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

摘 要：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法的权利的概念，甚至可以说对于老百姓来说，权利观念并没有真正形成，因此对于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是十分有限的。在缺乏权利观念的法律传统下，中国古代土地立法制度也存在着对私人财产权保护不足的问题，旨在通过以现代财产权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不足，总结出其对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的启示。

关键词：古代土地制度；私人财产权；保护不足；启示

中图分类号：D9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2-0078-03

关于中国古代土地的所有权在学界有几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自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后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并认为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定性为地主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私有地制；而相反的意见则认为中国古代私人对土地并没拥有所有权，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也没有[1]181；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土地是国有与私有之间不断转换[2]96。引起学界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古代土地权属制度中对私人财产权缺乏足够的保护，因为判断土地为国有（皇有）或私有（主要是封建地主）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国家在立法与实践中是否对权利归属者有充足的保护，是否能使其权利得以实现，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法意义上的所有权制度情况下显得更为重要，所以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不足也成为了反对中国古代土地是私有的重要论据。

一、中国古代土地立法缺乏对皇权的约束

“皇权至上”一直是中国古代的法律特色，即皇帝掌握着国家的行政、军事、财经、立法、司法、文教种种大权，甚至在秦朝建立起皇帝制度，实行专制主义统治后，于“告有法式”之中已经反映了皇帝具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此外经过宋初专制主义的强化和明清专制主义的极端发展，国家法律的权威日益屈服于皇帝的圣意之下，法律的施行程度也决定于皇帝所权衡的利弊和一时的喜怒[3]67。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的立法并不能真正成为皇权的约束，皇帝的巨大权力也增加了立法的不确定性。

在中国古代的土地立法中由于缺乏对皇权的制约，因此老百姓对于土地的私人财产权经常会受到皇权的严重损害，其主要体现在：第一，君王可以随意没收、强占民间土地。皇帝作为国家权力的掌握者通过暴力等手段强占民间土地的例子多不胜数，例如汉武帝为了扩大官府的园池林苑，曾强制以荒田去换取关中肥沃的民田[4]；第二，君王可以随时向民田超额征收赋役。中国古代土地的赋役、税费等虽然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君主可以随时更改，要老百姓承担超额的赋役，因此造成了许多私人破家荡产的惨况[1]184。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基本上没有赋予民间土地的私人财产权对抗皇权的支持，皇权在无约束的情况下可肆意侵害私人财产权。

二、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缺乏对私人财产权的平等保护

“良贱有别”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传统，从皇帝、贵族、官僚、士庶，以至所谓卑贱，各自分属不同的等级，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以及得到不同程度的法律保护[3]66。当然，这种“良贱有别”的立法在中国古代土地制度中也有体现，例如为了获得土地或者对保护土地的占有，人们要取得士绅的身份，因为只有把财富和政治权力联结起来，才能保护自己的土地安全[1]192。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土地上的私人财产权并非按照人人平等的原则予以保护，而是以官职、地位等身份特征来有区别地对待，进而造成广大农民、百姓对土地的占有实际上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中，因为他们的土地极有可能由于其缺乏身份特权而失去保护。

不管中国古代土地到底是国有制为主还是封建地主私有制为主，缺乏平等的保护这一不足严重影响了老百姓对土地的占有、使用与收益，都明显违背了现代民法的平等原则。而正是基于缺乏这种平等原则的保护，引起了严重的权贵兼并土地现象。官僚与贵族参与到民间土地的强占与兼并中的情况屡有发生，如汉武帝时期，土地兼并现象泛滥，失去土地田产的老百姓只能沦为官僚、贵族、地主的奴隶、佣工、流民或游民[2]24。

三、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对私人财产权缺乏完善的登记制度

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是对物权人之物权的必要保护，其中不动产以登记为宣示其公信力的手段，缺乏完善的登记制度，物权人也就难以得到充分的保护。在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中虽然也存在相关的土地登记制度，但根本其目的并非明确民间土地的权属或者保护土地上的私人财产权，而是为了满足税收与抑制民间财富积累的需要，例如清朝推行的契证制度即官府用以确认房屋土地交易的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征税和防止脱漏税收[5]。这与奉行“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原则的，以英美为代表的重视保护私人财产权的西方国家有着明显对比，也就是说我国古代的土地登记制度功能不在于明确公权力与私权利在财产中的界线，其功能实质上在于方便公权力控制私权利，使统治者能给予百姓更有力的管理。

因此，没有确认、保障老百姓对土地的私人财产权的登记制度造成了民间土地上的私人财产权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这种不确定的状态源于土地登记制度实质上只是皇权实施控制的工具，而并非明确与保护私人财产权属的保障。因此，老百姓的土地会因为权利的不确定而难以认定其能真正安稳地享有其带来的利益，这也是诱发前文所述的皇权与权贵可以凭借政治与经济上的优势抢占、兼并民间土地的重要原因。

四、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对私人财产权缺乏充分的救济

中国古代“诸法合一，刑民不分”的立法体例与“重刑轻民”的法律传统很明显地体现出统治者对民事方面的救济并不重视，甚至有些学者曾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民事诉讼方面的规定[6]54。此外，中国古代传统厌诉的心理也使得老百姓对于通过上公堂打官司，即利用司法救济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利的积极性十分低下，因此也促进了古代土地制度缺乏对私人财产权保护的趋势。

土地、婚户、继承、钱债等案件在民间是大量存在的，虽然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但在重视公权益的专制主义国家统治者眼里，此类私人财产权的纠纷一般说来不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与国家的危亡，因此视为“细故”“细事”，常常在“刁顽滋讼”的口词下遭到各种刁难，以致产生了畏讼、厌讼的心理，宁可委曲求全而不愿奔波于公堂之间[6]59。由此可见，一方面，统治者在司法救济上仍是一切以皇权为中心，把对他们认为皇权影响不大的案件，其中包括了民间的土地纠纷等均采取轻视甚至忽视的态度，那么老百姓通过司法救济维护土地的私有财产权则难以得到支持，另一方面，统治者这种漠视的态度也进一步打击着老百姓寻求司法救济的积极性，这两方面相互作用下，古代的土地制度难以对私有财产权利形成有效的司法救济。

在国家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的情况下，老百姓为了其土地的私人财产权能得以实现与保护，特别是其权利受到损害时能得到救济，通常要依靠非国家统一规定的手段，即以私力进行救济。民间通过私力来维护私有财产权的方式主要是依照各种血缘、家族、习俗、惯例等民间规则，甚至不惜利用权势或武力以获得权利的保护，而且这些手段还会影响到诉讼的结果[1]194-195。因此就算是如此进行私力救济，也难逃身份、权势、地位、经济等因素对权利救济的制约，特别是面对皇亲贵族、士绅等特权阶级的侵害时，老百姓的私力救济可以说是不堪一击的，因此通过私力救济，也难以真正实现对老百姓私人财产权的救济。

总而言之，通过诉讼进行私人财产权的救济遭遇到的更多是官府的漠视，而老百姓欲通过私力救济来维护自身土地权益则又要与身份、权势等挂钩，并没有真正公平、有效的救济途径供他们捍卫自身权利。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对私人财产权明显存在保护不足的问题，由此也让广大老百姓的土地权益，特别是私人财产权不能很好地实现，甚至屡屡受到侵害。笔者认为结合当时中国古代皇权至上，重视三纲五常，等级严格的传统正是造成土地制度漠视私人财产权的重要原因，也恰恰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的特点。

五、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对私人财产权保护不足的启示

由于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缺乏对私人财产权的充足保护，所以老百姓经常要承受土地被强占与兼并的命运，其在土地上的私人财产权也不能稳定、安全的实现，从而影响了财产安全甚至生活安定的保证。这也给予了我国现代保障公民的私人财产权，特别是土地或房产上的物权，完善我国的土地制度重要启示――如何提高我国土地制度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

关于我国的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明确规定，其中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以及随着2007年《物权法》的颁布，进一步加强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保护，此外，当公民的合法财产受到侵害时还可以依实际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或《仲裁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或《行政复议法》）对自己的合法进行救济，体现出我国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是十分重视的。

但是我国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仍是不足的，土地制度的相关规定能够明显的体现。例如根据《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国家可以根据公共利益对土地进行征收或征用，但何为“公共利益”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而且对土地征收的赔偿也非按市场价值，而是以原来用途进行补偿，这就造成国家以“公共利益”征用或征收公民土地的随意性，也使得失去土地的公民得不到合理的经济补偿，即其财产权得不到恰当的保护。

因此，完善我国土地制度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结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教训，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提高我国土地制度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

第一，完善我国土地登记制度。不动产物权的公信力主要依靠登记来体现，登记制度的完善对权利的确认与对交易安全起着重要作用。我国的《土地登记办法》与《物权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都有关于不动产登记的规定，但是专门针对土地登记的《土地登记办法》是国土资源部所颁布的部门规章，其他相关法规也多为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法律位阶较低，而《物权法》中关于不动产登记的登记机关对物权变动登记的审查是形式审查，而且出现因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导致他人损害，其具有赔偿后的追偿权，也就是登记机构不独立的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我国要完善土地的登记制度，还要加大土地登记机构的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其对土地登记工作所应承担的责任，以保护土地登记的安全，从而维护私人财产权。同时，《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规定了相关不动产登记机关应当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因此也应尽快出台针对土地登记的相关实施细则，以明确土地登记信息平台如何建立与管理等，以加强土地登记的公信力。

第二，完善我国土地征收、征用制度。虽然我国现在已不像古代那样没有制约公权力对公民私权利的侵害，公权力也不能如古代那样毫无约束地强占与兼并土地，我国现在也有了《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用以规范政府对土地与房产的征收与征用行为，但如前文所述，我国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界定，因此进一步明确“公共利益”的含义、界限对于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侵害公民土地上的财产权以及保护公民的土地与房产的权益是一项重要任务。界定“公共利益”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概括式，即只对“公共利益”做原则性的、抽象的规定；第二种是列举式，即明确、具体地列出哪些情形属于“公共利益”；最后一种是概括式与列举式的结合，即把概括式的灵活性与列举式的可操作性一并运用的方式[7]。笔者认为选择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方式能更有效地界定“公共利益”，因为仅仅使用概括式，给予国家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导致征收与征用权力的滥用，而只使用列举式，则难以把“公共利益”的具体内涵穷尽，遇到新情况时则难以灵活解决，若把两者相结合，尽可能列出代表性强的、符合满足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形，在其后加上概括性的兜底条款，那么既能对国家的征收与征用行为有明确的指引，也能保持面对新情况时的灵活性。

此外，目前我国的土地征收主要是依据土地原用途来进行补偿，这样的征收土地的补偿制度也应该得以调整。因为仅仅按土地的原用途进行补偿，那么土地改变用途后的升值额全归于政府和开发商等，原土地所有人则未能获得由土地升值所带来的收益。土地征收补偿应当将土地价值与市场价值挂钩，以市场价格来确定补偿价格，而不能仅仅以原用途，而忽略土地升值后的价值来作为补偿的依据，这样才能充分地补偿原土地所有人因失去土地的私人财产权所受的损失。

第三，完善我国土地制度的救济途径。由于土地管理是行政管理的职能之一，因此对土地的救济存在着浓厚的行政色彩。根据《行政复议法》第14条规定，根据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调整或者征用土地的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认土地的所有权为最终裁决，也就是说该规定排除了公民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其出发点明显是基于行政机关的执行力要求，而非保护公民的权益。此外，机制也成了我国公民对自己土地与房产权益进行救济的常用手段，但现在的制度缺乏规范与可操作性，因此也难以真正地实现救济之功能。总之，畅通各种救济渠道，完善公民对土地的救济途径，健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两项主要的救济制度，扩大关于土地的可诉范围，进一步使公民的权益在损害时能得以保护，这将是我国土地制度建设中的必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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