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嘱、遗体与医学

人们常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赞美那些为理想和事业奋斗终生的人们。这种人古往今来层出不穷，他们的高尚品德确实值得称颂。今天，更有许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们，尽管医学未必是他们生前所从事的事业，但却用自己的遗体为医学事业做出最后的贡献。下面几份遗嘱，就是生动的例证：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任以沛同志因患肺癌逝世。他在遗嘱第一条中就嘱咐：“遗体交北京医院或北京医学院作科研或教育应用，其中脏器如眼睛等如可移交其他病人，乐于奉送。”全国政协委员何惧的遗嘱说：“我死后请将尸体献给医学院，作为教学分段解剖研究之用，并可减少火化时对空气的污染，也减少一点浪费，这是我对人类最后的贡献”(均据《人民日报》)。他们虽不是医学界人士，却很懂得遗体的作用，乐于把遗体献给医学事业，供教学、科研和器官移植使用，为人类作出最后的贡献!这是何等坦荡的革命胸怀，多么彻底的献身精神!

尸体在医学教学中的作用很大，一些基础课程如解剖学、组织学、病理学，使用的大体标本和组织切片，多来自人体。特别是解剖学所需的尸体更多。日本的教学尸体都是自愿捐献的，每4个学生就有一具尸体进行解剖实习。在日本，全国宣传捐献遗体的民间团体就有44个(1982年)，他们组成了“笃志解剖全国联合会”，并受到政府大力协助。我国医学界也在大力倡导捐献遗体，并有不少医学前辈做出了榜样。如青岛医学院沈福程教授就曾立下遗嘱：“我将遗体献给我亲手创建的解剖教研室，希望从这具多病的躯体上，再获得一点资料。”他的事迹已拍成电视剧。蚌埠医学院原院长谢断副教授也将他的内脏献给了他亲手创建的学校作教学标本。在医学院校中自愿捐献遗体的事例还有很多。他们的献身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医学生!

尸体还是宝贵的科研资料。人体解剖学和病理解剖学就是建立在大量尸体解剖和观察研究的基础上的。摩尔根尼(意大利人，1682～1771)根据700例病人的生前症状和死后解剖所见，写成一部《疾病的部位和死因》，首创器官病理学。奥地利的病理学家洛基坦斯基(1804～1878)根据多年大量病尸解剖(3万例)的观察，写成第一部巨著《病理解剖学》。我国清代王清任(1767～1828)著成《医林改错》，也是剖验许多尸体的结果。南宋法医学家宋慈所著《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其中包含丰富的尸体剖验经验，至今天，病尸剖验仍是提高医疗水平的重要途径。疑难和罕见病例的尸体检查，可能为医学提供新的知识，留下宝贵的教学或研究标本。一些疾病新单元的建立，也是以尸体解剖为基础的。至于古尸的综合研究，更为医学增添了宝贵的资料。如对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古尸的研究，证明我国2100多年前已有蛔虫、鞭虫和血吸虫等。而胆石症、子宫肌瘤的历史，通过古尸可以追溯到明代。

死者的遗体还可用来拯救活着的病人。美国《读者文摘》曾报导，芝加哥一位16岁的姑娘在一篇关于器官移植的学术论文中，曾经谈到愿把自己的各种器官以任何方式用于帮助别人。1979年4月，她不幸遭到车祸。根据她的遗愿，医生将她的两只角膜、两个肾脏。以及肝脏、骨髓、垂体、内耳组织、皮肤等，在35小时内移植给了许多患者。近年，器官移植发展迅速，肾脏、肝脏，乃至心脏和大脑移植均已获得成功。

在一次卫生部属高等医学院校工作会议上，原卫生部长崔月犁曾提出把遗体捐献给医学教育事业的倡议，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随着志愿捐献遗体活动的普及，必将进一步推动医学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