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与中东的香药交流概况

唐代是中国香文化发展的大融合、大繁荣时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继承汉代以后中国用香风貌和习惯的同时，也加强了与中东、南亚、东南亚等地的联系与互动，为之后宋代的香文化高峰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而香药作为香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载体，值得被我们充分的重视与挖掘，这一方面古人已经有非常深刻的研究，现有的古籍文献众多，我根据对古籍的一些梳理和向其他老师交流请教所获取的一些心得，整理出来分享与各位香友。

香药与涂香

大约在中国三国时期成书的佛教经典《大般涅经》（卷第十六）中最早出现“香药”一词：“我时住在祗洹精舍，闻其音声即生慈心。时有凉风吹香山中种种香药满其眼眶，寻还得眼如本不异，诸贼开眼即见如来。”而稍晚一点的西进时期成书的《三国志》“吴书”中亦有使用香药一词的记载：“县官羁糜，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赋，裁取供辨，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

由此可知该词汇从古印度文化中出现到被中国人接受和使用应在东汉末年以后。后世的《苏悉地经》还记载：“次复我今说途（涂）香药法，随诸真言，应合供养，能成众福。”或推测香药概念的提出实际来源佛家，中国医药家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则要稍晚些，并加入了对其的解释，而佛经中出现的“香药”是一个专有的词，即香料原材本身的含义，用来区别制好的香品，而非指“香料即药物”或“香料和药物”的概念。

印度人很早就懂得用香来作为治疗疾病的工具，香药一词的起源与印度“涂香之法”的关系甚密，涂香起于公元蒋1500年左右，当时印度河流域已有了涂香的使用，据《毗尼母经》（卷第五）中云：“天竺土法，贵胜男女皆和种种好香，用涂其身，上著妙服。”又《大智度论》（卷九十三、卷三十）云，印度暑热甚烈，人体易生臭气，故其地风俗遂以杂香捣磨为粉末，用以涂身、熏衣并涂地上及墙壁。《金刚顶经》“瑜伽修习毗卢遮那三摩地法”中记载：“次结金刚涂香印，以用供养诸佛会，散金刚缚如涂香，香气周流十方界。梵咒曰：俺苏嗽汤。由于金刚涂香印，得具五分法身智。”因以涂香供养诸佛、菩萨，获大功德，所以佛教密宗经典将涂香与瑜伽、华N、烧香、饮食、灯明等并称为六种供养，而中国也传入了涂香的习惯，唐宋时期佛教徒入寺院礼佛必须涂香以示尊敬，到明代以后这种方式逐渐消失。

《K悉地经》“涂香药品”中记载：“佛部供养诸香树皮及坚香木，所谓旃檀沉水天木等类，并以香果如前分别和为涂香。莲花部用诸香草根花果叶等和为涂香。金刚部用或有涂香具诸根果。先人所合成者，香气胜者，通于三部。”因此在唐代，香木、花果、根茎类香药成为当时海外进口货物中主要的商品。

历史上的香药的出产地

在中国六朝的时候，笈多王朝将种姓制度的控制力加强，印度商人的地位降低，难以进行名贵香药的海外贸易，但随着佛教东传的势力，中国对宗教用香的需求却不断上升，许多印度的香药就必须通过中东人输入到中国，这导致一直到唐代，一些重要香药的产地还很混乱，比如据《魏书》“西域传”记载都宿利城（波斯）出产：“出熏陆、静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毕拨、石密、千年枣、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物。”

又《证类本草》中记载南朝梁时期“陶隐居云”：“此即青木香也。永昌不复贡，今皆从外国舶上来，乃云大秦国（罗马）。”而《新修本草》则一直认为优质印度檀香是产自南海诸国。实际上其中熏陆、静金、青木香、胡椒和诃梨勒等都应当原产于印度，这些错误在唐中期就有人提出了质疑，据樊绰的《蛮书》记载：“昆仑国，正北去蛮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象，及青木香、旃檀香、紫檀香、槟榔、琉璃、水精、蠡杯。”从地理上模糊的推测樊绰描述的区域正好能到印度，但具体是唐中晚期及宋代一些香药的产地错误才逐渐被纠正。

如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记载“胡椒”；“出摩伽陀国（印度南比哈尔），呼为昧履支。”宋代洪刍《香谱》记载“熏陆香”：“似枫松，脂黄白色，天竺者多白。”而苏合香虽然产于大秦，但《梁书》“诸夷志”上记载：“苏先笮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展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可见当时中国从中东人所得的苏合多是次等品。另外也有其他国家将香药贩卖给印度，再由印度人卖给中东人，辗转到达中国的记录：“d金独出Y宾国（克什米尔），华色正黄而细，与芙蓉华里被莲者相似。国人先取以上佛寺，积日香槁，乃粪去之。贾人从寺中征雇，以转卖与佗国（印度南比哈尔）也。”

根据这些记载可知东汉以后至唐代这一时间的外来香药与人们生活的联系已经非常深入，形成了当时对香药深信中东人贩卖的贵重香药原产于中国和日本。除了贸易外，外来名贵香药也通过朝贡的形式进口，尤其以南朝梁和唐代较多，这也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在礼佛的过程中需要用到大量的香，则可以推测当时实际进贡的香药要比文献记录的多得多，因为宋以前对具体香料的统计还比较笼统，很多时候只提到进献“方物”、“诸香”、“异香”和“香药”等，没有说明固定的数值和种类，但大多是当地的物产。

由中东人引进入唐的沉香、檀香、龙脑、降真香等香药的主要产地。

据《诸番志》记载：“沉香所出非一，真腊为上，占城次之，三佛齐、阁婆等为下。”古人曾多次认为外来沉香所产是真腊的品质最优，据《旧唐书.敬宗纪》记载：“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拾遗李汉诛云：‘沉香为亭子，有异瑶台、琼室。’上怒，优容之。”所进献的沉香就来自于南洋。代初年，曾经强大的扶南王国式微，被其属国真腊兼并，之后真腊也多有向大唐进贡，《新唐书・南蛮传》记载：“扶南，在日南之南七千里，以金、珠、香为税。”

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单单（今马来南部）在振州东南，多磨罗之西，亦有州县，木多白檀。”又在《诸番志》中记载：“檀香出^婆之打纲（加里曼丹）、底勿（东帝汶）二国，三佛齐亦有之。”其实当时除了单单和^婆的檀香产于本地外，三佛齐的檀香多来自于南洋其他诸国和印度。

据《酉阳杂俎》记载：“龙脑香树，出婆利国，婆利呼为固不婆律。”婆利或婆律是Bams的音译，在今天苏门答腊岛的西海岸，唐人认为这是南洋龙脑的原产地，不过实际上这是一个龙脑香的集散地更准确，据宋代《册府元龟》记载：“大食国遣使献马及龙脑香。”极可能就是从这里采买的。南洋产优质龙脑多从这里走海路运往世界各地，古代的龙脑香是异常珍贵的，到明代万历年的“香税”中，龙脑香的价值依然是沉香的二十倍，这不仅是因为真正的天然龙脑产量很小，也因为古代没有完全密闭的储存方法和好的运输途径，据《陈氏香谱》记载“收香法”：“冰麝忌暑，婆律忌湿，尤宜护持，香虽多，须置之一器，责时得开阖，可以诊视。”可见龙脑的收藏要求颇多，但在大海中航运就很容易潮湿和曝晒，最终能到达目的地的龙脑香更加稀少珍贵。

据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关于降真香的记载：“出三佛齐国者佳，其气劲而远，辟邪气。泉人每岁除，家无贫富皆k之，如燔柴，维在处有之皆不及三佛齐国者。今有番降、广降、土降之别。”可见有的香药以产地作为等级上的区别。另外唐代义净法师的《南海寄归内法传》记载：“西方则多足诃黎勒。北道则时有郁金香。西边乃阿魏丰饶。南海则少出龙脑。三种豆蔻皆在杜和罗（泰国阿育他亚）。两色丁香成生堀伦国（印尼马鲁古）。”可见在唐代由于与外界交流频繁和诸多方志、游记的补充，对香料产地的认识较之前朝已经很完善了。

“香药”从香料到“香药不分，香即药也”的概念变化是在唐代，据张九龄的《谢赐香药面脂表》记载：“雕奁或开，珠囊暂解，兰薰异气，玉润凝脂。药自天来，不假谁王之术；香宜风度，如传荀令之衣。臣材谢中人，位参上将。疆场效浅，山岳恩深。”可见当时有将香、药相互使用的习惯，认为香也有药的含义，这样的认识与前代有非常大的变化。由于唐代香药的来源多种多样，也极大的丰富了当时的用香方式，造就了唐代独特而灿烂的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