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多元主义族群治理模式之经验

摘 要：芬兰从最开始的被瑞典殖民，到后期芬兰民族意识的觉醒，再到现在芬兰语族群和瑞典语族群和谐发展，芬兰在斗争和妥协中找出了一条多元主义族群治理模式，本文通过对芬兰多元主义族群治理模式的分析，希望为我国民族政策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借鉴。

关键词：族群；多元主义；双语制

中图分类号：D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054-02

芬兰位于北欧，被视为欧洲的“终点之地”，甚至有人认为芬兰是在地理、经济、族群、宗教四个层面东西方对抗的前哨站[1]。由于地处如此关键的位置，使得芬兰成为一个历史遭遇很特别的国家，也使得其在文化、语言、族群等层面呈现多元的样貌。芬兰在饱受殖民掠夺的同时，殖民文化已经成为其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何对待瑞典语族群等这些殖民者的后裔，虽然曾经出现过旨在排除外来族群的“真芬兰人”运动，但二战的爆发使得芬兰各族群又因战争团结在一起，战后芬兰建立了旨在保障瑞典语族群和芬兰语族群平等地位的双语制，同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保护其他少数族群的权益，芬兰基于其特殊国情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多元主义族群治理模式。

一、芬兰国内民族构成与分布

据2009年6月芬兰人口登记中心数据，目前该国总人口为533万，芬兰人约占91%，其余为传统少数民族和移民。传统少数民族中，讲瑞典语的芬兰人是该国最重要的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的5.4%，多数居住在芬兰南部、西南部和西部海岸，以及奥兰群岛上；萨米人也称拉普兰人，是芬兰最古老的居民，目前约有7 500人，他们主要集居在北芬兰萨米人的故乡――拉普兰地区；另外还有老俄罗斯人、罗姆人、犹太人和鞑靼人等少数族群。虽然芬兰的语言族群还算多元，但占人口前两名之芬兰语族群以及瑞典语族群之间的关系，成为芬兰族群政治的主要场域[2]。

二、历史上的民族问题

公元12世纪以前，芬兰人主要从事原始的农业、渔业和狩猎。经历了瑞典发动的一系列扩张活动后，芬兰于1362年开始被瑞典统治，统治持续到19世纪初。瑞典的统治除了带入了基督教等西方文化之外，更大量带入了使用瑞典语的人口；17、18世纪期间，瑞典更试图把芬兰人变得更像瑞典人，以期能让王国更具有同构性。然而，瑞典化的结果反而使得芬兰人离瑞典更远，因为瑞典化使得瑞典语在政治行政之外又成为教育的语言，会说瑞典语因而成为社会阶层晋升的重要指标，芬兰语虽为多数芬兰民众的母语，但一直都仅是口说语言，且多数的芬兰语使用者都为农民与劳工。换言之，同化政策的结果反而与原先目标相反，瑞典语族群以及芬兰语族群除了原先的语言差异之外，进而出现了阶级的间隙，而阶级差异正是拉大族群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1809年瑞典将芬兰割让给俄罗斯，芬兰成为俄罗斯的一个大公国，沙皇给予芬兰大公国相当大的自治权，例如准许其进行自治议会选举。自治使芬兰人初尝当家做主的权力，也使得芬兰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与政治领域，进一步型塑了领土上与国族上的芬兰认同。

一战结束到二战前，芬兰人开始有时间认真思考国族构建的问题，芬兰民族主义者觉得芬兰国族的建立应该要把瑞典语族群排除在外，以便让芬兰语族群能够真正的当家做主，完全掌控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这个政治氛围鼓动所谓“真芬兰人”（True Finns）的极端芬兰民族主义的出现。“真芬兰人”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去除双语主义，把芬兰语扶正为唯一的国家语言，并把瑞典语贬为地方少数族群的语言。后来的发展情势是，二次大战的爆发使得芬兰各族群间以及各种政治势力又因战争团结在一起，而语言冲突与战争相比已变得微不足道，而“真芬兰人”的极右翼意识形态不但失去了吸引力，更被视为破坏团结的禁忌而遭到政府禁止。芬兰的双语主义的运作在二次战后得到确立，战后的芬兰人已经把芬兰视为“一个讲两种语言的国家”了。

三、芬兰民族政策概要

1.民族类法律法规。芬兰没有专门处理族群关系的法律法规，其少数民族政策主要体现在双语政策及少数族群的语言文化保护上。芬兰自从1917年独立之后，就是官方双语主义的国家。2000年的《芬兰宪法》强调个人对自己语言和文化的权利，这个精神和1919年宪法以及1922年的《语言法》类似，主要是加上保护其他语言少数民族的条款。宪法第17条（1999年修订）规定个人的语言及文化权利如下：（1）芬兰之国家语言为芬兰语和瑞典语；（2）法律应保障国民于法院或其他机构内使用其语言（不论为芬兰语或瑞典语）的权利，并能够获取以其语言写成的官方文件，行政机关应为国内使用芬兰语和瑞典语民众的文化与社会需求提供均等服务；（3）萨米人（the Sami）以其原住民之身份，和罗姆人（Roma）及其他族群一般，有权维持并发展其语言和文化，萨米人于行政官员前使用萨米语之权利的条件应由法律规定之。芬兰在1922年制定的《语言法》包含许多领域的语言使用规定，包括法院、公共服务、军队、教会以及市镇的行政。芬兰的语言法对双语状况的语言处理极为成熟，法规完备值得参考，特别是语言平等的精神。除芬兰宪法和语言法外，还有许多和语言相关的法令规章，如1922年公布的《公务人员语言能力法案》，要求公务人员需要具备良好的芬兰语或瑞典语能力；1989年关于医疗单位的法令规定病人有使用母语的权利，并有权得到翻译的服务；《儿童托育法案》要求市当局必须为以芬兰语、瑞典语以及萨米语为第一语言的儿童安排日托中心；《契约和说明程序法案》要求所有的文本一律以芬兰语和瑞典语印制。

2.双语主义的运作。芬兰、比利时、瑞士同为欧洲之双语或多语国家。然而，比利时与瑞士其实是将其国家划分成若干个单语区域，此种划分方式之优点是可以确保弱势族群不会被同化，但却也增加了族群间紧张的态势。相对地，芬兰采取弹性的区域划分原则，除了中央政府须确保双语服务之外，各地方行政区则视语言人口的组成划分成单语区和双语区，且依据语言普查的结果每十年调整一次。

具体而言，芬兰的双语主义的运作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层面：（1）中央政府单位全面双语服务。换言之，中央政府的各项服务必须是双语的，而所有公务人员都必须具备有效使用这两种语言的能力，以便能为不同语言的人服务。（2）视人口结构将市级地方政府划分成单语或双语两种形态。当行政区内的少数族群人口低于总人口的6%时，则该行政区被划归为单语区；若该行政区内的少数语言族群比例达8%，或总人口超过3 000人时，则该行政区则被划归为双语区。在双语区内的公务人员也都必须拥有令人满意的双语能力，以便同时能服务芬兰语和瑞典语的人口。（3）芬兰语和瑞典语都成为义务教育里必修的科目。以芬兰语为母语的学生，即必须修读瑞典语为第二语言；而以瑞典语为母语的学生，则必须修读芬兰语为第二语言。此外，在大学阶段，所有学生都必须通过“其他国内语言”的考试，只有能通过此考试者才拥有担任公务员所必须具备的双语能力。

从总体层次来看，芬兰的双语制度安排具有化解冲突以及保护少数的优点，尤其对于个人更具保护的作用。由于地方政府是为双语或单语，且每十年即可调整一次，因而能够避免少数族群被同化的命运。

3.瑞典人民党的政治运作。瑞典人民党的前身是成立于19世纪60年代的瑞典党，其于1906年才转型成今日的瑞典人民党。顾名思义其乃是以瑞典语族群为主要政治诉求对象，并以保护与强化瑞典语之使用为主要党纲。就其他政治立场而言，其居于中间偏右的一端，因此也经常成为芬兰联合内阁的一员。随着瑞典语族裔人口比例的逐渐降低，瑞典人民党在国会选举的得票率也是呈逐年下滑的趋势。在1919年的国会选举中，其赢得了22席，得票率超过10%，这个态势延续至1936年的选举，这段期间其席次都能超20席。然而，从1939年开始，其席次开始低于20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选举中，其得票率仅剩下7%。在2003年以及2007年的国会选举，其得票率仅剩4.5%，而所获得的席次仅剩下9席[3]。以最近两次的芬兰国会选举的得票率来看，瑞典人民党的得票率已经略低于瑞典语族群的人口比例（2003年人口比例为5.55%，2007年则5.46%）。若我们假设瑞典人民党的得票数全部来自于瑞典语族群，那么这个比例差距显示有将近五分之一（约20%）的瑞典语族裔并没有把票投给该政党。当瑞典语族裔不再是瑞典人民党的“铁票”时，意味着瑞典语族群已经能从其他政党获得政治满足，也意味着瑞典语族群在政治上已经更融入芬兰的主流社会了。

四、结语

总体上来说，芬兰多元主义族群治理模式是成功的。虽没有专门处理民族问题的法律文件，但通过其在宪法和相关法律上对少数族群语言文化权利的强调和保护，双语制国策的良好运行，我们可以看到芬兰民族政策多元文化主义的背影。其对萨米人、罗姆人、手语使用者的语言文化权利的保护，更加清晰地宣示了芬兰对少数族群的态度，这种以普遍的公民权利为基础，加上多元文化主义对族群特殊性的强调，是符合当今世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和文化的主流价值的。双语主义是芬兰族群互动的历史过程的结果，两种语言的竞争和地位转换是不同历史条件下芬兰语族群和瑞典语族群国内实力对比的写照，难能可贵的是，双方在未发生大的民族冲突的前提下，通过让步和妥协，顺利进行了历史地位的转换，并实现了相互的尊重、认同。这是芬兰民族政策的可贵价值。

民族政策执行层面，完善的法律规章体系和瑞典语族群制度性的自我表达体现了芬兰民族政策的要义。芬兰语言法详尽规定了宪法双语政策的实施细节，对双语状况的语言处理极为成熟，并多次修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芬兰瑞典族群运动就是运用自愿团体、协会建立“国中国”，以族群分离的方式，保存文化、语言和族群界限，以免被芬兰人同化。为了防止占人口多数的芬兰人进一步危及瑞典族群的文化、语言和经济福祉，瑞典语族群成立以瑞典人民党等为代表的正式组织，作为对抗芬兰民族主义的制度性抗争。

民族政策环境层面，如前所述，芬兰民族政策是两大语言族群互动的历史结果。一方面芬兰语族群的崛起必然要求其族群地位的提升和确认；另一方面，原来占优势地位的瑞典语族群必然要回应对自己地位的挑战，等他们明白芬兰语族群的势力已不可阻挡，便退而求其次，追求瑞典语的双语地位，双方的妥协和相互尊重、相互认同促成了当今芬兰民族政策的建立。

参考文献：

[1]McRae・Kenneth D， Conflict and Compromise in Multilingual Societies： Finland[M].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1998.

[2]谢国斌.芬兰的族群政治[J].台湾国际研究季刊，2009，5（4）：69-90.

[3]Wikipedia： “Swedish People’s Party” [EB/OL].[2015-02-05].http：///wiki/Swedish_People%27s_Party_（Fin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