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传播力.影响力

【摘要】信息传播国际竞争力作为一种国家传播实力是一国综合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由该国生产信息的能力、传播信息的能力以及这种传播对他国的影响力共同构成。可以通过对波特“钻石模型”的借鉴和修正来阐明和评价这种竞争力，新的分析框架共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同业竞争、传播渠道、内容要素和政府行为七个要素。国家传播实力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结合体，对它的研究需要超越单纯的产业竞争视角，而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

【关键词】信息传播；国际竞争力；生产力；传播力；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中国自入世以来，各领域参与国际竞争的程度越来越高，信息传播领域自然也不例外。在这种背景下，从国家层面研究信息传播的国际竞争力便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前，已有部分学者涉足这一领域，相关的研究分别从信息产业、传媒产业或文化产业的方向展开，这些研究既有交叉又表现出明显的分离。从国际竞争力的一般理论基础来看，这样的研究取向和议题设置无疑是合理的，但如果要全面衡量一国的信息传播竞争力，将研究的基础单纯建立在产业竞争之上却会带来不可避免的缺陷，因为产业竞争的视角主要在于产业的物质和技术层面，往往忽略产品的内容和意义，也不会真正关注产品的流动过程，而这些被忽略的方面恰恰是信息传播国际竞争力的另一个重要的来源。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视野由传媒（信息）产业拓展到整个信息传播领域，在借鉴和调整迈克尔•波特“钻石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由生产力、传播力、影响力以及与其相对应的七要素共同作用而构成的信息传播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框架。

一、从传媒产业到信息传播：研究视野的拓展

对于信息传播国际竞争力这一特定命题来说，单纯的产业竞争的研究视角会带来两个明显的问题。

首先是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的以偏概全。这在信息产业或传媒产业的研究中都有所表现。先从信息产业说起，由于这是一个较新的产业划分的概念，世界各国在信息产业的统计分类方面存在标准不一的现象，所以要进行全面的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比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国际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信息产业的分类标准有三个，分别是由美、加、墨三国1997年联合制定的《北美产业分类体系》（简称NAICS），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8年制定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业分类标准（ICT），以及美国商务部2000年制定的标准。其中，NAICS理解的信息产业主要是指有关信息传播与服务的产业，重心在内容的生产、传播与服务，而其他两个分类体系都把信息产业定义为电子信息技术产业，核心是电子信息的硬件、软件、技术和服务。在上述三个体系的基础上，我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司官员在本世纪初曾经提出过一个信息产业分类的框架，该框架共包括“电子信息设备”、“电子信息传播”、“电子信息技术服务”和“其他信息服务”四个部分[1]。从国家统计局目前正在施行的统计标准所进行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来看，我国对“信息产业”的分类基本沿用了这个框架，“信息产业”虽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门类存在，但G大类“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是相对独立的，它基本贴近“电子信息产业”的内涵，与上述四个部分中的前三个部分相对应，上述第四部分的内容即通常所说的传媒业，则分散于多个行业门类之中。由此不难看到，狭义的“传媒产业”在整个信息产业中只占很小的比重。正因为如此，研究信息产业的人，基本上都将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圈定在电子信息产业上，对广播电视传输设施之外的新闻传媒（特别是新闻出版）几乎忽略不计。与其相反，对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来说，研究传媒产业也一般不提电子信息产业，只关注上述第四部分的内容。这种各执一端的做法，无疑不利于从整体上理解一个国家的信息传播竞争力。

其次是研究着眼点和侧重点的以“硬”代“软”。目前，国内研究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果绝大多数是着眼于电子信息产业而言的。我国自2007年3月21日起正式施行的《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工作管理办法》中指出：“电子信息产业，是指为了实现制作、加工、处理、传播或接收信息等功能或目的，利用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所从事的与电子信息产品相关的设备生产、硬件制造、系统集成、软件开发以及应用服务等作业过程的集合。”[2]由此定义不难看出，电子信息产业的统计对象主要是电子信息设备、电子通信、计算机软件开发及服务等，它侧重的是所谓“硬实力”，在其中几乎看不到什么“软实力”的影子。而在传媒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研究中，以硬代软或者重硬轻软的现象同样存在。2006～2007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纲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旦等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学术争论，其原因在于双方对作为综合国力组成部分的传媒实力的评价标准存在严重分歧[3]。后者认为，前者在文章中片面地以“硬实力”来替代“软实力”，从而陷入以“大”为“强”的话语逻辑，这是得出中国传媒实力仅次于美国而高居日、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上的结论的主要原因。前者对此所做的回应同样强调了“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但又承认他们“设计的指标体系没有直接反映‘影响力’的指标，如‘传播效果’、‘媒体公信力’等”作为软实力的指标。因此，他们用修正后的指标对中国传媒的综合实力进行测量的结果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比先前有所提高[4]。可以说，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双方在讨论的理论基础方面增加了共识，而在评价结果方面的分歧却更大了。

实际上，产业分析的视角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无论探讨的是狭义的传媒产业还是广义的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这一角度来分析都是无可争议的。但传媒产业或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信息传播的整体竞争力，它们只能反映该国信息传播的硬实力，而并不能反映其软实力。

喻国明、焦中栋在《中国传媒软实力发展报告》一书中推进了胡鞍纲等人的研究，他们指出：传媒国际竞争力既有“硬实力”的一面，“这一属性主要表现在传媒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功能上”；更有“软实力”的属性，这种软实力，可以表述为传媒的“表达力、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5]。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采用“规模实力”与“水平实力”并重的思路，共使用56项指标对中国传媒的软实力（实际上即国际竞争力）进行了评价。这样的研究思路无疑富有启发意义，但从作者所列指标又不难看到，用以评价“水平实力”的标准绝大多数仍属于规模范畴，很难与对外传播的“吸引力”、“影响力”等软实力的核心内容直接挂上钩。这一方面是受了定量分析方法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软实力其实是很难进行量化处理的。

总之，无论是狭义的传媒产业还是广义的信息产业，都不能代表一国信息传播的全部，信息传播既需要有产业的硬实力作为坚强的基础和后盾，也需要内容传播的输送力、吸引力、渗透力和影响力也即软实力作为灵魂和核心。“信息传播”是一个大信息、大传播的总体性概念，它的所指应该涵盖人们通常所说的信息、文化、传媒等领域的产业基础属性的意涵，也应包括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方式、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等领域的非产业基础属性的意涵。一个国家的信息传播国际竞争力，是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有机结合。从“传媒（信息）产业”到“信息传播”，不仅是简单的概念转换，也是研究对象的重新厘定和研究范围的扩展，其实质是将软实力真正放到与硬实力同等重要的位置来看待。

二、迈克尔・波特“钻石模型”的启示

西方关于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并且逐步形成了产品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四个不同的研究层次。在这些层次中，产业竞争力是连接其他各层次的枢纽。它要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对各国各产业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gtage)的比较。竞争优势与人们熟悉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 的主要区别是，后者涉及的是各国间不同产业(或产品)之间的关系；而前者涉及的主要是各国间同一产业的关系[6]。竞争优势原理被认为是产业国际竞争力最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一原理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他认为，传统经济理论如比较优势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并不能说明产业竞争力的来源，因为“在产业竞争中生产要素非但不再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其价值也在快速消退中”；“规模经济理论有它的重要性，但该理论并没有回答我们关心的竞争优势问题”[7]。因此，只有竞争优势才能解释产业竞争力的来源，这种优势可用“钻石模型”（或称“菱形模型”）来加以解释。

钻石模型由四个决定因素和两个可变因素构成。四个决定性因素分别是：（1）生产要素，包括初级生产要素，如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资金等，高级生产要素，如现代通讯、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研究机构等。从另一角度，也可分为一般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2）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包括量和质(需求结构、消费者的行为特点等)两个方面。国内需求市场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全球性的竞争并没有减少它的重要性。（3）相关与辅助产业的状况，在产业发展中存在“产业集群”现象，一个优势产业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一定是同国内相关强势产业一同崛起；产业要形成竞争优势，也不能缺少上下游产业的密切合作关系。（4）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创造与持续产业竞争优势的最大关联因素是国内市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两个变数分别是：（1）政府，政府在产业发展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保证国内市场处于活跃的竞争状态，制定竞争规范，避免垄断状态。（2）机会，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这两个变数都可能使前面的四大要素发生重要的变化[8]。

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虽然是针对一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所提出的分析思路和框架，但它对研究国家竞争力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如前所论，一国的信息传播不仅事关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而且与国家的综合实力密切相关。钻石模型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培育和发展信息传播的国际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传媒产业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它既关乎信息传播的产业基础部分，更是信息传播软实力的发动机，因此，下面侧重从传媒产业角度来谈钻石模型对中国的几点启示。

通过对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一般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进行区分，波特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如果想通过生产要素建立起产业强大而又持久的优势，就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这个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的质量也取决于这两类生产要素的可获得性与精致程度。这使我们认识到，中国要培育和发展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传媒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特别重视高级要素和专业要素的作用，在专业人才培养、传媒理论研究、传媒企业战略规划、技术和资本积累等方面狠下功夫，并且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波特还指出：在实际竞争中，丰富的资源或廉价的成本因素往往造成没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而人工短缺、资源不足、地理气候条件恶劣等不利因素，反而会形成一股刺激产业创新的压力，促进企业竞争优势的持久升级。这就是说，如果发展思路得当，产业竞争优势可以从不利的生产要素中形成；相反，则所谓“有利条件”反而会成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这对中国传媒业来说也有很好的警示作用。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并且正在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传媒业可资利用的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相当丰富，成本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相当低廉，再加上传媒业对外开放的范围和程度非常有限，因此产业创新的动力和压力都不足，国际竞争的意识比较淡薄，产业发展水平在低层次上徘徊，这些都成了制约中国传媒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障碍，必须认真加以重视和克服。

在需求条件方面，波特没有因为强调国际竞争就忽视或降低对国内竞争的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这种重要性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顾客对产品和服务的要求可以促使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从而激发其竞争优势；二是国内的预期性需求如果具有前卫性，则会成为产业发展的强劲动力。这给我们认识传媒业国际竞争及其与国内竞争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首先，不应单方面讲国际竞争力，更不能以此削弱国内竞争的重要性。可以把传媒国内竞争看成是国际竞争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充分的国内竞争，没有在实战中脱颖而出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传媒企业，将来我们的传媒业也就不可能在国际竞争中立得住脚。这就是为什么在评价传媒业国际竞争力的时候，应该同时将传媒业的国内竞争因素考虑在内的原因。其次，必须充分重视受众的因素，有志于进入国际传媒市场的传媒企业，要在国内竞争中善于识别受众的高端要求和前卫需求，创造条件加以满足，逐步培养起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

波特认为，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一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有其他产业作为先导或后盾的，这些相关产业的集合就是“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现象说明，一个优势产业往往是同国内相关强势产业一同崛起的。因为有“产业集群”的存在，一个优势产业就可能获得世界一流供应商的支撑以及上下游产业的密切合作。如果采取集中资源配置，孤军深入地优先发展某一产业的政策，其结果很可能是既牺牲了其他行业，想发展的产业也无法一枝独秀。这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产业联动在一个产业培育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中非常重要。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且有着长期的计划经济传统，比较容易想到的产业政策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就是在政策干预之下集中资源发展某一产业，这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被证明是有很大风险的。像传媒业这样的特殊产业，同样与其他产业有着诸多的关联，没有产业之间的联动，即使不存在政策上的障碍，要想孤军进入国际市场也是不可能取得好的竞争效果的。比较可行的策略是，先仔细梳理与传媒产业相关联的上下游产业，找出已在国际竞争中有一定优势的产业链条，研究其在国际竞争中与传媒产业进行互动的可能性、途径和方法，由此带动在国际竞争中作为弱势产业的传媒产业，在奠定了一定基础后再考虑传媒业对其他产业的反带动作用。

波特批判了国际型产业并不需要国内市场对手的观点，他认为，在国际竞争中，成功的产业必然先经过国内市场的洗礼，激烈的国内竞争是迫使一个产业进行改进和创新的压力和动力，海外市场则是国内竞争力的延伸，而在政府的保护和补贴下所形成的在国内没有竞争对手的“超级明星企业”，通常并不具有真正的确国际竞争能力。这对中国传媒业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观点。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在政策扶持下发展所谓专门的国际传媒集团，如果将来能有这样的传媒集团，它一定是先从国内竞争中脱颖而出，然后再走向国际市场。

这也就涉及到一个如何辩证看待政府干预和政策保护的问题。波特认为，政府只有做它该做的事情才能对产业形成竞争优势起正面作用，如果不适当地对产业加以保护，就会延缓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使企业停留在缺乏竞争的状态。这是在市场经济语境中，针对一般产业而言的。众所周知，中国传媒业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产业，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还担负着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又由于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传媒业长期处于与西方传媒业相隔离的状态，基本上没有面对面的市场竞争。因而，在国际产业竞争中，中国传媒业可以看成是一个幼稚产业。在中国加入WTO时，中国对传媒业采取了特殊保护措施，应该说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一种做法。但这并不能作为政府永远对传媒业采取特殊保护的一个借口，除非中国传媒业永远不需要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否则逐步减少不必要的保护，充分发展国内传媒市场竞争，让一些大型传媒集团脱颖而出仍然是中国传媒业走出去的必由之路。

三、生产力、传播力、影响力：一个理论分析的框架

一个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其实质是一种“比较生产力”，即某国或某区域的特定产业相对于他国或他区域的同一产业在生产效率、市场供给、获利水平等方面所体现出的竞争能力，也就是这一产业在国际竞争中所体现出来的竞争优势。这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内涵。信息传播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其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内涵当然也不例外，这首先是通过其硬实力来体现的。然而，信息传播国际竞争力与一般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又有着明显的区别，这就是：信息业生产和销售的既有物质产品又有内容产品，信息传播所传输的主要不是产品的物质属性，而是产品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属性。这就使得信息传播的国际竞争，不光是生产效率、市场供给、获利水平等有形的竞争，也是影响力和话语权等方面无形的竞争，后者正是信息传播软实力的体现。因此，信息传播国际竞争力的表现形态和评价标准都应该与一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所区别。

基于前面的论述，我们构建了下列信息传播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模型：

这一模型由生产力、传播力、影响力“三力”构成，共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同业竞争、传播渠道、内容要素、政府行为等七个要素。显然，在这七个要素中，有五个与钻石模型是基本一致的，与波特的模型相比，这里去掉了“机遇”要素，而增加了“传播渠道”和“产品内容”两个要素，这对充分揭示信息传播国际竞争的特质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同业竞争主要反映生产力的话，传播渠道和产品内容所分别反映的就主要是传播力和影响力，而政府行为则对其他六大要素都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七个要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一起构成国家信息传播的综合竞争力。

1、生产力

生产力反映一国信息生产的产业基础和竞争能力。根据产业国际竞争的理论，产业基础的强弱和竞争能力的高低，不仅可以通过生产要素和需求条件来判定，也可以通过相关产业和同业竞争的水平来衡量。

生产要素也可以称作信息产业资源，包括信息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可资利用的各类自然要素、知识要素和资本要素。根据波特的理论，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各种生产要素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贡献率是不断变化的。在现阶段，中国信息产业必须努力实现从低级生产要素向高级生产要素的转化，从一般生产要素向专业生产要素的转化。同时，必须重视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因为“在产业竞争的高级阶段, 对资源的有效整合比对资源的单纯物质拥有显得更加重要”，这就需要我们更加重视“竞争主体对各种可利用资源的优化创新能力”[9]。对信息产业来说，这种创新能力既包括信息企业的内部创新，也包括产业整体环境（特别是传媒制度环境）的创新。

需求条件可分为量和质两个方面。量的方面主要通过市场规模来体现。质的方面，又可以再细分为两个小的方面：一是市场需求的行为特征，二是预期需求的先进性。有效的市场需求可以促进产业较快地形成规模效应, 拓展产业发展的增长幅度和发展空间。预期需求如果具有超前性和国际性，则可以促进产业在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的时候提前具备国际意识。

相关产业的发展水平会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一个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表现。信息产业的相关产业也很多，如金融、软件、包装、物流、机械设备制造、造纸等等，这些产业都可能与信息产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相互支撑或互为制约的关系。需要认真梳理的是，在现有的国际信息产业竞争环境中，中国哪些相关产业已与信息产业（特别是传媒产业）形成了实质性的产业集群关系？哪些产业有可能形成这种集群关系？然后在国家层面上进行有意识的引导或扶持。

同业竞争主要是针对国内一产业内部的竞争而言的，产业内部同类企业之间的竞争既受制于产业结构，也受制于企业本身的竞争战略，因而波特在“钻石模型”中是将同业竞争与企业战略和产业结构放在一起来讲的。这里虽然将波特所说的三个方面简化成了一个方面，但实质上也隐含了波特所说的其他两个方面。同业竞争因素对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市场和竞争对手对企业形成的压力来体现的，这种竞争压力越大就越能促进其在产品生产和服务方面提高水平，与国际市场对接的能力就越高。

2、传播力

传播力是指一个国家对外输送信息的能力，它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结合体。作为一种硬实力，它必须有强大的信息产业基础作为后盾，并且通过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媒体表现出这一点；作为一种软实力，它必须有对外信息传输的通道，将本国信息传送到国外目标受众那里。综合两者，可以用一国对外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少与强弱来衡量其信息传播力的高低。

传播渠道是用来衡量信息传播国际竞争力的一个特殊指标，其特殊性在于信息产品并非通过一般贸易即可完成从传到受的全部过程，这个过程必须通过一定的渠道才能完成。信息传播国际竞争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国际市场上买卖版权，另一种是卖方直接向买方提品和服务。前者需要借助买方的渠道才能完成内容的传受过程，后者则在大多数情况下要靠自己建立的渠道来实现传播，如电视频道或广播频率在国外落地，在国外建立自己的出版机构或内容生产基地等。没有传播渠道，再好的产品也无法形成实际的传播效果；传播渠道太弱，有再多的信息产品也无法形成真正的影响力。因此，传播渠道的多少和强弱，也是决定一个国家信息传播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3、影响力

影响力是指一国信息传播的产品对国外市场的渗透力和占有率，以及产品的内容对国外接受者在心理、思想、情感和行为等方面产生作用的能力，它是一种典型的软实力。前者可称为国际市场影响力，后者可称为国际社会影响力。

国际市场影响力与国内市场影响力一样，主要是通过市场的规模来体现的，因为“规模决定着影响力的范围和边际。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的最大影响往往来自于‘规模影响’，因为适当的规模往往能更有效地利用组织内部的各种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10]国际社会影响力则与国内社会影响力有同有异，相同之处是这种影响力都对应于内容要素，其影响力的大小都是由传播内容的品质来决定的；不同之处是国内传播的内容更注重承载一国的主流价值观和特定的民族文化内涵，而国际传播的内容更注重普世价值观和能够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内涵。当然，国际社会影响力绝不仅仅是传播内容本身自发的一种力量，它的背后往往是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硬实力的支撑，是这些力量的象征。国际社会影响力通常是由国际话语权的大小来表现的，这种话语权一旦形成，就可以表现出超越硬实力的强大力量，对塑造国家形象起到无可比拟的作用。

在“三力”之外，还需要专门谈一谈政府行为这个要素。政府行为对产业国际竞争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提供竞争资源和创造竞争环境表现出来的。一个国家对产业发展战略的判断决策能力，对产业资源的组织协调能力，对产业发展环境的培育能力，都深刻地影响着该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水平。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中国信息传播在硬实力方面处于国际前列，但软实力却比较落后。从软实力角度来说，就涉及到一个产业保护的问题。按国际惯例，国家可以运用行政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干预竞争，保护和支持弱势产业的发展,包括：通过提供各种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教育文化等间接地影响产业国际竞争；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实施宏观调控、进行组织协调和战略规划等行为直接地干预产业国际竞争。但在保护弱势产业中，要特别防止走入不适当保护的陷阱。可见，政府行为要素既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直接发生影响，也可以通过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而间接地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是诸要素中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要素。

一般而言，上述各要素中属于硬实力的部分通常都可以量化考核，而软实力部分则需要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分析。

注释：

[1]方宽、杨小刚：《对信息产业统计界定的思考》，《统计研究》2001年第11期。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8年第2期。

[3]详情可参胡鞍钢、张晓群：《中国传媒迅速崛起的实证分析》，《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3期；黄旦、屠正锋：《也谈中国的传媒实力》，《新闻记者》2006年第1期。

[4]胡鞍钢、张晓群：《国际视角下中国传媒实力的实证分析――兼与黄旦、屠正锋先生商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5]喻国明、焦中栋：《中国传媒软实力发展报告》，北京：同心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6]金碚：《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

[7]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版，第14-15页。

[8]参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版，第67-69页。

[9]王丽萍、李创、汤兵勇：《产业国际竞争力概念及分析模型研究》，《科技和产业》2006 年第2期。

[10] 陆军：《试论传媒影响力的构成》，《传媒观察》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