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结构调整是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刚刚出炉的2009年半年报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7.9％，环比提高1.8个百分点，表示中国经济彻底扭转了连续5个季度的下跌，进入回升通道。其他一些指标，如楼市和股市快速回暖，电力生产开始正增长，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继续上升，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工业增加值重新进入两位数增长，FDI和热钱流入加快，物价指数下降趋势减缓，6月份财政收入开始正增长，银行间利率有所下降，出口下降幅度收窄等。这表明在多数国家经济继续深度衰退或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反危机经济政策见效快，见效明显。同时，在转折时期，有必要对已经采取和真正实施的政策措施及其表现进行一个必要的梳理和检视，以便及时发现问题，适度调整政策措施，实现“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促改革，促民生”的目标。

一、增长引擎持续性如何?

上半年中国经济基本面表现总体上好于多数国家主要源于政府大规模基础建设项目投资、房地产回暖和超量的信贷供应，如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33％，投资对上半年的增长贡献率高达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同比提高幅度较大。新增贷款总额达到7万多亿元，同比增长200％以上。消费虽然表现也不错，拉动增长率3.8个百分点，同比还是有所下降，与投资贡献率相比依然软弱。在出口增长前景不明确、消费增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这种主要倚靠投资信贷的增长基础稳固性，自然引发一些担忧。

(一)增长动力合理性和可持续性不高

1、过多依靠政府型投资扩张拉动

今年1～5月，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2.9％。累计施工项目同比增加47912个；新开工项目同比增加39510个；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33.8％，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95.9％。其中，政府型投资及银行贷款是主要投资来源。可见，投资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趋于稳定的基本动力。世界银行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巨大投资拉动，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有1％。但是，继续扩大政府主导的投资潜力有限。因为，财政收支缺口大幅度拉大，预算平衡状况恶化，继续增加政府投资，减税和补贴空间不大。如今年前5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6.7％，而同期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27.8％，预计全年财政赤字/GDP比例将达4.9个百分点，而2008年仅为0.07％。而且继续依靠扩大信贷支撑也存在很大风险。

2、出口因外部需求低迷而对增长的拉动效应无法回到以前

目前，国际经济走势不确定性还较高，外部需求低迷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如今年1～5月，中国出口同比下降21.8％，连续7个月下降。实际利用外资及新批外商投资企业数同比下降幅度也达到30％左右。同时，国际上对中国产品的抵制压力加大。如年初印度宣布6个月内禁止中国玩具进口；俄罗斯宣布对中国钢铁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6月17～29日美国接连宣布启动3起针对中国金属产品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及1起轮胎特保救济措施。一些发达国家最近又准备出台“碳关税”法案，对高能耗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据统计，2008年全球40％的反倾销的40％、反补贴的70％都是针对中国的，2009年1～4月13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38起“两反两保”调查，同比增长率26.7％。因此，继续扩大商品输出规模拉动增长的空间不大。如果对外出口受阻，则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在国内消费难以迅速扩大的情况下，如何消化?将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重大考验。

3、消费繁荣拉升增长的作用依然不足

虽然第一季度社会零售额增长保持了同比15％的增长率，但环比下降1个百分点，说明扩大消费拉动增长明显乏力。短期内显著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难度很大。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以及居民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高，使居民即期消费信心不足，如86.7，比2008年12月下降0.8个百分点，比2007年12月下降10.2个百分点。2008年中国储蓄率提高到51.3％，比美国12％的储蓄率高出3倍。外部需求不振，国内市场消化力不足，则扩投资、保增长形成的巨大产能向何处去?

(二)经济增长结构没有明显改善

在经济刺激政策过度偏重保短期增长目标下，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不足。在保增长这一主要目标下，全国经济工作的核心均以落实投资项目为主要手段，投资的逐步落实到和天量的贷款出笼，成为产能稳定甚至扩大的基本动力。但投资消费结构、投资部门结构、产出结构、能耗结构、内外需求结构、区域发展结构等均未有优化的迹象。如大量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钢铁、煤炭和有色金属等上游产业等创造GDP规模快的领域，上半年30％多的投资增长只带来了8％左右的工业增加值增长，说明投资很大程度上只是在消化上游企业的库存。对技术含量高、能源消耗少、污染环境小等领域的投入相对不足，尤其是对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基础设施、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革新等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同时，对改善社会保障领域的关注显得不够。表现为，虽然在近几个月出台的一揽子政策中加大了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科技等领域的支出，但其所占比重依然很低。

(三)增长刺激手段与机制迄未改变

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反危机和稳定经济措施看，依然主要依靠政府出手，如直接审批、投资、减税、补贴、回购大企业股票等。政府政策指向具有偏强弱小，即过度依赖国有大企业来实现投资和资源配置，基于市场的投资没有形成。由于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主要由国有大企业承担，其对民间投资拉动作用小。导致垄断化倾向增强，而中小企业准入机会较少，生存空间缩小，大量中小企业因缺乏公平竞争环境而停产倒闭，导致经济主体结构逆转；政府财力支持倾斜方面，虽然一直强调要扩大内需，调整内外失衡的偏向，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各级政府依然偏重刺激和鼓励出口，形成了对内外市场的歧视性待遇；在政府决策方式上，政府行为随意化、长官化特点十分突出，地方和部门跑部争项目、要钱的普遍现象，凸显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

二、推进结构优化方向何在?

(一)坚定不移地推进结构调整和优化作为中长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中之重

要在稳定投资和出口的同时，更加致力于扩大消费，使消费增长更快，是形成内需主导型经济的关键。形成内需主导型增长动力结构不能单纯依靠投资，更要依靠消费，消费加快成长既是经济增长的本来之义，更是推动经济未来增长和升级的源泉。与投资相比，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继续下降，必须花大力气扭转投资消费比例关系进一步扭曲趋势。

(二)要调整政策导向合理性并提高政策执行力

要在稳定和增加生产的同时，厉行产业导向政策，鼓励先进，淘汰落后。通过税收、政府采购、信贷、利息补贴等多方面的政策配套，使产业与区域发展政策导向落到实处。同时，还要强化经济刺激和产业调整政策落到实处，需要关注并遏制一些投资和贷款的“跑偏”现象。如有专家认为，上半年，有20％左右的信贷资金流入股市，30％左右的资金流入了票据“空转”市场。这样看来，就有大约一半左右的信贷资金在金融系统内自我循环而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无论是对股市还是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都不会带来明显的财富效应，更多的是替代效应，即只会挤压消费而不会促进消费，所以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三)加大体制改革力度。打破利益与垄断粜团对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阻挠

市场不完美，政府同样不完美。合理和高效的经济是政府和市场两手相得益彰的经济。在反危机时期，适当发挥政府的能动作用，纠正市场偏差，并使经济较快复苏，是必要的，但不能认为政府是万能的和可以取代市场的。要正确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必须严格约束政府之手。“救火”之时，政府通过各种命令和资金大显身手，必须要考虑“灭火”之后可能出现的严重后遗症，如过度投资和发贷之后，经济趋于稳定后又可能出现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以及流动性过剩等问题，必须进行适度回调，提高决策科学性和前瞻性。

目前及未来一段改革的重点是：

1、大力推进基本要素的价格机制改革

重要资源价格的配置权是核心经济利益所在，也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焦点。土地、矿产资源、劳动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关系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公平化和效率化。要推进要素价格改革，需要政府自身放权让利和消除巨大的利益集团阻力。例如，由于“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多数地方政府的摇钱树，再加上做大GDP蛋糕和加快城市现代化导向，使得多数地方对调房价、促消费并不会积极，会想方设法使中央政策变样，政府与开发商的大合唱自然无法遏制。又如，垄断企业往往逼迫政府维持汽油、土地等关键要素的高价格和倾向自身利益的价格形成机制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投资方向变化同样触及形形的垄断集团的利益，要推进改革以及优化结构，就必须遏制利益集团的过度膨胀，斩断政府和各集团的利益链。

2、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投资体制改革

加快由政府主导型真正向市场主导型转变，改革国有垄断，加快服务行业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真正消除对民营中小企业的市场机会、产品服务准人、资金获得等方面的门槛和桎梏(玻璃门)。抑制国有企业集中化和垄断化的不断提高。为此，需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减持。短期财政刺激对于稳定经济下滑趋势是必要的，短期性效果也是较好的。但从世界经验看，仅靠财政刺激是无法使一个经济体走向持续恢复发展，必须配合以其他中长期政策，特别是结构性政策。因为，这场金融危机本来就是内外结构失衡的产物。

3、加快公共财政建设步伐

财政体制改革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政府要在继续维持适当的经济建设推动者和调节者身份的同时，强化自身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角色定位，要优化支出结构及预算管理体制，加大公共服务比重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效率，社保水平的提高是有效降低居民预防型储蓄、消费倾向低的基本条件。在经济低迷背景下，稳定就业是保消费、促增长的关键。如果少上或缓上几个对就业拉动不大的重大项目，则可拿出几百亿元用于补贴大学生就业，则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能很快见效，也能有助于扩大消费。

4、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开辟消费繁荣之源

中国消费弱的症结在于近10多年来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报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太低而且不断下降(近10年来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11.66个百分点，仅为40％左右，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以上)，而且行业、区域、城乡、阶层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到11倍)，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同时，社会保障措施不到位，居民强制性储蓄倾向高。扩大消费的关键之一，在于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和格局，使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得到较快提高。为此，需要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限制，提高城镇化水平，还要配合以对农民素质与专业培训、廉租房建设、教育及社区医疗卫生改革等，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购买力显著提高。同时，消除服务业发展的一些限制，增加就业岗位，使城市中低收入阶层购买力和消费倾向显著提高，是繁荣消费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前提条件。

总之，在全球危机尚未结束，中国经济增长企稳的转折期，特别需要考虑增长的结构优化和可持续性问题。特别需要冷静考虑反危机和经济稳定与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全面权衡短期增长与中长期结构优化关系、发挥政府职能与完善市场机制关系、政策稳定与调整关系，趋利避害，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和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