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劳动合同法》:企业与劳动者的双重之痛

2008年1月1日，一部备受争议、充分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新劳动合同法》如期施行。三个月过去了，专家和学者们的部分担忧逐渐演变为现实：部分外资企业相继撤离我国沿海城市。或整体搬迁。或恶意倒闭，致使很多劳动者失业。新法实施之前，专家就曾表示过其中的很多条款可能会对劳动者和企业带来消极的影响。事实表明，诸多的消极影响正在逐步显现。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新劳动合同法》又一次成为代表们关注的焦点。以政协委员张茵为首的企业家代表提出的修改《新劳动合同法》中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提案，又将对新法的争议推向了高潮。

外企集体演绎孔雀东南飞

2008年，两个不和谐的音符奏响了新年序曲。一个是50年不遇的冰雪灾害，让数以百万计回家过年的人们滞留路途；另一个则是媒体盛传韩企“撤离”山东、千家鞋企“撤离”广东。

据安永、普华永道等著名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现在寻求将企业转移到越南、印度的人络绎不绝，有些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甚至选择结业关闭。据反映，目前已有大批外资企业到柬埔寨、越南等国考察投资环境，考虑厂房搬迁。其中有一家台湾知名企业，在内地拥有50万员工，它带着300多家台资企业去越南、柬埔寨等国考察，越南政府保证将为其提供80]5-劳动力，且有100％退税，劳动力成本每月每人400元，土地免费。有些企业已经在那里兴建工厂，从工期推算，今年7、8月后就可建成投产。

当印度、越南等周边国家向外企张开欢迎的双臂，我国东南沿海是外资安家落户的黄金圣地的历史似乎也将宣告结束。分析人士称，如果外企“大搬家”的担忧变为现实，那么势必将造成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企业所在地的雇佣员工解散。包装、物流、产品配套企业难以为继。原有厂房和出租屋闲置。酒店餐饮业萧条，银行不良资产比例上升等问题将如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产生，其影响也将远远超出企业本身的撤离。

东南沿海的广东是我国最重要的外贸大省之一，2007年的出口、进出口、贸易顺差总额分别占到全国的30.3％、29.2％和39.5％，在一些重点城市的GDP和工业产值中。外资企业已经占到70％～80％。广东外贸出现大的波动，也会显著影响全国的外贸形势，给当地经济的正常发展和转型带来的冲击可想而知。

无独有偶，地处沿海地区的山东省也在发生着类似的状况。据报道，目前山东省已有不下103家韩资企业“无故撤离”。早在1月21日，由韩国产业资源部和韩国外交通商部、劳动部、法务部等共同成立的“无故撤离应对特别工作组”就已进入青岛等韩企集中的地区展开调查。于是，外企“搬家”立即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争议中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

新法施行之后，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外企与数量颇为壮观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据报道，企业普遍反映，仅此一项要增加人工成本25％以上，而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鞋行业，人工成本上升甚至超过50％。对于新法的影响，企业的情形则是五花八门。林林总总，比如，新法实施后，法定节假日加班要以高于平时工资若干倍的标准支付；加班工资是制造业员工收入的重要部分，不加班的员工月工资一般是700元左右，而加班的月工资都在1200元以上，新法实施后，员工不能再超规定时间工作，因此，有的员工为了多挣钱，开始在两家工厂上班；新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这对季节性加工企业影响较大，企业失去了用工的灵活性；企业与员工的地位不平等，当前仍有部分员工用假身份证从工，一旦员工离职，公司可能因联系不上，无法追究其责任，对于无故逃班等现象，也无法直接解雇员工，然而公司地址都是固定的，即使员工在外上网、出事，企业也要负责，导致管理者、经营者压力很大；有企业之所以“弃厂而逃”。也因为企业按照新法要承担的员工补偿金远超过机器设备等资产价值，因此支付不如“弃厂”；企业原来100个人可能只缴30～40个人的社会保险，现在则要百分之百地缴；公司员工缴纳社保的比例为公司缴七成。员工缴三成，但若员工回原籍。已缴纳的社保转不走，只能退还职工自己缴纳的三成，因此，很多员工更愿意公司把缴纳社保的钱直接下发。员工自己选择买社保或不买，而新《劳动合同法》则要求公司必须缴纳社保费，这导致部分员工的工资相应少了原先直接下发的社保费部分，员工也有意见。

政协委员张茵认为，新实行的《劳动合同法》提出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相当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对资方和无技术的劳动者，都是一种压力。而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刘继臣则认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非只对劳动者有利，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有利于劳动者把企业当成家。共同把企业搞好，形成劳资共赢面。

其实不止是两会提案，早在今年1月1日新法实施之前，类似的争议就从未间断。常年接触劳资案件的六合金证律师事务所张为华律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大批企业的迁徙只是曾经的担忧变成了现实而已。新法施行后所产生的影响不消失，争议就不会就此结束。《新劳动合同法》把以前的旧劳动法内容进行了具体化，对劳动者的利益进行了充分的保障。而与此同时。企业习惯了过去的增长方式，难以适应现在的劳动力高成本。短期内对企业和劳动者都有影响，而对企业的影响更大一些。

如何镇痛?

就在人们为外企轮番撤离而备感担忧的时刻。在大洋彼岸，又传来了美国制造业重整旗鼓的消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制造业遭受日本、墨西哥以及中国的强力冲击。尽管没造成致命的打击，但也已元气大伤。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美国制造业凭借什么来重塑其地位则成为我国制造业关注的焦点。在以往的竞争中，成本优势是我国制造业能拔得头筹的坚强后盾，而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施行，东南沿海乃至内地的最大的吸引力也消失殆尽。

相比于美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节节攀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上升、中国制造商出口退税的递减等因素是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持续下降的主要根由，其中又以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为最。《新劳动合同法》的一个长远预期是让尽可能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升级，进而完成产业机构的优化，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新的担忧则是这个过程需要多久，而过程中造成的企业负担加重，劳动者失业状况的加剧。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本该给劳动者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并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这些因素，恰是《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就该解决的，而不是让劳动者和企业来共同承受改革过程中的双重阵痛。

《新劳动合同法》中，对公司的合约制度、炒人补偿、工龄计算方面。都较为倾向劳工阶层，大大增加了企业的人工支出成本。因此，在实施前夕，就出现了公司大规模裁员、重新计算工龄等连串风潮，新法于今年元旦实施后，内地中小型的韩资企业出现了大规模恶性倒闭、出走潮。从目前来看，这种状况若得以延续，将会造成工人的普遍失业，买单者将仍然是新法所保障的劳动者群体。

结果和过程产生了脱节，预期与手段发生了背离。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张茵的提案指出，我国的经济基础并没有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人口却远远超过他们，而当前非常需要这些外资和民营企业，来保证低文化层次人群的就业。如果任其发展，势必会导致国内就业率下降，这对低文化层次、技术含量不高的人群冲击更大。

做任何决策都应该有一个国际视野以及现状思考，我国当前最大的现状莫过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庞大、劳动力整体知识技术水平普遍不高的问题。当有人质疑《新劳动合同法》的时候，完全有必要对其本身进行现实考量。诸如对劳动者的过度保护是否利于他们自身的素质发展、《新劳动合同法》的施行是否符合目前我国的就业现状。当外企规模撤离之后会不会引起从民工荒向失业潮的过渡等问题的解决和应对。成为亟待解决问题的重中之重。

历史上。任何一项法律法规的推行，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完善的，《新劳动合同法》也概莫能外。当下，在外企轮番撤离。其后续效应也将逐步呈现的时候，相应的应对策略也该尽快实施。或完善，或增补，或极力避免新法推行过程中的消极因素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