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五个阶段

摘要：土家族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其优秀的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经历和正在经历四个阶段：自由自发的民间和精英保护与传承阶段、以经济目标为动力的保护与传承阶段、立法保护，并进入政府议题和工作日程阶段、进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建设体系阶段。只有通过第四个阶段的一个长期的不懈努力并达到：政府主导给力，法制保障完善，经济文化协调；民众自觉意识，全民自觉行动的阶段。这才是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想期。

关键词：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五个阶段

中图分类号：G12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1)05－0080－04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保护和传承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长期以来，土家人一直在为保护和传承本民族的文化、发展中华文化而努力，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历程。然而，至今仍然困难重重、危机四伏、收效有限、前景堪忧。更为要紧的是，人们还没有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才是最理想的期。因此，其保护与传承的推动工作从整体来讲还缺乏目标性，从措施来看缺乏长期性、科学性和可持续性。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分析梳理并概括了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经历和正在经历的四个阶段，并提出应该达到的第五个阶段一比较理想的阶段及其必备的前期的基础和要做的工作。

一、自由自发的民间和精英保护与传承阶段

所谓自由自发的保护传承是指其保护传承工作主要依靠民族民间人们习俗和兴趣、精英传承人的自觉行动，还有一些仁人志士中的文化精英的呼吁呐喊和新思想的影响的推动下进行。这不仅是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所经历的一个阶段，也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发展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

19世纪末，当的一些仁人志士，如章炳麟、蒋观云、梁启超、鲁迅等人在介绍国外民主思想的同，已经将西方图腾理论、人类学派的进化论等西方民俗文化理论介绍到了中国，这就播下了种子等待机萌芽出土。20世纪后，随着西方思想的迅速传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中国本土文化的研究开始行动起来。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近世歌谣征集处，1920年，顾吉刚、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在北大成立歌谣研究会，1922年创办了《歌谣周刊》，由此拉开了民俗学研究的序幕。在中山大学，创办《民俗周刊》，先驱们深入田野，收集、记录了大量的民间故事、歌谣、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1930年，钟敬文等人在杭州创办民俗社刊，为中国民俗学运动注入了一定的活力。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民俗学民族学学者在云贵川地区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抗战期，在延安提出了文学艺术民族化的主张。在这一倡导下，民族民间文学受到空前的重视，当搜集到的大量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作品，丰富了中国民间文学艺术的内涵。

新中国成立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开始对部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特别是表演类民间艺术)实施调查研究，出版了《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大型学术丛书。从1957年开始，还陆续拍摄了《佤族》、《黎族》、《大瑶山瑶族》、《赫哲人的渔猎生活》等一系列民俗纪录片。

但这些工作在土家族地区基本是自由状态，除了为土家族的确认组织专家进行过实地调查外，民俗民间文化保护工作没有实质性的有组织性的有效工作。只有一些民间艺人、文化传承人在自发地做一些言传身授工作，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民间艺术大师谭学朝(1924～2006)，是土家族的“端公”最重要的继承者和传承人之一，他生前讲：“我祖辈不做端公，但从小好玩，连响打得好。12岁那年我叔叔带我去打连响，被我后来的师父看中，向我爹说：你这娃娃长得好，又唱得好，不如跟我去学灯戏。我父亲答应了，我就开始跟师父学艺。学了几年以后，师父就慢慢把还坛神的东西教给我。看我学得快，师父高兴，又去对我爹说：你这娃聪明，不如干脆跟我学端公。父亲又同意了，我这才正式拜师学做端公。”事实上，谭学朝自12岁开始从艺到独立承担法事并以此为职业，收徒传艺，继承师傅的衣钵，把“端公”及其傩面具制作艺术保护和传承下来。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以此艺谋求生计，成为自己的职业；二是，个人的爱好(兴趣)和天赋(素质)，以娱为人为己。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个期失去了专职的和尚、道士、巫师、端公存在的环境，谭学朝之类的文化传人只能私下活动，小心地维系着所掌握的技艺的保护和传承。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具有比较宽松的环境，他才重新找到了施展才华的空间。又如土家族跳丧舞“撒叶儿嗬”，是土家族最具代表性的歌舞艺术之一。其传承人之一――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间艺术大师黄在秀、新_代传人谭学聪等也有类似的成长和发展经历。与此同也有一些文化精英如李绍明、彭继宽等知名专家倡导、领导和参与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工作，并做出了最重要贡献。

由此可见，在这一期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还处在一种民间精英“自由自发”的活动阶段。

二、经济目标为推动力的阶段

随着人们创造经济的实践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觉察到文化对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性，从而逐步认识到文化会促进经济的发展。政府开始关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开始意识到文化的开发可以直接实现经济增长，其途径是通过文化开发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办文化产业等。在这样一种思想意识下，全国各地各级政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搞文化开发，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大势环境下，利用当地文化资源做文章，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也给文化保护与传承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但是，由于目标、动力与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的本质要求的错位，导致土家非物质文化保护开发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有些做法已对非物质文化的优秀特质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这是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三、立法保护，进入政府议题和工作议程阶段

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在“自由自发”阶段，进程缓慢、动力不足、效果不明显。在当今信息社会代和诸多原因，许多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濒危和消失，需要及抢救性保护。显然，仅靠民间“自由自发”式精英保护与传承是不行的。单纯以“经济目标为动力”来保护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会带来许多负面效应，有可能还会给文化保护和社会文明建设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事实上，在我们的实地调查中已经发现，若干为期望达到的经济目标而不尊重土家族文化本质和价值内涵、不按非物质文化及其遗产保护传承的规律随意的不健康的“开发”事件，给土家族文化发展带来惨痛教训。因此，单纯以“经济目标为动力”的文化保护与传承，还不能算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阶段。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必须以政府为主导，通过立法来保护。这样才能算得上步入了正常的保护传承轨道。

随着国际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立法保护工作也逐步受到土家族地区各级政府的重视，2004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竭力争取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区，并获批准为全国第二批3个综合试点区之一。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003年开始制定《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05年3月31日，湖北省十届人大第十四次常委会通过正式实施；2005年8月31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一届人大第二十三次常委会审议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草案；2006年湖北颁布实施((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等等。这些法规性文件都明确规定了保护的对象、原则，规定了有关单位及的个人保护在责任和义务，提出了措施和奖惩办法。因此，这些法规性文献的颁布和实施，无疑对土家族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这充分反映了土家族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已进入法制建设的轨道和政府工作日程与工作责任范畴。

四、国家、政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建设体系阶段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四位一体总格局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大建设协调发展。这就规定了我国在一个期内的建设方针和目标。按照中央精神，围绕总体格局，各地各级政府在“十二五”计划及中长期发展纲要中都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战略目标和重大措施。如湖北省委、政府制定的加快建设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战略，这是湖北“两圈一带”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战略的中心内容就是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为核心内容，综合保护开发民族文化、地域生态文化及其周边特色历史文化构建的。这就直接把土家族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纳入了省级政府直接支持建设发展的重要工作。其他地区也有相应的文化建设规划和措施。这一期，各地还将继续完善法规建设，逐步形成更加科学的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还要继续探索和寻找更为科学的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的途径和措施。我们已经看到，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又一个春天已经到来。我们坚信，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好更快的进展。

五、保护与传承的第五阶段探讨

通过对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历程的四个阶段的分析，我们有以下几点启示：

启示之一，我国民族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的思想，启蒙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批受过国外民族思想影响的进步的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和思想家所发起的中国民俗学保护运动。其标志是北京大学先后成立的“近代歌谣征集处”、“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产生的影响和取得的成绩。但是，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仍然只是停留在民间学者、收藏家、民间爱好者和民间传承人的自由自发的状况。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党和国家关注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并制定过一些相应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因为国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和对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上“”的影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的主体仍然主要停留在民间一些精英文化人和民间传承人的自由自发(甚至自生自灭)的活动状况。

启示之二，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把建设和发展转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人们在进行经济建设实践过程中，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逐渐感受和觉察到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和人们对文化的需求，人们开始探讨如何利用人们对文化的生活与心理需求来开发文化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从而进入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的“以经济目标为动力”的阶段。这是一大进步，因为，人们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到和体会到了文化的重要性，总算有了一个直接的推动力，这个推动力有利于促使政府官员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吸引民众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注意力和参与度。

启示之三，在以经济目标为动力的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过程中，一度期，单纯的经济增长思想占居着文化保护和开发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与开发出现了一些极端行为。如，确定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的项目必须是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效益的；投资的文化开发项目必须对经济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等等。于是，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与开发在忽视非物质文化本质意义和本质内涵的要求的指导思想下进行，产生了许多不应该有的负面效应，有的甚至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随着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重视和国家经济的逐步好转以及文化人、研究者和民众认识水平不断提高，政府开始建立法律法规来规范文化保护、开发的行为，以改变单纯以经济目标为动力造成的被动局面。自此，我国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进入政府引导和立法保护的期。

启示之四，随着我国进一步快速发展，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和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加强了，他们希望在充分享受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的同，还能充分享受精神文化生活。这符合人类发展规律和认识规律。党和国家审度势，及的把文化建设纳入国家社会总体事业发展中进行科学规划。于是，我国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进入到国家政府的战略和建设体系之中的政府主导期。

综上，我们看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与社会历史变迁相关，都与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直接相关，都与人们的认识水平、国际上的影响相关，特别与国家的主导政策直接相关。于是，我们会自然地要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应该进入怎样的阶段才是理想的?

笔者认为，第四阶段是一个比较长的发展期。目前，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还处在这一阶段的初期，在这-一阶段里，至少要在五个方面进一步取得突破性进展。首先，继续完善非物质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法规保障体系，更加明确政府、单位和个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进一步规范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政府、单位和个人行为；其二，经济必须进一步又好又快的发展，增强实力，要使经济成为我国文化发展的支撑，改变过去和当前，文化还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手段，或一项措施的局面；其三，完善政府主导、民众主体的机制，实现上下协调，全民参与的良好局面；其四，要探索出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的保护和传承的途径与模式；其五，强化土家族地区全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自觉意识，增强民众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基本完成这五大任务之后，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就进入到了―个良性循环的阶段，即理想的阶段(第五阶段)是：政府主导给力，法制保障完善；民众自觉意识，全民自觉行动。这可能也是全国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应该和必须达到的理想期。

要完成第四阶段的五大任务，必须注意其最关键的问题，即民众的自觉意识和全民的自觉行动，这是一项最难和所需间最长的任务。因为，这是关系土家族地区下至人民群众上至各级政府领导和政府干部、还有各类学者包括自然科学学者的对保护与传承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水平和人文素质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教育着手，必须从学校教育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人手，充分发挥社会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教育保护传承中的主导和组织作用。着眼于长远利益，构建良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保护与传承的机制、体系和内容。营造土家族地区全民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的保护与传承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