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男文字与女文字谈起

近两三年国内屡有报道，都说流传于湖南江永一带少数妇女当中的“女书”为世界唯一女性文字。其实不然，无独有偶。日本弘安时代（我国南宋），曾经流行过一种深受妇女们喜爱、并一度为她们所专用的文字。当时被称作“女文字”或“女手”。而那时的天皇、王公贵族中的男子和武士们则尊崇汉字，直接使用汉字，以体现他们的庄重、威严。因此，汉字相应地则被称作“男文字”或“男手”。这是世界文字史上一种饶有趣味的现象。

日本的“男文字”和“女文字”

“女文字”和“男文字”的出现，源于日本假名的演变。众所周知，现代日语的假名有平假名和片假名之别。平假名字体类似草书，俊秀流畅，用于一般的书写印刷。片假名类似楷书，庄重遒劲，现在只用于记载 “外来语”。

其实，两种假名都是由汉字演变而来。最初的假名实则汉字。顾名思义，“假名”即“假借汉字”的意思。日本古代并没有书面文字，只有口头语言。“论语”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人借用汉字给口语注音或注义，这类被借用的汉字就是最初的假名。这种假名最早出现在日本古诗集《万叶集》中，因此又叫作“万叶假名”。

万叶假名多用于经典著作和官方文书。其字体仿晋唐之风，端正庄重、苍劲有力，极具阳刚之气。因而深受天皇、武士、僧侣、达官的仰慕，渐渐成为男人们的“专利”。到了弘安时代，干脆称之为“男文字”或“男手”了。

万叶假名虽然就是汉字，但因其是“假借”，而且既可借音，又可借义，这就失去了汉字的严谨、规范和简练。比如日本口语中的“啊”音，既可用“安”、“阿”、“爱”等注其音，又可用 “呜呼”等等注其义。“一”音，既可用“衣”、“依” 等注其音，又可用“马叫声”等注其义，这就太繁琐、太随意了。

后来，有许多“学问僧”致力于万叶假名的规范化、“平易”化，于是出现了“平假名”。平假名实则由万叶假名草书并加以规范得来，故又叫作“草假名”。

传说平假名是由曾留学中国的“学问僧”空海和尚（弘法大师）创制的。弘安十年，空海在高野山监督金刚峰寺的营造，口头传授工匠们四句偈语。这四句偈本是汉语，空海将其翻译成日本口语，又用汉字注音，成为四句短歌，叫作“伊吕波歌”。空海把“伊吕波歌”草书，就得到了47个平假名。著名的日本典籍《大和》、《古今集》等最初都是用平假名书写的。

平假名书写圆润流畅，清秀俊美，意态端庄，处处流露出一种阴柔之美，深受皇族中贵妇小姐们喜爱。不久就蔚为时尚，广为流传。又因专为妇女们所用，成为名副其实的“女文字”或“女手”。

至于后来的片假名，是由来华留学生吉备根据汉字的偏旁部首，将万叶假名省略笔划得到。但片假名总归太过呆板，书写又不方便，其使用渐受限制。而平假名形体美观，书写又流利，男士们也信手拈来。其使用日益广泛，后来又走出宫廷和贵族圈，渐渐没了“性别”，最终演变成了现代日文。

近代日语对汉语的深远影响

说来可能让人难以置信，我们现在频繁使用的许多词汇是自西方借道日本传来的，属于地道的“舶来品”。还有许多汉语固有的语汇因为日语的影响有了很大的转变。

比如“进化”一词，译自英语“evolution”。严复最初将其意译成“天演”，较晦涩，很费思量。日本人早先则译成“淳化”、“化淳”、“进化”等等，五花八门。后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井上哲次郎将其译成“进化”并编入词典《哲学字汇》，从此以后才逐渐得到统一。这一译法传入中国，国人欣然接受。

“干部”一词源于法语“cadre”。“cadre”也是辗转日本才融入汉语的。在现代汉语中，“干部”已不是其字面意义，而是指担任一定领导工作或公职的人。这是一种隐喻，类似电影中蒙太奇的艺术手法。但在法语中，“cadre”却是一个多义词。既有“骨干”、“框架”甚至“画框”、“集装箱”的意思，也有“军官”、“管理”的意思。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兼收并蓄了许多西洋文字。“cadre”刚传到日本的时候，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各有不同的译法。有人直译成“骨干”、“框架”，也有人翻译成“画框”、“画面”，还有人翻译成“军官”、“管理人员”等等。直到上世纪初叶，也是由井上哲次郎将其译为“干部”并编入词典，才逐渐统一为现在的理解。

现代汉语中，“干部”一词可说是无可替代的，很难找到它的同义词。它虽然有许多近义词，但词义都相差甚远。日语对汉语影响之深远，略见一斑。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中日交流与日俱增。那时的日本并无“当用汉字”的规定，凡汉字就可直接拿来使用。因此，完全不懂日语的中国人也可借书写汉字与日本人交流。随着来往的留学生、商人和官员的增多，许多日本词汇也渐渐交流融会于汉语。黄遵宪、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等先贤们都曾率先大量使用日语词汇。

这些来自日本的词汇在国内流行之初，清政府曾明令禁止过。光绪二十九（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学务纲要》里明确规定：“凡通用名词，自不可剿袭掺杂日本各种名词”。

但是，活跃在民众口头上的鲜活语言，岂是清政府一纸禁令所能禁得了的？辛亥革命以后，大量的“东洋”词汇很快流行开来，早已成为汉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平安时代（即中国盛唐时期），来华的日本留学生更多，他们被称为“遣唐使”或“学问僧”。这些“遣唐使”或“学问僧”使“汉学”更为普及。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记载，唐代日本向中国派遣“遣唐使”不下13次。仅公元653年（唐高宗永徵四年），就有“学问僧”、留学生240余人来华。后来，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光绪中叶，前后达1600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