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语危机”到“沪语危局”

海德格尔曾说，谈论语言是危险的，比谈论沉默更危险。但现今谈论语言仍是当务之急。

几年前，在季羡林、任继愈、王蒙等发起的“2004年中华文化高峰论坛”上，很多学者都对汉语在全球化语境下所面临的危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忧虑。之后，余光中、莫言、苏童、马原等作家在上海的“文学与人文关怀”高校论坛上也发出了同样警示：优雅的汉语正濒临失落与亟待拯救的边缘。最近《中国青年报》的调查中，80.8%的人确认我们当前存在汉语应用能力危机。汉语是汉民族文化的载体，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所以汉语应用能力危机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是汉语应用者的危机。

在危机声中，方言的危机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文化的多元与语言的多元息息相关。保卫方言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仅就沪语而言，也呈现出较多困局以及众多保卫沪语的呼声。

为此，本刊记者特地采访了诸位语言学专家、作家、媒体人，就汉语危机与沪语危局的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汉语的危机

汉语是否危机四伏？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清研咨询和民意中国网，对3269人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0.8%的人确认我们当前存在汉语应用能力危机，另有19.2%的人不赞成这一说法。

教育部、国家语委2011年5月的《2010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学生人群中存在汉字书写能力退化、母语教育弱化、语言应用能力下降等问题。

一些老师纷纷反映，很多学生逻辑性很差，写文章时错别字很多，语句都说不通顺，一部分学生在应用文写作上几乎是空白，连个通知、请假条都写不好。不少学生也坦言自己在汉语应用中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觉得自己词语储备不够，经常感觉词穷或者不认识的汉字太多、提笔忘字等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万建中指出，年轻人的古汉语使用和阅读能力在普遍下降。

“‘神马都是浮云’流行的时候，许多人很兴奋，好像很有新意，我却觉得相当不舒服。”复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有些激动地说，“这里究竟有多少创造力？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类似浮云之类的绝妙的言词太多了，只是人们不熟悉，于是网络上出现小小的‘发明’就觉得很新鲜，沾沾自喜、洋洋得意，铺天盖地都是‘浮云’。现在网上还有一个新现象，很多网路小说的标题，文章中一些出挑的语言，包括一些作家的‘艺名’，不过是对我们记忆里的一些文言碎片的化用，却夺人眼球，不胫而走，这有时也让人看了难过，虽然有些古雅气，但来历不明，零零碎碎，像补丁一样补在今天的语言上面。还有很多房地产广告，不伦不类，没有很好地把文白沟通了，然后加以适当的运用，显眼是显眼，但多么刺眼，媚俗！”

这种对文言文“附庸风雅”式的随意应用不仅出现在网络中，也出现在作家笔下。郜元宝告诉笔者，最近看到有位作家在文章中描写一个人在冰天雪地里身体，有着“敲骨吸髓般的疼痛”。“‘敲骨吸髓’字典中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比喻剥削压迫极其残酷！还有的作家写小说，有心学《红楼梦》语言，但要么学得像但也就不过如此，要么学得不像，要么似像非像，三者必居其一。有些电视剧模仿《红楼梦》语言，全是假古董，一点活气、创造力也没有。过去出了那么多作家，鲁迅、巴金、张爱玲等等，对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和当代口语都有很好的造诣，相互调剂，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这也是我们现在主要的语言遗产之一。现在我们与语言的四大要素（文言、外文、方言口语和现代白话文）的关系都很疏远，因此我们的语言日益贫乏、僵化和趋同化。取精用弘，百炼钢化为绕指柔，长短适中，每个汉字的意义都凸显出来，又符合文法词法的规矩，这样的文章现在很少。好文章慢慢快绝迹了：这个判断，并不单纯着眼于审美或复古怀旧的角度，而是着眼于语言及其背后的生活世界的荒疏。许多著名学者、专家的著作，除了传递学术信息，并没把语言本身的信息传递出来，他们很多人是符号的存在，意见的存在，是主张，是秀，不是语言的存在。”

近年来，知名汉学家顾彬抛出的“中国当代某些作家的作品是垃圾”、“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是二锅头”等观点曾掀起轩然大波。去年在悉尼大学召开的“世界华人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顾彬指出，自己作为中国文学勤奋的翻译者的经验是：译古代和现代优秀作品时很用心，唯恐遗漏字里行间精彩之处；译当代文学或当代世界华文文学则完全两样。他认为当代汉语/华文文学最大的缺点是嗦而不准确，太多可有可无、不能击中要害的废话。他相信美国的葛浩文也跟他一样，只肯翻译作家们的思想而害怕翻译他们的语言。2011年3月28日《中国日报》报道，2010年中国网上注册作家146万，发表（上传）小说410万部，某著名作家每天写6000字。顾彬惊呼：中国文学成了百万人参加的马拉松，但肯定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合格运动员，而判断是否合格，最便捷的方法就是看他们的语言。

暂不论顾彬的观点是否有些言过其实，然而如今人们不得不直视汉语应用方面的尴尬。

英语、网络背了“黑锅”？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汉语应用能力的危机？73.2%的人认为，原因在于“网络时代，人们在使用汉语时不太规范”。此外，认为“很多人重视外语学习，轻视汉语学习”的占52.0%，认为“现在人们喜欢解构汉语，稀奇古怪的词语层出不穷”的占43.6%，认为“影像文化占据绝对优势，文字越来越不重要”的占30.1%。

不少老师、学生，纷纷感叹学校重英语轻语文的倾向，高考自主招生考外语不考语文等举措也把初高中语文教学逼入更加尴尬的死角。

《汉语的危机》作者、《文艺争鸣》杂志编审朱竞指出，网络语言的流行虽然是汉语适应社会进步的结果，但也会带来汉语的碎片化。不规范的网络用语，对于不常上网的人来说很难理解，久而久之，不同群体间的交流，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有网友在微博上表示，网络语言对汉语的干扰相当严重，虽说有些词很好，然而大多网络词语已经十分庸俗且低俗，老是写错别字。比如“同学”写成“童鞋”，“懂了吗”写成“肿了吗”，这是对中国文字的“”。

然而，对于这些现象，不少学者表示无须太忧虑。

“为何把网络、英语的膨胀看作是对汉语的威胁呢？这个值得探讨。网络是新的社会现象，是新的生活方式，也是汉语新的生长空间。所谓外语的冲击，理论上讲也应该欢迎才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初期，建设者们都有很明确的共识，新的语言、新的国语的建立迫切需要外来语，包括英语以及其他语言的融合。很多人指出周氏兄弟、郭沫若和创造社很多作家的语言受到外语的影响，这都是好事情。当时大家都希望通过欧化创造新的汉语。”郜元宝指出。有些人指责汉语的“恶劣欧化”，但郜元宝认为，“现在汉语书面语的欧化是简单粗糙的欧化，真正的西方语言的精妙学得并不多。这曾是五四一代人的理想，到今天并未实现，或者说只实现了一小部分。”

“从语言的功能来看，学习外语绝对不会压制汉语的运用。而且现在中国人的英语不是太好了，而是太差了。这几年大中院校对英语抓得很紧，但是同世界上其他各国相比，我们的英语水平还是很差。在新加坡，华人占多数，照理应以汉语作为国语，但是新加坡政府决定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新加坡政府为了更容易获得信息资源，更快地发展本国经济所作的政策考虑。”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潘悟云解释道：“语言最重要的功能有两个，其中最重要的功能是交际功能，我们为什么学英语？因为不懂英语就无法获得世界上那么多的信息资源，也没办法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世界。解放初期，推广普通话也是从获取信息资源角度考虑的，当时方言复杂，很多人之间不能交流通话，要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必须推广普通话。不懂普通话就无法获得信息资源。现在很多人认为英语学得太多影响了汉语，这种想法多少有点偏颇。家长们心里很明白，他们花了那么多钱给孩子补习英语，目的就是为了孩子长大以后能够通过英语获取国际上的各种知识。”

至于网络流行语，潘悟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不能绝对地拒绝，因为语言本身是约定俗成的，是民众创造的，网络语、流行语也是一种创造，只要进入流通，进入交际，都是语言，不应该一味拒绝。“实际上这几年来，好多流行语也进入到我们的共通语中来了。最有名的就是‘给力’，所表达的意思，以前表达不出来。但是这里要有一个规范，网络上用886表示再见了，用浮云、神马表示调侃说笑，也未必不可，但要适可而止，正式行文中就得慎用，任何事要有个度。”

上海大学教授、吴语研究专家钱乃荣认为，网络对汉语的发展很有裨益。“现在有了网络以后，大家都可以做到‘我手写我心’，比较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网络大大扩大了汉语的使用率，使得很多人都会写文章。以前我们大学中文系同学毕业后，大部分人不写文章了。但是现在不同了，很多人在网上自由发表，写得相当幽默、随心所欲。只有随心所欲、顺其自然的语言才是人类最好的语言。拿现在学生考大学的作文与上世纪50、60年代的比，汉语水平提高了很多。”

汉语危机背后是语言应用者的危机

既然外语热、网络潮并非汉语危机的罪魁祸首，那么是什么促使人们的汉语应用能力退化呢？

“海德格尔说，语言的荒疏是人的本质之被戕害，是人与语言的关系出了问题。现在汉语的危机也是使用汉语的人与汉语的关系出了问题。在运用语言资源的时候，在进入语言创造的场合，是否尊重、熟悉语言，对写出来的东西有无反省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郜元宝指出，“海德格尔说，以前的人，先听语言说话，然后才有所说，也就是说，人有一个学习语言的过程，只有善于倾听语言的说话，跟着语言后面有所说，这才言之成理，言之有物。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因为他熟悉语言，这才有真正的神来之笔。从‘五四’到当代，很多知识分子都关心语言，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以及他的秘书胡乔木之间反复修改文稿、责令高级干部自己动手写报告、讲究各种文件的措辞，这都已经成为佳话。解放后曾请吕叔湘、熙专门就现代汉语语法问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系列讲座，可见对语言的尊重。现在语言的危机在于人们不听语言，抢在语言之前说话，缺乏基本的语言素养，古汉语根基差，外语谈不上，方言也日渐离他而去，对‘五四’以后白话文的好坏也缺乏鉴别，不甚了了，这是今天作家的普遍现象，也是一般群众的普遍现象，这样一来，随便应用语言，不尊重语言，也就在所难免。不尊重语言，原因就是对语言（当然也包括语言背后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的无知和狂妄。”

潘悟云感慨，现在生活节奏很快，大家往往变得比较浮躁，“小时候我们基本上通过看书、看报，直接通过语言获得知识信息，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语言运用能力，老一辈的专家、知识分子语言表达能力都很强。但是现在很多人不太看书了，电视一打开就是直接的视觉享受，通过视觉、画面掌握信息，与语言有了一定的距离，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运用语言的能力。”

著名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指出：“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对汉语的不认真，不尊重，不敬畏。30年开放，经济确实发展了，但是文化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社会竞争中也不以文化为重要的条件，具体到汉语的运用和书写上，一般人都觉得够用就行了，随便造词，也没关系。老师也念错，教材也写错，播音员也念错，甚至《新华字典》里都有错别字，普通人怎么能对呢？”

那么不熟悉、不尊重语言会有怎样的后果呢？

“现在新兴学科发展得很快，又借助媒体造势，学术话语空前膨胀，但不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语文基本功很差，顺着学科的惯性创造一些似通非通的话语，这些莫名其妙的学术语言作为强势的语言，从高位往社会灌输，必然侵犯到日常语言。其实，学术语言并不非要奇奇怪怪不可，比如现代时期大批留洋归来的学者从无到有地建设现代中国学术，在这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写出普遍令人看不懂的文章，很多高深的道理被各个领域的学者一讲，非常清楚明了。他们睁眼看世界以前，语言上已经有了‘前理解’，能用自己驾驭得了的母语去翻译、拥抱、沟通海外无论新旧的学术浪潮。”郜元宝指出。

“语言不仅仅是工具，它还和哲学、文化传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体现的是民族认同感。但是现在，这些东西都被淡化了，只剩下工具功能，没有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尊重和敬畏。”格非叹道，“文字是文化和文明的产物，它和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有关，也是我们认同自己民族的标准之一。是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并且区别于日本人、韩国人等等外国人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中国人内在的特性和品质。汉语能力退化的后果是不可预料的。而且这种破坏力不是立竿见影的，不是一瞬间爆发出来的，而是缓慢发生的，可能50年、100年都不会到这种程度。但也正因为如此，反而更让人担忧。因为缓慢，所以往往会被忽视，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结果。”

万建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都是由古汉语承载的，古汉语阅读能力下降会导致不能阅读原典，会对理解传统文化造成很大的影响。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不可能只是专业人士去阅读。“一个不看原典和经典的民族，整体文化素质能提高吗？”

“语言是文化唯一的载体，语言的生疏，必然导致对语言背后各种既有的文化信息、规则、文化记忆、情愫的伤害。”郜元宝感叹。

如何解汉语之危

“人流不息的地下通道，楼梯不再是钢筋水泥的台阶，而是一个硕大的黑白相间的键盘。每走一步，都会伴随一个优美的音符……”

根据上述视频内容，写一篇几百字的短文。

一名女孩经常在周三去邮局寄信，被亲切地称为“星期三女孩”。有一天，她又去寄信，但邮递员说：“这样的信没有办法投递，因为没有收件人的地址。”

根据这段文字，拟定标题，续写这篇微小说。

这是“汉语能力测试”体验版五级考试“写”部分的试题。

为了遏制国人提笔忘字、满口洋文、淡漠汉语的现象，希望能够“以考促学，以评促学，推进汉语学习和应用”，以汉语母语人群为考察对象的“汉语能力测试”于2011年10月开考。这份测试要求在1个小时内从听、说、读、写等多个角度来测试考试者的汉语能力。如今的汉语能力测试，是继普通话考试、汉语水平考试、职业汉语能力测试、商务汉语考试之后，汉语考试族群里增添的新成员。

“汉语四六级”考试究竟能多大程度上缓解汉语的危机，尚无法考证。接受采访的专家更加强调，真正应该反思的是语文教育、整个汉语文化，以及运用汉语的我们自身。

“追根溯源，要提高国人的汉语能力，必须向目前覆盖国人最广、承载了汉语能力启蒙培养的基础语文教育求解，向诠释汉语精髓的语文教育求助。”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巢宗祺认为。

钱乃荣叹道，现在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抓得很紧，学生看似水平不错，然而到了大学，没有那么多考试了，不考，学生就不会去看书，就很松懈，大量问题也就出来了，这也是碰碰就考试的后果。

“我们的语文教育比较注重流行语文的模仿，对于流行语言之外的语言资源，比如外文、古文、方言口语特别是五四以来的经典白话文著作的教学，明显不够。”郜元宝说。同时他指出，吕叔湘先生曾大声疾呼，我们的语文教学“半身不遂”，只教书面语，不教口语。语文语文，只有文，没有语，致使很多学生说话粗野，极不讲究。“说话是一门艺术，口语里有很多精妙的东西，很多日常生活的质量某种程度上与语言（口语）的质量联在一起，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政治领域的沟通，都靠说话。各民族都是先有语后有文。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讲究说话的传统。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学习《诗经》是为了说话漂亮。现在很多人不会说话，不敢脱稿发言。在英美学校里有Speech课，小孩子从小学说话。这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环节。我们高考应试教育中，没这一环，我们大概以为人生下来就会讲话，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

之前，“给力”这个本只属于网民“自娱自乐”的词，忽然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立刻引发热议。这里也涉及到一个语言规范的问题。不少专家认为使用网络语言需要有个度，需要规范，同时也不排斥正式场合吸收一些好的网络语，包括其他领域的新词新语。

“语言发展最好的方式就是顺其自然，不要太保守，觉得祖宗没用过的，就不能用。现在的词典都是滞后的，不能因此阻碍语言的活跃创新。我们在运用中应该大量吸收新的好的词汇，像上海话最发达的时候，就是吸收了大量外来词，不断造新词。而且语言自身有择优除劣的功能，不好的词大家用得少了就被淘汰了，而有生命力的词会流传下去。”钱乃荣举例道，50年前，“嗲”字曾被戴上高帽，有部分人认为其不纯洁，只能用在黄色小报里，青年人不懂语言在乱用，当时钱乃荣还写文章为之辩护，如今“嗲”的字义早已从贬义的“忸怩作态”变成褒义的“形容撒娇的声音或态度”和“好、精彩”，被广泛应用，收入词典。

朱竞认为，汉语表达的日益粗鄙化及公众对汉语的普遍漠视，反映出当代中国人与自身传统文明之间出现了难以弥合的断裂。

如今外语热本身并没什么问题，但要警惕的是一种盲目的外语崇拜，这种崇拜背后是国人自身对文化、民族认同感的缺失，以及对外国文化的盲目心理崇拜。

潘悟云指出：“现在大学里面的黑板报上，标题往往要用英语。说自己很高兴，非要说I'm happy，表示一种时尚感。歌星唱中文歌要加句英语，很多品牌出于商业运作的目的，故意用一些欧化的字，这实际上都是一种文化崇拜，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也应该有一定的度。对英语中高于我们的那部分文化，仰慕是可以的，崇拜就不必要了。中国有自己的文化，有优越的地方，不能把好的都抹杀掉。”语言的另外一个功能是思维功能，我们用语言思维，在思维基础上建立了种种文化。法国的语言政策与新加坡不同，法国人不太用英语交流，他们以法国的文化为荣，更重视法国文化赖以建立起来的语言的思维功能。

可见，解决汉语的危机的关键在于，汉语使用者自身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尊重与热爱，由此才会尊重、熟悉、热爱语言，才能抵挡来历不明的强势语言的冲击，很好地在语言世界成长吸收学习。

“人与语言的关系也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自我的关系。一个人是从容、平淡，还是急躁、浅薄，开口提笔就显露无疑了。语言的质量和生活的质量有关，要真正提升语言能力，还是需要改善生活、文化的状态。”郜元宝感叹。

沪语的危局

沪语保护迫在眉睫

在保护汉语的呼声中，有一种声音喧嚣而上，就是保卫方言。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汉语本身没有什么危机，主要的危机在于方言的危机。方言的困境不只是运用能力方面，一些方言正在慢慢退化，甚至濒临消失。由于中国的方言种类太多了，无法尽数，我们这里只谈谈沪语的危机。

前一段时间，东方广播公司启动“寻找第四代阿富根”沪语主持人选秀活动。因为伴随上海听众整整50年的沪语广播节目《阿富根》的第三代主持人叶进、肖玲，目前已成上海广播在职人员中硕果仅存的两位专业沪语播音员，被圈内称为“沪语广播大熊猫”，然而，他俩将在五年内退休，沪语广播面临失传。最终，“阿富根”接班人寻到了，但寻找的过程也显示了沪语传承上的尴尬与困境。

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以沪语为主的沪剧和滑稽戏等艺术门类中。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指出，2006年，沪剧院招收28名新生，花了整整2年，只有100多人来报名，而且最后由于生源不足，28名新生中有9人来自外地，一切从头教起。这一现象和30多年前她报考沪剧团时，全市有数万孩子踊跃报名、人山人海的盛况相差甚远。造成这一现象，与许多上海孩子现在不会讲沪语有关，直接使沪剧面临生源断档的危机。滑稽明星毛猛达表示，上海话的危机确实存在。上海城市人口在增加，但能讲上海话的人口却在减少。过去融入上海城市的外地人都学讲上海话，而现在是许多上海青少年都不会讲上海话。因此，上海人民滑稽剧团过去招生有数千人报名，现在只有三四十人，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现象十分严重，越来越多的上海小囡变得“洋泾浜”。

“我常常在马路上、电车上、商店里、地铁里留意小囡讲话，听见家长和小囡讲上海话，小囡回答普通话，我在边上越听越担心，听见小囡突然冒出一句上海闲话，我才长出一口气。有时候听见小囡一口流利上海话，我马上会高兴起来，口袋里拿出糖来请他们吃，有一次被一个家长当人贩子一把揪住，差点打110。”上海话小说《弄堂》作者胡宝谈告诉笔者。

著名媒体人曹景行说：“语言一直在变，应该说强势语言永远是强势的，它会把弱势语言慢慢地吞并或者压下去，然后弱势语言慢慢消失之后，会把连带上面负载的那些文化一起消失，每天世界上有许多许多这样的语言在消失，很可惜，但是有点无可奈何。幸好上海话不太一样，还有很多人在说，但是让我震惊的是这十年，十年前你在上海不会说上海话待不下去，可是现在有些区域，如果你只会讲上海话是待不下去的。”

如今在上海，街上似乎不太能听到上海话了，在商店购物，餐厅吃饭，服务员也都讲普通话。

“从这个角度讲，上海人有些可怜，只能躲在‘窝里厢’说‘闲话’。不过沪语的精彩内容很难大量进入共通语，这也是事实。北方话在普通话里本来就占主导地位，但北方作家还是在不断加进去新的内容。广东话通过粤语歌曲、各种时尚文化传播，也有很多进入普通话了。相比之下，如今的上海话还是弱势。上海作家是南方作家的代表，上海方言中非常丰富的、具有表现力、贴近生活，可惜上海作家笔下的上海文学缺乏上海话的神气，‘有声无文’的现象比较显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光是局限在‘上海闲话’的各种专栏和网站自己鼓噪呐喊，不思考如何与共通语接轨，我看是于事无补。”郜元宝如是说。

沪语是上海的文化标志

“上海话是历史悠久的松江方言在黄浦江两岸的一个分支，自宋代上海港形成以后至少有700多年历史。上海开埠以后，很快成为一个移民大都市，占80％以上的外来人口陆续带来了各地方言和外国语言，使上海话在老上海话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快的变化。随着上海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中心，大量新生事物出现，上海话里产生了大量的新造词、外来词，比如马路、洋房、自来水、电灯泡、沙发、麦克风、课程等，这些词后来都传到江浙，还被在上海集聚的文人（三十年代时有20万人）写入文章中，实现了与书面语的交融，进入普通话，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在上海多元化的社会里，市民各阶层、各职业的人群都参与了新词语的创造，大量生动的市井流行语、习惯用语，如‘牵头皮、收骨头、出风头、吃空心汤团’在市民口头产生传播开来。这两年上海人在语言方面的创造性思维又活跃起来了，又成为了新词语和新流行语的集散地。这反映了海派的奇思遐想、领异标新，也标志着这个城市活跃的思想，发达的多元文化。”钱乃荣介绍道：“普通话的确立只有100多年历史，但方言有几千年了。英语词语为何大大可以超过法语、德语，因为英语吸收了各种方言，大量的外来词语，伦敦郊区的方言也保护得很好。英语的可用词汇有40万左右，而汉语大词典里收入的很大部分是古代人用的，属于不可用词汇。现在作家们也很苦啊，普通话里用来用去也就六七万条常用词汇。所以普通话与方言要成为好朋友，要交融、互补、双赢，不然普通话没有人们口语中活跃的新词语，就会僵化，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新英汉词典》主编陆谷孙也曾说，他到美国去，发现那里比较受群众欢迎的电视剧一半听不懂，因为都是他们当地的方言词和俚语。

沪剧表演艺术家马莉莉认为：“语言是一个地方非常重要的文化标志，你们记得奥巴马到上海来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侬好！’，让人感觉非常亲切，融入到上海的氛围中。”

毛猛达表示：“语言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如果说在这里听不到上海话，你讲这个城市还有灵魂吗？我觉得没有了，只有一个空壳，空壳随便什么地方都有的，你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你都可以叫它上海，只有在我们现在这个壳子下面，你讲上海话，它才有了灵魂。”

“文化的多元与语言的多元是息息相关的，没有语言的多元，就没有文化的多元。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灿烂的文化，就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与方言。试想，如果越剧、苏州评弹、上海滑稽戏等地方曲艺改用普通话说唱会怎样？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的特色也是在上海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最近也用普通话作立波秀了，但与郭德纲的相声完全是两回事，他的风格深深植根于上海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草根文化。现在保护方言，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地方主义，而是保护文化，保护在上海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海文化。语言的两种功能，缺一不可。但是交际手段易学，只要花时间，英语再难也能学会，可是方言文化一旦失去就永远没有了，不可复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大声疾呼，要保护各地方言以及所承载的文化。”潘悟云说。

为了避免地球上大部分语言消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每年的2月21日定为“世界母语日”，让每个人都不要忘记家乡养育自己的母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一直在向全世界大声疾呼，抢救濒危语言。该组织明确指出，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将是整个人类的损失。尽管目前世界上仍有大约6000种语言，但其中许多语言面临灭绝的危险。因此，对这些语言进行记录，制订新的主动型政策，采取新的措施增强这些语言的活力，已是当务之急。每种语言的消亡必将导致其独特的文化、历史与生态知识的消亡，这将是无可挽回的消亡。每一种语言都独特地表达了人类对世界的体验。因此，任何单独语言的知识都可能成为解答人类未来重大问题的钥匙。每消亡一种语言，我们对人类语言结构和功能的理解方式、人类史前史以及保持世界多样化生态系统等方面的证据都会有所减少。最重要的是，使用这些语言的人们会体验到，随着自己语言的消亡，他们原有的种群和文化认同也同时丧失。因此，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保持语言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意义重大，且刻不容缓。对于已经无法保持、延续或恢复活力的语言，应对其做出尽可能完整的记录。

“很多人不太明白语言与人类史前史有什么关系。”潘悟云举例解释道，“现在铜鼓只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出土，所以考古学界认为铜鼓只是一种西南文化，但是上海话中也有‘铜鼓’一词，古代如果没有铜鼓，何来口语中的铜鼓？它是一种语言化石，凭它可以推测铜鼓文化就是一种百越文化。在人类历史研究中，语言起到考古学不能起到的作用。”潘悟云还指出，国际上最近的研究表明，说两种语言的人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有着明显的优势，不只是在交际、思维能力方面占有优势，在大脑的发展方面也占有优势。通双语能使人更聪明，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能够对抗老年痴呆。“从这个角度看，会说上海话不仅能借此享受上海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海文化，还有利于大脑开发，并获得上海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处事方式以及文化气质。”

优化沪语传承环境

如今在上海，越来越多土生土长的上海小囡已经不会说上海话了。新上海人也没有学习上海话的环境。上海的有识之士不断呼吁保护沪语，毛时安等32位市政协委员曾在十一届三次会议上联名提案“保护规范沪语刻不容缓”，呼吁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好沪语。

曹景行指出：“上海话越来越没人讲了，特别是孩子不讲，学校不讲，家里不讲。我最担心的是家里不讲，这是最可怕的，因为我们从哪里学上海话，主要是从母亲，从家里人那里学的。如果家里也不讲方言了，沪语消失的危险就比较大了。”除了家里，学校包括幼儿园也是非常重要的学习环境。钱乃荣指出，以前有一段时间，学校各个班级评比普通话优秀学堂，谁说上海话要扣分数，下课也不能说，这样的规定连幼儿园也盛行，这就导致现在很多90后基本不会讲上海话了。若想到大学重新学起，已经错过了最佳语言学习期。钱乃荣表示，现在各学校虽然不再贯彻只说普通话的规定，但要弥补之前造成的对沪语传承的损害，需要大力推动沪语，比如学习苏州幼儿园，每天开20分钟苏州话课。

同时，曹景行也认为，媒体上，特别是电视、电台也应该保留一部分沪语节目。目前上海电台的戏曲频率约有一半的节目是用上海话播音的，但事实上只有《阿富根》代表的节目才是真正的沪语广播。至于电视荧屏，成都、重庆、杭州等不少地方台依然保持着方言节目，杭州甚至还有方言播新闻的节目，而在上海，纯方言类节目几乎是空白，像《新老娘舅》《百家心》《快乐三兄弟》《新智力大冲浪》等主持人虽也说沪语，但沪语与普通话各占约50%，并不能算是纯方言类节目。在上海两会上，张伟荣委员在提案中指出，营造沪语环境至关重要，建议在每晚6时到6时半的固定观众群的“新闻坊”节目中用纯正的沪语来播报上海市民的日常事、身边事以及市民所关心的社会新闻。上海话的电视节目不能仅仅停留在《新老娘舅》等“吵架类节目”。

去年年末，全程在浦东行驶的785路选择了两辆公交车试点增加沪语报站，这也是上海首次在公交车的电子报站中增加沪语内容，引发热议。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缪迅认为，其好处至少有两点：一是体现出公交行业的人性化，因为并非所有的上海人尤其是老一辈上海人都熟悉普通话或听得懂普通话的，让他们听到沪语报站，就不至于误了下车。二是展示了上海这一正在建设中的国际化文化大都市“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和浓郁的上海地方特色。在公交车上听到沪语报站，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听着这“乡音”觉得亲切就不用说了，那些新上海人、在上海的外地朋友甚至所有来上海旅游的各国宾客，听到这颇有几分“吴侬软语”风味的上海话报站，也会感受到几分“上海的味道”。事实上，苏州、广州等地都用当地方言报站。国外更是如此。

“抢救方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保护，一种是保存。语言的消亡过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是，如果没有办法阻止消失，就需要用现代的工具记录、保存下来。”潘悟云说道。为建设中国语言资源（上海话）有声数据库而举行的寻找“上海话发言人”行动，就起到了很大的保存沪语的作用。

之前，国家语委收回了曾实行多年的“讲普通话，做文明人”口号，钱乃荣为之叫好。该口号的潜台词“说方言，不文明”曾一度引起负面效果。钱乃荣表示，在普通话于上海非常普及的今天，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注重传承上海话。

上海方言写作的困局

2012年4月2日《新民晚报》的“上海闲话”专栏刚好100期。责编吕争很有感触地回忆道，2010年做第一期时，她邀请很多知名专家来帮忙写开版辞，不少人婉拒了，其中包括一些很好的朋友，认为上海话很低俗，上不了台面，也劝吕争不要去碰这个内容，万一搞得不好遭人非议。但吕争依然“一意孤行”，反响是出乎意料地好，第一天收到的信件就有1500封，把她的邮箱都挤爆了。“我主要掌握的是两个尺寸，一个是内容的尺寸，一个是上海话表达的尺寸，这个尺度是非常难掌握的。同时，把上海一些本土风俗习惯和文化慢慢渗透出来，希望能老少皆宜、雅俗共赏。”两年下来，“上海闲话”积累了众多的追捧者。不少人觉得这个栏目的开办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此栏目也根据读者的热情要求，从最初的两个礼拜一版到一个礼拜半版到最后的一个礼拜一版。此外，这个版面还“飞”到国外，被国外的大图书馆珍重专藏。

当然赞誉的同时还伴随着一些争议，主要是用字标准的问题。“因为语委在这方面没有相关规定，大家在书写上海话时，就有不同的标准，出现很多种写法。所以我们版面在这方面要花很大的精力，每次版面大样出来，地毯式的滚，要滚个20多遍，不能有一个词错，一旦有错，我的电话就会被读者打爆掉。所以有的词有争议的话，我会事先请教不同的专家。我们现在是尽可能做到要专业，要通俗，要健康。”吕争坦言。

“上海闲话”栏目的稿源也比较充裕，不少80后，70后青年作者也纷纷尝试着上海话写作。

《弄堂》是第一本用上海话写就的小说，读者可通过小说所营造的情景学习上海话，体会上海的人情世故。作者力图使用上海话正字进行创作，并标注上海话音标，而词典化的编排和注释也方便了读者阅读。《弄堂》的作者胡宝谈是个上海年轻人。他告诉笔者，之前很想写，但一直没办法下笔。直到有了钱乃荣教授的《上海话大词典》，才感觉有了写作的基础。“刚开始写作困难很大，不但我们看的报纸书籍都是普通话，电台电视台也都是普通话。我还算读书比较早，学校没有禁止方言，允许老师上课自由使用上海话或普通话，就算这样，我这个土生土的长上海人也难免在沪语的纯正性上受影响。举一个日常生活用词，普通话‘存银行’，沪语‘加银行’，小小一个‘加’字，文化特点是不同的，开头我都写不标准，甚至觉得写英文也比写沪语简单。有时候写一个字，我要反复查词典，反复回忆小时候老人们是怎么说的，可见沪语现在的大环境。沪语不是天书，只是一个使用量的问题。既然我写的时候这么困难，可见从来没有接触过沪语小说的人，读起来也有困难。但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我在沪语写作上已经轻松许多，那么随着时间的积累和习惯的养成，沪语阅读不会有障碍。现代人有了注释，古文可读；中国人有了注释，外文可读；方言有了注释也完全可以读。方言不是火星文，方言也是中国的汉字，也是中国的文化。”

“我们要用老百姓说的话来写老百姓的事，群众方言口语，常用常新，充满活气，是人的语言行为的最自由状态，口语往往承载着更原始更重要更丰富更有草根价值的文化，方言又呈现多样的地域、社团生活风貌。”钱乃荣指出，“虽然如今看起来方言文学作为百花园中的一丛鲜花，仍有一段已变得陌生因而变得艰难的路途要走，群众的欣赏习惯还得重新养成，如今还不能像粤语文学粤语歌曲那么与大众打成一片，阅读沪语的文字需慢慢习惯，但是凡事总有开头，沪语文学一旦走出第一步，重新打开了曾经比粤语文学辉煌得多的江南吴语文学这块多元文学天地，其创新的意义和启后的榜样是不可估量的。”

不过，郜元宝认为，保护方言，无可厚非，但也要警惕制造方言神话，尤其在书面语方面，并不那么简单。“中国自明清两代形成接近现代共通语的官话以后，乡土/方言文学都是在北方成熟、占优势，因为北方方言与共同语靠近，相对来说北方作家多一些把方言带进小说的便利，但有些作家还是‘过线’了，肆无忌惮使用方言，比如贾平凹的《古炉》，就并不成功。对‘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贡献最大的，不是有方言便利的北方作家，而是方言和共通语差异甚大的南方作家，因为南方作家在创造文学书面语时，必将大量抛弃自己的方言，这就逼迫他们学习如何在少用或不用方言土语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保留蕴藏在方言中的地域文化的精神，逼迫他们在写作时用共同的书面语来‘翻译’他们的方言。《围城》覆盖了整个中国各大方言，可《围城》语言99%是成熟的白话书面语。钱钟书的很多研究者忽略了他对方言的驾驭和改造。《围城》体现了现代作家一种共识，就是他们并不贬低方言，而是努力将方言的精神传递到白话文中去，用的方法就是‘翻译’，比如《阿Q正传》里阿Q调戏吴妈以后，赵秀才出来打他，用‘未庄的乡下人从来不用’的‘官话’骂阿Q‘王八蛋’，说明未庄人只说方言，但小说还是以‘官话’为主。正是因为前辈作家们对方言、古语、外来语的不断吸收改造，才造成今天的书面语传统，我们不能忘了这点。”为此郜元宝建议，要努力在共同语与方言之间建立一种成功的“翻译”机制，保留语言的精神，经过转化、创作，让方言脱胎换骨地进入共通语。

与沪语危机形成对比的是，上海话依然颇受上海市民的欢迎，从《孽债》《夺子战争》等沪语版电视剧的风靡荧屏、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市场红火一票难求，到一些沪语培训班的火热，从书店里《上海话词典》的畅销，到“上海话输入法”在网络应运而生……上海话依然备受欢迎，正如钱乃荣所言：“商业文化的大都市各管各的上海人，是以上海文化来认同的，而唯一维系上海人身份的标志，那就是上海话了。这是一种文化认同，上海的文化是靠上海话维系的，所以上海人这么重视上海话。”只是众多人士呼吁，上海话的保护传承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各界的协力推动，包括对沪语语音的规范，用字标准的确定，优化沪语传承环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