下,一些足球俱乐部在寻找赞助时遇到困难,但由于政府预算中并没有规划专项资金支持职业俱乐部,不可能直接为俱乐部提供经济援助,指定本地的某些企业成为俱乐部赞助商,就成了一些地方政府“救市”的通行做法。如2004年,已降级的广州足球队,面临原球队冠名赞助商香雪制药有限公司离去、新的球队冠名赞助商无着落的难堪局面时,在政府行为的干涉下有着房地产业务的日之泉集团有限公司成为了球队赞助商。如果不是政府牵线搭桥,企业是不大可能去赞助一支职业化程度低、投入与产出很难实现平衡的职业体育俱乐部。

1.3 应对联赛外部竞争者的竞争机制的功效分析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仅仅依赖地域性经营权垄断和政府的支持,中国职业体育联赛已很难屏蔽和抵制外部竞争。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信息全球化,国外发达职业体育组织正是借助日益开放的全球信息体系,加快实施着其“全球化”发展战略,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增强。以电视媒体传播为例,2010-2011赛季央视五套每周播放NBA的比赛次数为4次,而每周播放CBA的比赛次数为3次,此外,还有NBA每周十佳球、比赛集锦在体育新闻等电视节目中反复重播。再以网络传播为例,至2011年3月12日,百度上关于“NBA”的网页有1.06亿条,而关于“CBA”的网页有0.434亿条,关于“英超”的网页大约有0.559亿条,而关于“中超”的网页大约有0.344亿条。由此可见,观众和赞助商可以通过多种媒介获取国外知名职业体育联赛的信息,竞争不可避免。在此情景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联赛,提升中国职业体育联赛的国际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

2、应对联赛内部竞争者的竞争机制

联盟内职业球队间的关系较为特殊,它们既是竞争者,更是合作者,因此联盟并不愿看到一队独大的现象,在设计应对联赛内部竞争者的竞争机制时,其核心思想是削平差距,而不是突出强者,以均衡球队间的竞争实力,增加比赛结果的悬念。应对联赛内部竞争者的竞争机制也称为职业体育制衡机制,是指联盟通过制定一套政策、法规来促进职业球队均衡发展的内在功能体系。

2.1 全美篮球联盟的制衡机制 职业体育制衡机制的典范是全美篮球联盟(NBA)的制衡机制,它主要包括收益分享制度、授权制度,薪金封顶制度、选秀制度、预留条款,其中选秀制和预留条款是为了维持各俱乐部间的竞技实力平衡,收益分享制度和授权制度是为了维护俱乐部间的经济实力平衡,而薪金封顶制度对维护竞技实力和经济实力的平衡均产生一定作用,最终以求达到职业篮球的竞争平衡。

2.1.1 选秀制和预留条款(the reserve rule) 1949年全美篮球联盟实施了选秀制,以求增加成绩较差的俱乐部得到优秀球员的概率,事实表明,获得优先选秀权的俱乐部在下一个的赛季中胜率有所提高,由此说明选秀制度一定程度上能提高竞争平衡性。预留条款是指新秀与俱乐部签订合同后,俱乐部享有续签该球员的优先权,直至第二次合同到期或满4年职业体育生涯,该球员才能成为“自由人”,预留条款加强了俱乐部对新秀的控制权,延长了顶级球员在小球市俱乐部的服务年限,增强了选秀制度的功效,同时减少了俱乐部间通过高薪吸引球员的恶性竞争,有效的减轻了俱乐部的财政负担。

2.1.2 年薪封顶制 为降低球员经纪人对竞技平衡的破坏作用,1984年美职篮首度使用了工资封顶制度,要求各俱乐部球员年薪总值不得大于联盟俱乐部年均受益的48%。考量到不应完全扼制球队间的自由竞争,该“工资帽”应有一定的上浮空间,由此产生了“第三方托管”(Escrow),其具体内容是NBA总部将球员薪金的10%先扣下来,放入一个托管的账户中。如果俱乐部最后的收入没有超过联赛球队平均收入的55%,那么托管薪金返还给球员,否则,这笔薪金就被总部没收,并且球队还必须交纳奢侈税(Luxurytax),税额等于超出55%的金额。税款由俱乐部支付,用于支助联盟中经济相对困难的俱乐部。如2010-2011赛季的“工资帽”为5804万美元,“奢侈税起征点”为7030万美元,如果某球队球员工资超过7030万美元,就要遭受两罚并行。理论上,“第三方托管”和“奢侈税”有利于维持球员交易市场的稳定,似乎能使各俱乐部支付给球员的薪酬相近,事实上部分富有俱乐部往往不惧重罚,其球员工资总额是小球市俱乐部的2倍,另外,一些大牌球员为了赢得总冠军,自愿降低年薪进行转会,产生了“三巨头”现象。自从NBA引进工资上限后,总冠军更集中在某些球队。

2.1.3 授权制度 美国职业篮球联盟并没有采用职业足球通用的升降级模式,而是由董事会按照准入条件进行评估来认定成员资格。为了能吸引和保留俱乐部,美国的主要城市常利用财政基金修建符合准入标准的篮球馆,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租给俱乐部,这无形中使得各俱乐部在投入方面平等的享受了政府的财政补贴。另外,授权机制还规定了中小城市只能有一家NBA俱乐部运营,这使得各俱乐部在一定区域内拥有了数量相对均等的观众,缩小了各俱乐部的门票收入差距。

2.1.4 收益分享制度 收益分享制度主要涉及到NBA联盟广播权和授权产品的销售收入分配。联盟通过集体谈判方式捆绑出售国际性和全国性广播权,所得收入各俱乐部平均分享,以防范强队占有更多的广播权交易市场。NSA联盟的全国性电视转播费约占联盟收入的30%。至2008年全国性的电视转播收入上涨到9.25亿美元,各俱乐部分得3083万美元。与电视转播权的经营模式相似,NBA的授权产品也由联盟进行统一管理、销售和分配。收益分享制度提高了联盟的议价能力,有利于最大化联盟的经济利益,它一方面拉近了大、小球队间的受益差距,另一方面,削弱了俱乐部引进高薪球星的动力,倾向于压低球员薪金,相反,受益分享制度的废除将引发俱乐部间对球星的激烈争夺,导致球员年薪总额快速上涨,不利于俱乐部间的竞技实力和经济实力平衡。

2.2 中国职业体育联赛的制衡机制 为了实现联赛的竞争平衡,增强比赛结果的悬念,中国职业体育组织力图仿效欧美职业体育的运行模式,但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差异,无法直接套用,因此,竞争失衡现象凸显。中国职业体育的制衡机制具有以下特点:1)项目管理中心负责联赛的商务开发,并支配商务开发收益,由于收益的总量较小,且一定比例的收益被协会(中心)截留,各俱乐部从中所得的收益与其投入资金相比微不足道,因此,中国职业体育的收益分享机制对俱乐部间经济实力均衡所起的作用不明显。2)目前,中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的产权形式主要有私企独资、政府和企业合资两种形式。以2006年的中国职业篮球俱乐部为例,私企独资的俱乐部7家,合资的俱乐部11家。对私企独资的俱乐部来说,其资金相对雄厚且自较大,能够根据市场的需要及时做出有利于其获益的投资决策。俱乐部产权形式的差异是影响中国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在受益分享机制、年薪机制、选秀机制等机制尚未建立或完善的情况下,产权形式对中国职业体育的竞争平衡影响就显得尤为特出,经济实力强大的俱乐部可以网罗国内优秀的后备人才为其服务,从而导致各俱乐部间的竞技实力存在着差异。如2009年夏天,CBA广厦俱乐部业主——拥有85亿资产的广厦集团楼氏家族连出大手笔,高薪签下吉林队核心王博和台湾球星林志杰,雄厚的财力使浙江广厦队迅速步入强队之列。CBA中的广东宏远和新疆广汇同样是凭借母公司的雄厚实力,一直位列强队行列。广东恒大旗下的中超球队和职业排球队一跃成为国内顶级球队,也是借助于“挥金如土”的大手笔。3)目前,中国职业体育尚未建立完善的运动员分配和流动制度。一是运动员选秀制度缺失,国内也不存在完全开放的职业体育后备人才市场,所谓的选秀主要局限在每年一度的外援引进。职业体育俱乐部竞技后备人才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自身配备的二三线队伍。选秀制度的缺位不利于各俱乐部之间竞争实力均衡化的形成。二是球员转会制度形式化。如CBA实施的“倒摘牌制度”,但仅限于球队的替补队员,优秀运动员的流动受到限制,如2010年发生在江苏南钢俱乐部的“唐正东转会风波”,几经波折,依然未成,因此,俱乐部往往不能签得其所想要的队员。

目前,正是由于运行机制和产权形式等原因,使得中国职业俱乐部存在着竞争失衡的现象,至2011年,中国职业篮球的历经16年,仅有3支球队获得冠军称号,其中八一火箭队8次问鼎,广东宏远7次夺冠,联赛球队间的竞技实力相差悬殊。中国职业职业足球联赛在竞争平衡性方面也只是略好于中国职业篮球联赛,至2009年,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经历了15个赛季,共有6支球队问鼎,其中大连队获得了8次冠军,山东鲁能队获得3次冠军。

2.3 应对联赛内部竞争者的竞争机制的功效分析就竞争平衡和赛事悬念的作用,多数学者认为:赛事缺乏悬念就会退化为毫无激情的表演,不可预测性是职业赛事的一个卖点,比赛结果的悬念恰恰是职业体育最吸引人的一面,比赛结果特别是冠军的归属缺乏悬念,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观众的观看热情。比赛的悬念来自于职业体育的竞争平衡性,而竞争平衡性又取决于联赛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北美职业体育联盟试图通过授权机制、选秀机制、预留条款、分享机制等制度来增加俱乐部间的竞争性。欧洲职业体育体育联盟试图通过升降级制度来均衡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竞争实力;至于何种制度更有利于提高联盟的竞争平衡,Diet(2000)等人的观点为:北美的授权制度更为有效,能促进俱乐部间的竞技实力趋于均衡,而Noll(2003)认为欧洲的升降级模式更为有效,Szyman-ski(2002)则认为北美的制衡机制对多个赛季的竞技实力平衡有益,欧洲的制衡机制对单个赛季的竞技实力平衡有益。事实上,不管是北美联盟,还是欧洲联盟,它们针对竞争平衡和比赛悬念所采用的种种制度,其功效有限,难以接近预期的均衡,欧洲各顶级足球联盟一直就是少数豪门俱乐部的天下,北美职业联盟也不例外,多年来联赛冠军几乎被传统强队揽入囊中,有研究表明,自从NBA实行工资帽制度以来,联赛冠军更为集中,被少数几个俱乐部所包揽。

竞争平衡在某些职业体育领域似乎显得尤为重要(如NBA),也是这些职业体育组织一直追求的理想状态,更是俱乐部老板借以打压或削减球员工资的依据。但有些研究结果表明:更为平衡的比赛并不会吸引更多球迷。把视线转向英超、西甲、德甲等欧洲足球联赛时,就会看到可预测的比赛并不让球迷感到厌烦,球迷们会非常享受不平衡的现代足球。英国的两位经济学家戴维·福瑞斯特和鲁伯特·西蒙斯研究发现,“较为平衡的比赛有时的确能够增加观众人数,然而他们进行了一次模拟,结果显示如果英超联赛变得更加平衡,球迷人数将会减少。”

某些不平衡的比赛(如英超足球比赛)能够吸引如此多的观众的理由是:1)一个绝对平衡的联赛,结果可能是一个永远连续的循环,总是主队获胜,客队输球。2)足球运动进球数较少,主场效应明显,胜负偶然性强,现实中最为平衡的比赛是一个较弱的球队在自己的主场与一个强队之间进行的。3)现场观众多数是主队球迷,他们并不真正想看到平衡的比赛。4)大型俱乐部的球迷要比小俱乐部的球迷要多,因此,大型俱乐部获胜,会使更多人高兴。5)球迷对于输球有很强的承受力。他们非常善于转化矛盾,往往把输球的原因归结为裁判糟糕的判罚。也就是说,即使他们的球队输球,他们也不会轻易改变忠心。6)强大的球队能引发人们对其高度的兴趣。20世纪90年代,支持和反对曼联队都多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类人都是追逐曼联俱乐部的球迷——每支其它球队的球迷都梦想能击败曼联。球迷支持一支球队多半是因为反对曼联,正是又大又邪的曼联,使得英超拥有更多球迷。7)通常一个联盟中拥有绝对优势的球队不仅仅只有1支,而是3~4只,强强间对抗会极大吸引球迷的关注,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支持两支球队中的任何一支,只是比赛中展现的技艺更高、比赛的竞争更为激烈,他们希望看到最好的球员相互竞争。

事实上,关于职业体育联赛不平衡的抱怨只是近15年间才产生的新事物,与大众的想像相反,无论是足球联赛还是篮球联赛,过去一直也是不平衡的,意甲的主角一直都是尤文图斯、AC米兰和国际米兰,西甲中的领头羊永远都是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在1990年前,NBA中的几乎是凯尔特人队(16次总冠军)和湖人队(11次总冠军)的天下;至1980年拜仁一直在德甲占据绝对优势;在战后曼联、阿森纳和利物浦一直在英国足球中占有领先地位。虽然曼联在过去20年中获得了10次英超冠军,但利物浦在1968年-1988年的20年里也同样赢得了10次冠军,在英国足球史的大部分时间,从来都是少数几个俱乐部占有绝对优势。

为了形成竞争平衡,使比赛变得更有悬念,职业体育组织试图采用多种制度加以实现,然而效果并不理想,如NBA,至1990年以来,总冠军归属更为集中(其中公牛、湖人和马刺分别获得6次、5次、4次次总冠军),好在观众对此并不在乎,观众人数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自从1980年开始,NBA联盟仅仅有8支队伍获得过总冠军,30年过去了,联盟内超过三分之二的队伍却是一无所获。虽然NBA球队实力如此失衡,但并没有对观众热情造成多大影响,1985-1986赛季,NBA平均每场比赛的到场观众人数少于12000人,而如今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17 000人,而且像湖人对马刺人这样级别的比赛则有更多的观众愿意关注。由此看出,缺乏平衡的比赛并不会使球迷失去观看的兴趣。

3、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1)从联盟层面上看,国家职业体育联赛的经营权具有垄断性,外来职业体育组织无法在该国注册并举办赛事;由于职业体育俱乐部能产生提升城市形象、培养竞技人才等正外部效应,当地政府常常对俱乐部提供资金和政策的支持。赛事经营权垄断和政府支持能增强该国职业体育联赛的生存能力,但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无法消除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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