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中国利益集团

一般来说,只要有权力存在,就一定有寻租行为。即使在美国,也存在活跃的K街,K街也被称为“说客之家”。根据美国参议院最新统计,截至今年5月,共有约1.7万名注册职业游说人员,活跃在这条云集全美最著名“游说团体”的街道上。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国会和政府官员,来获得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制度安排。游说开支排名第一的是“金融、保险与房地产行业”,其在1998-2006年期间的费用高达25.58亿美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集团的存在将成为常态,而且制度越不健全、寻租空间越大,利益集团就越趋于活跃。《集体行动的逻辑》作者奥尔森认为,“各种社会组织采取集体行动的目标,无一例外都是争取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增加总的产出,他们都是分利集团。”

“寻租”的基础

我国利益集团的特殊性在于,它们主要精力不是放在对立法的影响上,而是利用现行法律和制度的漏洞进行“寻租”。这一特点既与现行制度不完善有关,也缘于我国注重人情和面子的关系型文化基础。腐败,即经济学所谓的“寻租”,乃是寻租者向权力拥有者支付租金,以求获得大于租金的特殊利益。这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交换,寻租的双方均从中获利,受损的是社会的利益,是公平的丧失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

在1980年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出现了大量的双轨制现象,双轨制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了通过市场价格获得生产资源的渠道,另一方面为政府保留了以大大低于市场价格提供生产资源的权力。于是出现了大量利用调拨价和市场价差距谋利的寻租行为,尤其是钢铁。根据国家科教办局长胡和立(1989年)的计算,1987-1988年全国寻租总额占国民收入的20%―40%。

创业板成为“寻租”新温床

眼下,创业板的推出为利益集团提供了新的渠道――借道PE(私募股权投资)形式谋利。由于采取了PE投资入股的形式,此种方式更为“市场化”,也更为隐蔽,在市盈率处于高位的形势下赢利空间更大。近年来,PE在国内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数量从十年前的几十家增长到了目前的1200多家。截止2010年1月18日,在已上市的42家创业板公司中,有33家创业板公司的股东中有PE、VC(风险投资)出现。

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虽然PE的介入对创业企业的管理规范、加速扩张和上市进程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创业板高市盈率所隐含的PE暴利空间,也导致了大量“伪PE”的涌现。截至4月2日,创业板整体市盈率达88.26倍,远高于中小板的49.17倍和沪深300的21.72倍。以10―20倍市盈率的入股价格匡算,PE获利当属不菲。

与传统的PE以专业投资能力和风险承担不同,伪PE更热衷于Pre-IPO项目,即在企业上市前快速介入,解禁后退出,整个投资周期2-3年左右。而他们之所以能在上市前快速介入,依靠的往往是特殊的关系资源或政治威慑力。而这种关系资源,在现行的IPO审批制度下具有相当的诱惑力。

IPO“隐性双轨制”

我国现阶段的特殊性在于,市场经济体制表面已确立但仍不完善,行政性力量仍然对市场经济有着深刻的影响。以证券市场为例,从表面上看,任何企业都可以申请上市,但由于证监会的IPO审批,人为创造了上市机会的稀缺性,导致了“隐性的双轨制”:一方面,优秀的企业可以通过市场化渠道上市;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本来不符合要求或者不那么优秀的企业能以很高的市盈率实现上市,这也是“王小石案”、“太平洋证券上市案”产生的原因。

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一方面,由于长期的负实际利率和投资标的严重匮乏,巨量资金长期在股市徘徊;另一方面,IPO发行节奏却受到证监会的严格调控。由于长期的IPO发行节奏管制,中国股市供求关系失衡,形成了高市盈率运行的“堰塞湖”,同时也成为寻租的沃土。从王小石案、案,直至最近的李莉案,无不告诫我们打击寻租之任重道远。

IPO审批制带来的社会成本是高昂的。首先,上市企业可能不是最优秀的;其次,IPO时间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不少企业苦等几年,把全部精力都耗费于“公关”;再次,从理论上讲,上市公司壳资源的价值应该等于IPO的正常成本(如投资银行承销费、律师费、路演费等),而不是像目前动辄可以卖个几亿元,并滋生了一次次的内幕交易;最后,证监会把精力和资源都耗费在了IPO把关上,却不能充分打击日益泛滥的内幕交易。

在证券市场发展之初,证监会控制IPO发行的缘由之一是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优先扶持大型国有企业上市。目前,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达2/3,市场经济体系日益完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笔者以为,IPO发行控制理应退出历史舞台。

恺撒的还给恺撒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唯有加大政治改革力度,消除政府部门过大的权力,才是利益集团博弈之社会成本最小化的正途。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如果证监会放弃IPO节奏控制权,把市场的归还给市场,也许股市会下跌,但失去的只是供求扭曲造成的泡沫和寻租的制度空间。

在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今天,利益集团的存在将成为常态。我们不必讳疾忌医,而应坦诚面对,提高透明度,将利益集团博弈纳入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

压缩寻租空间

由于我国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改革路线,这意味着行政力量的退出和市场体制的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新旧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市场体制不健全,政府部门掌握了大量权力、资源,与此同时,司法体系的独立性和完善性又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大量的寻租机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个性、教育、机会、努力程度的不同,“结果不平等”是必然的,也是竞争的合理结果。但是,我们必须做到“机会平等”。机会平等意味着不能对任何人进行歧视,而且任何人都不能通过非市场化手段获得额外的竞争优势。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2009年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新西兰、丹麦、新加坡分列三甲,中国香港排名12,中国内地位居第79位。

目前,我国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与美国接近。在基尼系数攀高的同时,我们更应看到相当一部分财富的积累不是通过创业努力或风险承担而来,而是来自于“原罪”、灰色收入等寻租行为。因此,如何让大众充分分享到经济发展的硕果,这已成为值得认真对待的命题。去年,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引用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一段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笔者认为,现阶段,要保卫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必须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的体制改革,压缩寻租和垄断空间,取消过多的行政管制,更大程度地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