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早期科技人员的来源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海峡两岸同胞共同继承了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遗产。

继承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遗产

自古以来，不同历史朝代均有来自华夏沿海地区的先民跨海登岛，定居在此，披荆斩棘，筚路褴褛，拓荒耕耘，不仅带去当时内地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手工技巧，也带去大陆的传统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两岸间始终保持着政治、经济、人文等各方面的紧密联系，血脉传承同属一家。尽管后来台湾曾被荷兰、西班牙等殖民者短暂占领过，使其受到一些外来文明的影响，但很快又重归中国版图，大一统的中华文明始终居于台湾社会意识的主流，两岸共同推崇的儒家思想、道家学说，以及谦恭敬祖、和睦中庸、尊师育人和一些地方的妈祖信仰等传统中华文化始终在这里一代代延续传承着。

1684年，清朝政府在这里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据1811年统计，当时台湾人口已达190万，其中多数是来自福建、广东的移民。他们大量开垦荒地，使台湾成为新兴的农业区域，并向大陆供应大量稻米和蔗糖。同时，由大陆输入的日用消费品和建筑材料等，使台湾本地经济建设得到相当程度的提高。

随着岛内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发展，清政府于1885年将台湾设为行省，刘铭传任巡抚期间，先后设立抚垦总局、电报总局、铁路总局、军械局、通商局、矿油局、伐木局等机构，架设电线，创办邮政，铺铁路，开矿山，造商轮，大规模发展工商业，兴建中西学堂，普及新知教育。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通过不平等的《马关条约》窃取台湾，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在此期间，将台湾作为支持本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后盾，同时作为向南方发展的基地，实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迫使台湾提供资源、物产及劳力，以满足日本岛内的需要。

20世纪初，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大规模对外扩张，一方面在台湾实行全面的皇民化政策，开始推动台湾本地的教育发展，包括设立台湾大学，成立研究所，以期将台湾同化于日本，同时也在当地开展一系列的水利、发电、港口、铁路、公路等基本设施建设。例如修建贯穿台湾南北的铁路运输线，同时建设糖业铁路、盐业铁路、矿业铁路、轻便铁路等，形成较为密集的铁路网；1934年建成当时台湾最重要的大型水利工程――嘉南大圳，灌溉面积则达15万公顷，约占当时全岛耕地面积的14%，极大增加了作物产量；同时还建成日月潭第一发电所，为台湾发展现代工业打下基础。虽然日本曾对岛内工矿产业积极经营，但本意并非为了促进台湾当地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

尽管如此，直至二战以前，台湾岛内也只有一些农产品加工、纺织、化工、机械、印刷、矿山等小型工业企业，生产技术也处于相当低下的水平。二战期间，日本殖民当局为配合军国主义的南进政策，开始在岛内加紧发展与军事有关的各类现代工业，包括电力、机械、造船、化工、燃料、炼油、炼铁、炼铝、肥料、水泥、造纸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科技水平的提高，也培训了少量掌握一定科技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当地人才，台湾开始由传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逐步向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形态转变。但在二战后期，盟国空军曾对台湾实施战略轰炸，许多工矿企业损失惨重，大量减产或被迫停工，整个台湾经济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

1945年，随着二战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结束了日本在此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宝岛台湾重归祖国怀抱，岛内日本殖民当局拥有的各类工商企业、教育设施、医院和科研机构被收归国有，国民政府当时从大陆各地调派大量人员赴台接收和管理这些企事业机构，弥补空缺岗位，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工厂重新运转，学校开学，部分科研机构恢复运作，台湾科技再次走上与祖国大陆并行发展的轨道。

传承中国近代科技发展成果

众所周知，华夏文明历史绵长悠久。在人类科技发展史上，中华民族曾经有过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辉煌科技成就。不幸的是，16世纪以后，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因循守旧的封建统治，也由于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国内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使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阻滞，经济发展日趋落后，科技事业更是一蹶不振。

一百多年来，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繁荣富强，中国人民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奋斗。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尘封已久的大门，江河破碎，民不聊生，也使得中国广大民众开始领悟到发展科技对于富国强兵的极端重要性。许多有识之士积极奔走呼吁，提出“科学救国”的口号，致力于引进和吸收外来文化。许多有为的年轻人远涉重洋留学，学习和带回西方先进现代科技知识。从魏源著述《海国图志》到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从留美学生到各地纷纷兴建新式学堂，从“洋务运动”到“”，从上海江南制造局到建立清华大学，从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到冯如制作的飞机，处处可见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立志拼搏、不甘落后的决心。

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觉醒的爱国志士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认为只有相信尊重自然科学，破除迷信，才是社会进化和民族进步的必要条件。由此，极大推进了科学与民主思潮在中华大地的传播，包括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内的各类民间科技社团纷纷诞生。

正是因为有一批批胸怀“科学救国”理想、献身科技事业、不畏艰难险阻、甘作“开路小工”的爱国知识分子，把近代科学的种子引进中华大地。他们呕心沥血，致力于科学传播，成立从事科学教育的高等院校和各种科研机构，使中国早期科技事业得以在艰苦的条件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许多门类的学科都落地生根，不断萌芽和壮大。

中央研究院的设立是现代中国科技发展道路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早在1924年，率领中国人民满清王朝的民主主义先行者孙中山就曾提出过建立国家学术院的设想。遵循孙先生的遗训，国民政府于1928年6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央研究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统领机关，对全国科技研究和发展负有指导、联络、奖励的责任。首任院长为蔡元培，主要成员大多是早期中国科学社社员。

此后，中央研究院陆续设立了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工学、地质、历史、语言、社会、心理、动物、植物、数学等研究所。于1935年成立了评议会，评议员来自全国各著名学术机构。1948年4月，中央研究院又进一步建立了院士制，召开了第一次院士大会。

当时，除了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两个较大的研究机构外，还有多种隶属关系的小型研究机构。如隶属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央农业实验所；隶属于航空委员会的航空研究院；隶属一些大学的研究所，如清华大学的航空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农业研究所和金属研究所；隶属于民间企业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隶属于学术团体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隶属于地方机构的西部科学院；还有中外机构合办的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地理研究所等。

此外，在全国各地还陆续成立一些专业性科技学术社团，如中国药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数学会等。到1949年，全国已有各类自然科学学术团体近40个，各学会通过组织学术会议和发行期刊推动本学科的学术交流，如《气象知识》、《化学通报》、《物理学报》、《数学学报》、《地质学报》等，不下几十种。

到20世纪40年代，经过几代前辈的艰苦努力，中国科学首先在与本土资源关系密切的学科领域，如地质学、生物学、气象学中获得可观成就，甚至在精密科学领域也涌现出了一批在世界科学前沿取得重要成果的科学家。如中国最早一批留美物理学博士李耀邦、胡刚复、颜任光、吴有训、谢玉铭等分别从师于美国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密立根、杜安、赖尔森、康普顿、迈克尔逊，以实验为基础，进行了大量物理学研究。

颜任光任教北京大学物理系时，和温毓庆等著名教授一起创建物理实验室，开展物理实验、教学，设置工厂、制造加工实验仪器，培养了许多人才。叶企孙任清华物理系主任时，十分注重物理实验。他还组织购买了大批实验仪器设备，为物理学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实验基础。1925年，颜任光、丁佐臣还主持成立了大化科学仪器公司，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制造教学和实验物理仪器的机构，为我国的物理教学和研究提供了相当数量的精密科学仪器。在其带动下，1929年中国科学社设立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经营仪器制造事业。此外，一些专门的实验机构也相继建立起来，如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设立了物理学检验室、放射性实验室、通用实验室、恒温实验室等，使实验方法的应用更有系统、更规范化和科学化。

留美地质学硕士谢家荣回国后即与翁文灏一起，调查了玉门的石油。抗战期间，为了解决用油困难，他曾多次深入四川石油沟、圣灯山、五通桥等地，分析这些地区所产油、气、卤盐相互间的关系，并先后发表了四川赤盆地中油气矿床的著名论文。李四光率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同仁，开展了广西地质的调查研究，填制了广西地质图。并多次长途跋涉考察南岭东段地质，考察川东、鄂西、湘西、桂北和贵州高原等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其间还创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亲任馆长，为战时研制必要的科研实验器材和仪器。

竺可桢自20年代起就开始从事物候学和中国气候变迁的研究，从中国文献中了解气候的变迁和旱涝风雹的成因，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取得很大成就。侯德榜于1921年学成回国后，面对制碱工业毫无根基的状况，努力摸索，先后创造了苏维尔制碱法和联合制碱法，大幅度提高了纯碱的产量。此外，过探先对棉花育种的研究，秉志、胡先对中国动植物分布、分类的研究都以实践为基础，求真、求实，达到了国内领先地位。

在培养人才方面，姜立夫创立南开大学数学系，治学严谨，对学生因人施教，其独到而又完善的教学方法影响了厦门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一些著名大学的数学系，他一生直接或间接培养的学生难以计数，其中有许多后来成为闻名中外的数学家，如刘晋年、江泽涵、申又枨、吴大任、陈省身、孙本旺等。

胡刚复和颜任光分掌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和北京大学讲坛。饶毓泰执教于南开大学物理系，谢玉铭登坛于燕京大学，而叶企孙执教于清华大学，和梅贻琦创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他们在教学管理、教学方法的倡导，课程、书籍、教材和实验设备的安排、筹划方面，都有创新，而且注重规范化，为培养高水平的科研人才打下了基础。如清华大学物理系培养出王淦昌、施士元、赫崇本、赵九章、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一批物理学家。北京大学物理系培养出张含英、赵广增、郭永怀、马大猷、马士俊等一批物理学家。燕京大学物理系培养出孟昭英、陈尚义、张文裕、袁家骝、王承书等物理学家。

在农学方面，留美学生、中国近代著名农业教育家、棉花专家过探先在担任江苏第一农校校长时，培养出郑万钧、吴福桢、陈植等著名农林学者。之后，他在东南大学农科主持工作期间，引入美国高等农业教育的教学、科研、实验，推广三者相辅相成的体制，将分布在江苏、河南、安徽、湖北4省7处棉场作为学校的试验场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如小麦专家金善宝、棉花专家冯泽芳、水稻专家周拾禄等均成为我国农业科学各学科的重要奠基人。

在生物学教育方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影响颇大，秉志、胡先、钱崇澍在这里任教，培养出了王家辑、伍献文、严楚江等生物学家。1921年，在南京高师农业专修科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南大学生物学系，胡先、陈焕镛、陈桢、戴芳澜等均在此执教。他们不仅采用先进、适用的教学方法，还编写了《高等植物学》、《普通生理学》等优秀教材，培养出了张春霖、张孟闻、方炳文、耿以礼等一批在中国近代生物学事业中作出贡献的知名生物学家。

此外，还有微分几何的开拓者苏步青，微分几何的奠基人陈省身，国际公认的数论权威华罗庚，在临床生化、免疫化学、营养学以及氨基酸等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吴宪，有机化学的微分析奠基人庄长恭，中国最有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研究制碱堪称世界一流的化学工程师侯德榜等；我国药理学研究的创始人、以研究麻黄素闻名的陈克恢，体质人类学家吴定良，生物学家童第周，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政治学家萧公权、钱瑞生，史学家陈寅恪、傅斯年，语言学家李方桂、赵元任，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

将台湾重新拉回到中华文化圈之内

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50年，主要是豪取掠夺当地资源，并不关心对当地科技人才的培养。尽管在岛内曾设立少量高等教育机构，如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的前身，包括文政、理、农、医、工等五个学部以及预科，有教员201人，职员541人，学生934人，另有附属医学专门部、热带医学研究所、南方人文研究所、南方资源科学研究所等）和台北工业专科学校、台中农林专门学校、台南高等工业学校、台北高等学校等专科院校，以及台北商业学校、台中商业职业学校和高雄屏东农业补习学校等职业学校，但招生对象几乎全部是当地的日本人，只有极少数台湾籍富裕家庭能够将子女送去接受高等教育。

以1931年台北帝大第一届毕业生为例，46名毕业生湾人仅5名；而自1928年台北帝大创校到1944年总共16届毕业生中，台湾人仅219人，而且其中有131人习医。

这种局面导致台湾籍科技人员（包括大学教师）少之又少。至1944年，台北帝大201名教员中，仅杜聪明一位台籍教授，另外有一名台籍助教。专科学校的教员也多半是日本人。据1933年毕业于台北帝大并于同年4月担任该校文政学部助教的吴守礼回忆：“我25岁大学毕业，一直到30岁这段期间都当副手。……不知是自己憨慢，还是咱台湾人条件不合，这就不用说了，总之，我升不上去，他们从日本找人来，其实资历也和我前后期或早我一点点。”个中悲苦辛酸，一览无余。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人的打压和限制由此可见一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文告规定，由日本掠取的中国领土，包括台湾、澎湖列岛在内，全部归还中国。

同年9月，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全权负责接收事宜。陈仪曾写信给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称：“台湾收复以后，应做的工作自然很多，但弟以为最重要的一种却是教育。”主张“在教育上须一扫奴化主义，使台湾同胞恢复其固有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并普及教育机会，提高文化水准”。

为解决当地日本人被遣返后，岛内企业和科研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科技人才极度缺乏的状况，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从全国各地选派优秀科技人员、专家学者、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赴台，接收、管理、主持或支援岛内的行政机关、银行和金融机构、大型工矿企业、港口铁路、医院、大学和科研部门，不仅稳定了当地经济，而且挟着政治统治的优势，对当地文化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如强力推行国语教育等，将台湾重新拉回到中华文化圈之内。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罗宗洛与中央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教授、著名金相学家陆志鸿和中国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海洋组主任马廷英，以及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苏步青、著名数学家陈建功和著名的昆虫学家蔡邦华6人赴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

当时该校也遭受过盟军轰炸，图书馆和一些教学及科研设施毁坏。他们到达后，加上台北帝大唯一的台籍教授、也是台湾第一位医学博士杜聪明和台南工专教授、教育学博士林茂生，共同组成校务维持委员会，维持校内秩序，安定局面，开始接收点验校内教研用图书、仪器、设施等。

同年11月15日，罗宗洛等人与前台北帝大总长安藤一雄完成接收手续，苏步青、陈建功和蔡邦华负责接收理、农学部，陆志鸿和马廷英接收工学部，杜聪明负责接收医学部和附属的热带医学研究所及教学医院，并将所有日籍学生及行政人员遣散。

罗宗洛等人的理想是将该校办成学术水平甚高，与北大、清华、中大、浙大并列的著名大学，甚至世界级一流大学；而要达到此目标，需要有优良的导师，优秀的学生及充足的设备。

然而接收后，首先面临的便是师资问题。为了保证教学质量，除了留用近90名日籍教师外，罗宗洛等人有意提拔、新聘台湾籍教师，如1945年10月即提拔吴守礼担任讲师，同年l2月晋升其为副教授。至1945年底，按照学力和资历，共计提拔、新聘台籍教职员134名，其中教授和副教授有28名。但对偌大的大学来说，这点师资显然无法保证其正常运行，必须依靠从大陆各高校和研究机构选调合适人员。

当时该校仍沿用日本的讲座制度，每一系设立1至7个讲座不等，每一讲座包括一位教授、一位副教授和若干讲师助教约10个人组成，每个系有自己完全独立的经费和预算，教授可在本系经费的范围内自由购买设备。学校的经费每年由国民政府支付，约合法币20万元，相当于当时12个中央大学的开支。也因为这样的经费制度，台湾大学的设备较当时大陆内地其他任何大学都要完备。

1946年1月，台北帝国大学被正式更名为“”，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直接管理，分为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学院，共有22个科系，将原先的两年制大学预科改为一年制大学“先修班”，以使省内年轻人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当时，罗宗洛出任台大校长兼理学院植物系主任，他将台北帝大时的植物生理、分类与形态三个讲座发展成为植物系三个研究室，又在1947年成立植物学研究所，成为理学院内第一个设立的硕士班。

此外，陆志鸿还担任台大工学院院长及机械工程系教授，讲授工程材料学方面的课程；陈建功为教务长兼数学系教授，鱼类学家陈兼善为总务长兼台湾省博物馆首任馆长，同时在理学院动物学系任教，苏步青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蔡邦华任农学院院长兼昆虫学系主任，杜聪明任医学院院长兼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和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林茂生为先修班主任和文学院院长，马廷英为新建地质系主任及新创办的台湾省海洋研究所所长。

不久，罗宗洛、苏步青、陈建功等人因故辞任离台。陆志鸿接任，成为台湾大学首任正式校长，两年后辞去校长职务，一直在台大机械系执教，专心于工程材料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他的主持指导下，该系在岛内首次试制出纯度高达99.9999999%的半导体材料锗，因此获得台湾机械工程学会1969年度机械工程奖。陆志鸿1973年5月4日病逝于台北。台湾大学为纪念其业绩，特建“志鸿馆”、立半身铜像以示纪念。

马廷英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 年代，共计出版了《古气候与大陆漂移之研究》系列著作将近20种，还以私人名义出版了《中国海洋志》系列著作10多种。在这些出版物中，他以研究和测算全世界古今珊瑚的年成长值和季候生长现象的发达程度为手段，详细地探讨了各个地质时代各大陆的古气候、地理位置及其变迁，叙述了每个地质时代的赤道和两极的分布及其迁移，列出了古今各个大陆的相对位置及其漂移程序。他的成果，不但证实了魏根纳的“大陆漂移学说”，且对其作了重大补充。1953年，马廷英在台湾发表了《地槽建造的沉积与石油的起源》一文，从大地构造的观点探讨了石油的成因。根据他的理论，台湾油矿探勘处从1949―1958年间，在台湾西海岸进行了大规模的深井钻探石油地质调查，于1959年发现大量油气资源，成为台湾石油地质勘探事业发展之极重要的转折点。1970年，台湾文化大学设立地质系，马廷英任该系教授，后为系主任，以古稀之年仍继续为培养新生力量而努力工作。

当时，有不少来自大陆各地的优秀科学人员在台湾大学担任教职，如著名微生物学家和应用化学家魏岩寿，接任陆志鸿出任工学院院长兼化学工程系主任，并在农业化学系教授微生物学。1957年，他负责筹建台湾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工作，担任筹备处主任，至逝世前一直任该所所长。

原金陵大学物理系教授戴运轨出任台大教务长兼新创建的物理系主任，设立了台湾首个原子核物理研究室。在他主持下，利用范德格拉夫静电加速器，以24万伏直流高压电源加速质子，在1948年5月成功地进行了中国首次原子核击破实验，将锂核轰击为二个氦核。此事当时曾轰动全国。随后，他领导的研究室又制造重水，生产重氢及中子源，从事人工放射性和其他核反应实验。此外，戴运轨还建立了台湾首个碳14研究室，开辟了台湾古物年代测定技术的新领域。从1946年至1962年，他担任台大物理系主任达16年之久（期间曾离台两年赴美作访问研究，在明尼苏达大学原子核子物理研究室和柏克莱加州大学辐射研究所分别任名誉研究员和客座研究员），为台湾培养了500余名物理学人才，其中赴美国深造获博士学位者达五分之三。1956年，戴运轨协助梅贻琦主持新竹清华大学在台湾复校事宜，负责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筹建工作。1958年，他协助中央大学在台湾复校，负责筹建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并出任所长；1968年成立中央大学理学院，戴运轨任院长。1973年，戴运轨自中央大学退休后，受聘于私立中国文化学院（后更名中国文化大学），任教授兼理学部主任和物理系名誉主任。

原北京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主任、来台担任台大农学院院长兼农业经济系主任的滔，很早就开始研究土地的经济效益和农业政策问题，到台湾后主要从事当地农业经济的调查与研究，著有《台湾之土地制度与土地政策》一书，曾讲授过“农业经济学”、“农业经营学”、“农政学”、“农业金融”、“农业经济及外文选读”等课程。他还发表了《中国农业之经济的特质》、《论商业银行之农村放款》、《作物学与科学之关系》等论文50余篇。

类似的还有：接任台湾大学第二任校长的著名化学家庄长恭（原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接任台大教务长的著名力学专家卢恩绪（原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接替苏步青担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的著名数学家沈璇，接替杜聪明出任台大医学院院长的严智钟及陈礼节，接任台大工学院院长的彭九生，接任台大农学院院长的陈振铎，曾任台大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的洪式闾，在台大土木系任教、后成为系主任的虞兆中（后来任台大工学院院长及台大第七任校长）。

据不完全统计，在1946年10月陆志鸿担任校长之初，台湾大学全校约有200位教授，其中留用日籍师资87位，来自大陆的学者有40位。虽然他们中有人因各种原因，不久便匆匆离开了，但绝大多数留了下来，为培养未来台湾科技精英付出心血。

当时参与其它岛内工矿企业、医院、学校和科研部门接收和重建工作的大陆籍科技界学者也有很多。例如二战结束后，台湾电力在盟军轰炸下可谓千疮百孔，发电量只有正常的十分之一，而原服务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的3000名日籍技术人员却奉命必须遣返回日本。他们临走前还讽刺说，台湾三个月后将陷入黑暗。国民政府随即派来孙运璇担任台湾电力公司的机电处长，负责修复台湾电力系统。在手中缺人又缺料的情况下，孙运璇与台籍工程师朱江淮等人合作，找来了一群尚在就学的台北工专、台南工专三、四年级学生，四处拼凑零件，一边修理，一边学习，在5个月内复原了台湾80%的供电系统，展现了他于技术专业与工程管理方面的长才。1950年，孙运璇升任台电公司总工程师，陆续完成了乌来水力发电所、台湾东西部配电联络线、立雾发电所、新竹变电所等设施。至1957年，台电的发电容量已经跃升了一倍。此后近20年，孙运璇一路升至台电公司总经理，任内引进“目标管理”的公司制度，执行“乡村电气化”，在乡村地区不惜成本铺设电力网络，使台湾电力普及率超越当时的韩国和日本，达到99.7%。

再如台湾光复后，著名农学家、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术主任兼稻作系主任赵连芳被派往岛内，主持省农林机构的接管和当地农林科技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在清除殖民地农业影响，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外销产品，促进台湾后来农业发展方面打下了良好基础。

著名作物育种学家、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细胞遗传学研究室主任李先闻与台湾糖业公司甘蔗研究所协作，开展关于甘蔗的细胞遗传学和育种与栽培实践问题的研究。1948年11月，李先闻赴台湾屏东甘蔗育种场进行甘蔗遗传育种改良工作的研究指导。1952年，他从区域试验中发现了由南非引来的N：Co310品种，经过试验证明具有高产、高糖分、抗病、抗风、抗盐的优点，随即组织繁殖并加以推广，到1956年便扩大到8.1万公顷。同时，他建立了甘蔗宿根繁殖制度，把两年一熟制改为四年三熟制，从而使台湾糖业生产获得新生。当时台湾70%的外汇要靠蔗糖的外销得来，有了这个良种的推广，台湾经济随之稳定下来。台湾农民由此称誉李先闻为“李半仙”和“甘蔗之神”。

著名农学家、前中央农业实验所总技师兼农艺主任、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系台湾“农委会”的前身）中方委员沈宗瀚1949年到台湾，具体指导了当地的农业发展以及制定农业政策、拟定农业发展条例，参与台湾的农会改组、发展农业金融、、工农业的配合发展，对加速台湾农业建设和倡导农业经营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还有创办屏东农专森林系，确立森林学基础的黄希周；建水库，修公路，对台湾省水利和交通发展功不可没的邓祥云；以及园林艺术专家邓定华、洋菇种植专家胡克仁、水稻种植专家李五超、凤梨种植专家李多C、金门高粱酒的开发者赵子清等，他们都对台湾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除了这些著名专家学者，当时内地普通大学生到台湾参与战后重建工作的也有不少。以河南大学为例，1946年该校各学院应届毕业生中有数百人接受学校推荐，到岛内参加战后重建工作。他们中有的被派到台凤公司凤山分厂任技术人员。面对厂房设备简陋，人才、物资匮乏的困境，这些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努力恢复生产。为了让凤梨罐头的生产有一个统一标准，他们自己编写了《凤梨标准工作法》作为教材，教授当地员工如何对凤梨进场检验、包装封盖、仓储保存、卫生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他们培育出凤梨新品种，提高了凤梨的产量。1963年，他们负责建设了台凤新厂，每年外销凤梨、洋菇、芦笋、竹笋、番茄等近3000万箱。

1949年来台湾的大陆科技人员

1948年秋，辽沈战役已基本结束，国共双方实力发生根本性逆转，局势已明显对一方不利。军队在山东济南的防守战中溃败，防线退到淮海地区。预感到下一步的战局将持续恶化，长江天堑难恃，宁沪都将不保。尽管他明里对部下喊话打气，声称有能力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私下则命人暗中部署，做最坏的打算，开始把上海的黄金白银紧急运往台湾。

国民政府负责发展中国工业的专门机构资源委员会，原名国防设计委员会，创立于1931年11月，其目标最初是开展国防经济的调查研究，以为建设基本工业和筹划经济动员的准备，抗战胜利后奉命接收敌伪各重要工矿企事业，而后发展兵工与制糖、造纸、肥料、纺织等工业。1948年时，下属生产企事业机构共有96个，其附属厂矿291个，员工人数多达22万余人，可谓其全盛时期。

这天，亲自召见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越崎，命令他把下属工厂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人员，全部迁往台湾，其中包括在南京地区的5个重要兵工企业，包括电照厂、有线电厂、电瓷厂、无线电厂和马鞍山机器厂等拆迁到台湾，限于1949年1月11日迁出。

经济部也受命制定《疏运接近战区民间物资办法》，将物资分为军需物资（如钢铁、汽油、水泥、木材、皮革等）、外销物资（如丝、茶、锑、钨、植物油等）、工业制造物资（如各种机器工具、电工器材、交通器材等）、民生日用物资（如棉纱、棉花、盐、食粮、肥料、药品等），分别向台湾、厦门、重庆、海南等地运送，特别是军需物资和工业制造物资，几乎全部运往台湾。仅从上海一地，至1949年5月，迁出物资数量就有8万余吨，包括钢轨、机器设备、各种器材等。

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兼教育部长朱家骅也接到的指令，要求将中央研究院搬迁到安全地区，最初拟定的目的地是广州、桂林、重庆和台北四地，最终确定以台湾大学为基地，安排由内地迁台的研究院所。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胜败已判，南京岌岌可危。朱家骅亲自出面，在鸡鸣寺一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连续召开“在京人员谈话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物理所所长萨本栋主持会议，在南京的七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陶孟和、傅斯年等与会，商定了紧急应对措施：一是立即停止南京九华山中央研究院的数学、化学和物理三个研究所的基建工程，将装修房屋的木料改钉木箱以备搬迁之需；二是各所尽快征询同人意见，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10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襄助其成；三是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文卷先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组封存，再伺机南运；四是搬迁经费，一个月前当局实行金圆券改革，提拨了400万元供中央研究院使用，决定用这笔钱作搬迁经费。

中央研究院当时有14个研究所。朱家骅命人准备2337个木箱，要求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地区的历史语言所、地质所、气象所、物理所、数学所和社会学所等先集中于上海，然后转道来台。

数日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翁文灏在其南京住宅召开谈话会，研究文物去向，与会者有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理事朱家骅、傅斯年、李济、徐森玉、杭立武等人，会议作出了选择精品文物运往台湾的决议，选出文物3824箱，其中北平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央博物院852箱，还有中央图书馆及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和外交部条约档案等。与会者还商定利用此便，将史语所和数学所的图书、文物和仪器也迁移到台湾，包括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铜器、汉代居延汉简、宋代以来的善本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拓片7万纸、民间文学逾万册，和中西文图书约15万册，装了两千多箱。所有物资分三批陆续运往台湾。

在那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史语所人心惶惶，就是傅斯年也曾一度动摇。一日，他召集同仁开会，惨然道：“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虽欲再将研究所迁至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其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

史语所的研究人员依依不舍这些伴随自己一生的图书资料与珍贵文物，情愿与其一同远赴台湾。迁移之议，于是遂决。

就在即将启程赴沪之际，从南京传来社会学所及地质所拒迁的消息。社会学所长陶孟和主张搬迁应由全所同仁共同决定，全所人员投票的结果，多数反对搬迁。其他的研究所亦同样出现赞成与反对的意见，在地质所所长李四光及研究员许杰、赵金科等人的支持下，地质所大多数员工掀起反搬迁斗争，抵制中央研究院迁台。散居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地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也以各种理由搪塞，浙大校长竺可桢公开电告政府，坚决拒绝迁往台湾。

在这场搬迁与反搬迁的角力战中，中央研究院最终只完成总办事处（50人）和历史语言研究所（80人）共130人的迁台事宜，占当时中央研究院总人数506人的25.6%，其余的370人则留在大陆工作。至于1948年选出的第一届81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包括前期已在台湾的李先闻、吴敬恒、李济、董作宾，以及50年代初先去香港、后去台湾的交通专家凌鸿勋（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部长）、公共卫生学家袁贻瑾（曾任国民政府卫生部次长）和法学家王宠惠（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和国务总理）等人，真正在1949年随当局撤往台湾的仅有法学家王世杰（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和地质学家及教育家朱家骅（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另有12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去美国，包括陈省身、李书华、吴宪、林可胜、汪敬熙、陈克恢、李方桂、赵元任、吴大猷、萧公权等，其余60人如陈寅恪、顾颉刚、竺可桢、梁思成、陈垣、柳语征、侯德榜、茅以升等都留在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