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均衡陷阱”浅析

摘要：本文针对“高水平均衡陷阱”做了一系列的分析，指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存在的两个前提，并对其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高水平均衡陷阱”大致符合逻辑，所用材料也大致符合事实。但结论并不令人信服的结论。井指出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即：仅仅是就现象解释现象，缺泛对中国历史、思想和社会传统的系统梳理。

关键词：“李约瑟之谜”，高水平均衡陷阱、技术需求、技术供给

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被争论已久：古代中国经济的高度繁荣和近代的衰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疑问又被概括为“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之谜可以简单的归纳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为什么在历史上一直远远领先于西方?二是为什么中国现在不再领先于西方?中国未能实现现代化被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论证，提出的说法也众说纷纭。在西方比较有影响的说法之一是“高水平均衡陷阱说”，此假说是英国著名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在《中国过去的模式》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中国后期技术创造力的消失的原因并不是资本市场或是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因为中国早期建立了一些“现代”的制度。包括土地的自由买卖、劳动力的相对自由、以及私有产权等，由此导致较快的技术发明和传播。但由于中国家庭传统传统的传宗接代思想的根深蒂固，造成了早婚和较高的人口出生率，从而使人口急剧膨胀，而可耕地的面积是极其有限的，从而使人地比率上升，劳动力价格下降，因而使技术替代人力的要求并不是那么迫切，从而导致技术更新无法完成而使劳动生产率停滞甚至下降。有人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恰恰是因为由于中国过于繁荣，人口持续增长，人口增长导致资源减少，人力资源便宜，工商也不再有技术创新的冲动。最终使中国失去了转化的契机。这个说法等于说是把高水平均衡陷阱进一步从农业领域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的研究中去了。这个假说提出之后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出一系列的讨论。

通过以上对于高水平均衡陷阱的简单介绍，我们会发现这个理论的成立有两个前提，即人口的过度增长和技术的停滞不前。在下面，本文就对这两个前提做一个分析。

先说人口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清代中叶以前至少并不是特别突出。按照一般学者的研究，公元前400年中国的人口大概是3000万人。然后人口数量一直增加，到公元元年西汉末期的时候最高达到6300万人，随后由于战乱人口开始减少，到公元800年时减少到了5000万人；到宋朝达到了6650万人；元朝人口又开始下降，明朝初年的时候人口是8 100万人，并在明朝末年最高达到1.6亿人；到了清初。战争使人口减少到了1.4亿人，此后因为新的农作物品种传到中国。人口再次快速增长。这个估计虽然并不是准确的数字，还有很大的争议，但大致可以作为一个参照，并不需要很精确的数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口从汉代到清前期的两千多年时间内，实际增长的并不多。真正的人口增长是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原因是清廷推行了永不加赋的政策。这就与假说中的中国的高人口出生率不符。事实上，由于有人头税的存在，影响了人口的出生率，而改朝换代所经历的战争又会导致人口的大量减少。所以假说中所说的人口急剧膨胀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是清代中叶以后的人口膨胀却是不争的事实。由于中西方巨变的发生是在清中叶以后，所以可以基本上认为人口的假设基本成立。

在假说中另外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耕地的有限和技术的停滞不前。在耕地的面积上，按照赵冈的研究，(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An Economic Analysi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从人均的角度来分析耕地的波动，人均耕地从原来的将近10亩，减到最低6亩，由于战乱造成很大伤亡。又上升至9亩。然后很快地降到了大约4亩，明清之间开始有所提高，随后就一路下降，直到现在下降为1.5亩。可见，随着可耕地面积的开垦完毕，以及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降是可以想见的。在技术方面，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公认，公元8--12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技术进步最快的时期。从8世纪开始，科技发明的速度加速上升，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2世纪，12世纪以后技术创新的速度开始减缓，直到接近停止，技术的进步也越来越慢。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这个假说是可以解释中国未能实现现代化的。但此后林毅夫对其进行了反驳，指出尽管这个假说很吸引人，但它暗含了一个中心假定，即在前现代时期，农业的潜力是有限的。农业潜力又与技术有关，如果技术发展没遇到障碍，由人地比例失调所引起的均衡陷阱就不可能存在。进而把中国未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归结为中西方创新方式的不同。他从技术供给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林毅夫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与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有一些关系。中国的制度并没有抑制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而是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和其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从而导致了近代科学的落伍。这等于说：传统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土壤。

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假说是从技术需求的方面来论述。而考察的对象则是农业的剩余积累。从逻辑上来说。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假说的提出者忽略了一个问题，企图用纯经济的理论分析来解释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假说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说的基础之上的，而西方经济学说的理论要点就是将经济单位看做是一个是足够理性的市场主体。显然中国传统经济模式下的小农并不符合这个特点。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变迁》一书中提出应把小农看做“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ii所以对于农业的研究也就不能只从经济学方面来考虑了。事实上，一个经济地位上升的，雇佣长工的富农，要比一个经济地位低下，领取低额报酬的佃农更加倾向于市场的主体，而一个主要为自家消费而生产的自耕农，则更接近于一个维持生计的生产者的形象。

另外，中国由于东西横跨数千里，由于地域的差别所产生的不同的情况，也是十分突出的。在地少人多的江南，似乎更符合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假定，而在广大的内地，情况则不是这个样子，而在偏远的边疆，情况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假说的提出者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个方面的问题。事实上，研究中国经济史，只有对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区作出研究之后，才能从总体上做一个把握。否则，泛泛而谈整个国家的经济，多少显得有些无力。

虽然假说的提出者极力避免用西方的经济研究方式去研究中国的前现代经济史，但是不自觉的还是陷入了这个模式。事实上，虽然近些年来，学界对于西方模式的应用展开了反思，强烈批判所谓的“西方中心论”，并要求建立自己的一套理论。但是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往往不自觉的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这就联系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问题了。限于本文所论述的范围，这个问题暂且不讨论了。从这个角度上看，林毅夫对“李约瑟之谜”所作出的解释似乎更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却显，得有些片面，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后，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中西方在科技方面的差距，开始提出和试图回答类似“李约瑟之谜”的问题。梁启超认为是：(1)中国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因袭已久。(2)缺乏学校报馆之类的科技组织使科技难以传播。(3)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iii；钱宝琮、徐横等认为，这是地理、社会、文化环境作用的结果，中国为大陆文化。人多以农业为主，太重实用，因而自然科学难以发展；冯友兰则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完全在地理、气候、经济等因素，而应重点考察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哲学，特别强调，自从汉代以后中国人就失去了征服自然的理想并完全从外部世界撤退回来③：陈立、竺可桢等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近代)科学。上述回答中不乏真知灼见，都从各自不同的学科给出了解释，但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系统的解释，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但同时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课题。从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角度去综合分析来回答“李约瑟之谜”。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高水平均衡陷阱”对于“李约瑟之谜”的解答虽然大致符合逻辑，所用材料也大致符合事实，但是仅仅是就现象解释现象，缺乏对中国历史、思想和社会传统的系统梳理。因而难以对问题做出全面的回答。至于“李约瑟之谜”的解答，需要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多个方面来做综合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