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作为压力应对的长期预测量研究进展

[摘要] 目的　在对国外关于人格作为压力应对预测量研究的相关进展的总结基础上，深入了解人格与压力应对的关系。方法 从特质的种类、人格的测量方法、研究领域等方面来探讨人格与压力应对研究的进展与方向。结果国外的研究已经从最初的单个人格因素与应对关系的研究发展到多因素的交互作用研究和纵向研究；从艾森克人格问卷发展到广泛使用大五人格问卷；在研究领域上从学生、教师发展到各种职业。结论人格是压力应对的一个长期的有效预测量。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亟需加强。

[关键词]人格；预测量；研究进展；压力应对；大五人格

应对是压力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是指任何预防、消除或减弱压力源的努力(Endler & Parker，1994)。这种努力包括健康的和不健康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Lazarus认为，应对不是一种个性特征，而是受情景和过程影响的，他批评描述应对是一种跨环境的稳定变量的人格取向的方法，认为这种方法不能充分理解压力与应对过程的本质。但是，许多研究都表明，应对是预测那些经历重大生活事件和患有慢性疾病或威胁生命的重大疾病(如风湿、肿瘤和心肌梗塞等)的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的预测量。因此，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如果应对能预测长期的心理健康，那么它必须具有长时间和跨情景的稳定性，每个人都会形成不同的应对风格，那么应对就是一种个性特点。而且，实际上，Lazarus的理论从来就没有否认过人格对于应对的影响作用。最近十几年，人格作为应对的一个预测量的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不断有研究证明，人格是压力应对的一个有效的长期的预测量。现在许多心理学家都承认，应对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人格特质。

1　早期研究

关于人格与压力应对的关系研究，最初主要关注艾森克的三因素人格理论中神经质性(Neuroticism，N)和外向性(Extraversion，E)这两个基本的人格特质。研究证明这两个因素的确是压力和应对方式的重要预测量。其中，关于神经质性与压力应对的研究最多。研究一致证明神经质性与放弃自我(Bolger,1990)、逃避(Holahan & Moos，1987)、敌意、逃避现实，爱幻想、优柔寡断(MCCrae & Costa，1986)、分离(Rim，1987)、寻求情绪支持(Terry，1991)或痴心妄想和自责(Smith，Pope，Rhodewalt & Poulton，1989)等应对策略相关。而且，高神经质者所采用的这些应对策略更多的是一种应对的风格而不是一种对于实际压力体验所需要的一种反应(Costa & MCCrae，1989)。还有一些研究报告高神经质性与乐观、顽强和自尊3种特质负相关。总的来说，高N者会感受到更多的压力事件，而高E者则会感受到更多的愉快事件，同时也会感受到更多的压力事件。而且，不管压力的水平到底如何，神经质性使人更容易经历负性情绪和忧伤，而外向性使人更倾向于感受积极情绪。对于压力应对，研究表明高N者更倾向于采用被动的和适应不良的应对方式，而高E者更倾向于采取主动的应对策略和寻求社会支持。

2　五人格模型中5个人格维度与压力应对的研究

90年代以来的研究又发现了一个与压力应对强烈相关的基本人格因素一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C)。尽责性是大五人格模型中的一个维度，与成就动机，责任心，道德规范和认真性有关。高尽责性的人在面对压力时倾向于采取有计划的，积极的问题解决策略，而避免被动的适应不良的应对方式(Vollrath，et a1.1994；Waston & Hubbard，1996)。

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大五人格模型(five-faCtor model)来测量人格因素。Costa，Somefield和MeCrae(1996)预测并验证了在大五人格模型的5个维度中，每个因素与压力应对方式的关系。高N者与情绪焦点应对策略相关。高N者报告他们面对压力会变得易怒或急躁，常常会自责，同时也容易将不满发泄在周围人身上，有时甚至会出现幼稚的反应。外向性与问题解决方式和逃避应对方式两者均存在较显著的相关。这一发现与早期研究者的发现“高E者在感受到更多的愉快事件的同时也会感受到更多的压力事件”有关系。在问题解决策略无效时，高E者会体验到更多的压力，这时，他们可能会采取逃避应对的方式，比如通过开玩笑谈论压力来减少压力和紧张。开放性(Openness，O)与问题焦点相关较小，但已达到显著性水平。高O者通常会去寻求一些新的信息、做些全新的尝试来努力减少压力、致力于寻找有助于问题解决的方法，表明O与问题焦点策略的学习息息相关。尽责性C与问题解决显著相关，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尽责性，他们通常会做出关注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反应；但是，C与情绪应对呈负相关，这是研究者所没有预测到的。最后，诸如“相信上帝”、“找到新的信仰”、和“睡觉”等反应与宜人性(Agreeable，A)相关，这类人更倾向于采取逃避的应对方式。

早期研究以及大五中每个人格维度与压力应对的相关性研究表明：人格与压力应对方式的选择密切相关，人格维度是预测压力应对方式的重要变量。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显然，单个人格维度对压力应对各起着不同的作用，有些甚至是相反的作用，如N和C，那么，多个人格维度的结合会有什么不同的效应呢?第二：这些研究结果都是在人格与应对同时测量的基础上得出的，人格作为应对方式的预测量到底有多大的跨时间的稳定性呢?于是进一步探讨各人格维度对压力应对方式的交互作用和跨时间的稳定性成为心理学家的重要课题。

3　人格的交互作用与压力应对的研究

Vollrath & Torgersen发现N与E两者的相关为r=-0.40，N和C两者的相关为r=-0.21，E和C两者的相关为r=0.11。显然，N、E、C三者对于应对的作用是复杂的。比如，N与C在压力应对方式的选择上起着完全相反的作用。但对于这两种因素的结合在压力应对上的作用会如何?另外一个压力应对方式的重要预测人格因素E与这两者的不同结合又会有什么效果呢?所以，以前关于单个人格因素与压力应对的研究结果可能时片面的，不足以反映这些人格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压力应对方式的作用。于是心理学家们开始关注人格因素的交互作用。对于人格因素的交互作用研究的先行者是Torgersen(1995)，他在关于孪生子的人格因素与人格失调的早期研究的基础上，将神经质性、外向性、尽责性3种人格维度结合，组成了8种人格类型(见附表)。当时，Torg-ersen在人格测量上使用的是基本人格问卷(BasiC CharaCterInventory)，该问卷主要测量神经质N、外向性E和尽责性C。在此基础上Torgersen(1995)以精神门诊病人为研究对象，研

究了这八种人格组合类型与人格失调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安全型(-E+N-C)，即高神经质与低外向性低尽责型的结合，最敏感，不管是在人数和人格失调的严重程度上都要高一些。而企业家型(+E-N+C)最安全，在应对上适应最好。随后，Vollrath & Torgersen(2000)以大五人格问卷(NEO-FFI德文版)和M.V.翻译的COPE问卷为工具，研究了上述8种人接类型与大学生学习压力及其应对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这8种人格类型在压力水平、情绪体验和应对策略的选择上均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就对压力的低敏感性、最适宜的情感体验和最有效的应对方式而言，这8种人格类型的顺序为；企业家型(+E-N+C)、怀疑型(-E-N+C)，快乐主义型(+E-N-C)、表演型(-E-N-C)、复杂型(+E+N+C)、沉思型(-E+N+C)、冲动型(+E+N-C)、不安全型(-E+N-C)。依据这个顺序，神经质性是决定压力敏感性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尽责性，然后是外向性。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外向性E的角色很模糊，而且主要依赖于神经质N和尽责性C的特定结合。比如，E显著加强了-N+C的正面效应，但是只是轻微减弱了+N-C的负面效应。很显然，3种因素结合后的作用是很复杂的，这说明NEC这3因素的结合相对于单个人格因素能更好地说明人们在压力感受与应对方式上的相关问题。

Grant & Langan-Fox(2006)，和Bjorn Lau，et a1.(2006)分别以不同职业群体的管理者和警察为对象几乎是在同时重复了Vollrath & Torgersen(2000)的研究，将人格因素对于压力应对的交互作用扩展到了职业压力领域中。两者的研究结果总体上都与Vollrath & Torgersen(2000)的研究结论一致。总的来说，低神经质性，高外向性和高尽责性预测较低的压力，生理疾病和工作不满意度；而较高的神经质性和较低的尽责性者预测更高的压力感，功能紊乱的应对方式，更多的生理疾病和较低的工作满意度，以及较少的问题中心应对方式。高神经质一高尽责性预测较高的压力暴露；低神经质一高外向／高尽责性预测较低的压力暴露。但是发现只有低神经质一高外向一高尽责性能更有效地减少压力。在应对方式上，研究结果也与Vollrath & Torgersen(2000)的研究一致，+E+C预测较多的问题焦点应对方式，+N-C预测较少的问题焦点应对方式。接纳和情绪的社会支持的寻求策略在+E-N类型上的得分比-E+N类型的高，这可能表明外向性与神经质性而不是尽责性的结合决定了情绪中心应对策略的使用。

4　人格作为应对方式的预测量的跨时间的稳定性的研究

Margarete Vollrath，et al.(1995)提出，当应对与人格同时测量时，被试的心情和情景性因素的影响会夸大两者的相关性。所以，要知道人格是否对应对具有跨时间的影响效应，必须进行纵向研究。关于这个领域的纵向的研究并不多见，但结果却具有一致性。Jerusalem和Sehwarzer(1989)曾经做过时间间隔为一年的研究，结果表明神经质性对于情绪应对具有很强的稳定的预测性。Vollrath，et al.在1985年到1991年间做了一个长达6年的纵向研究(Vollrath & Torgersen，1995)，结果表明，在长时间间隔下，应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人格特质来预测，而且人格特质与应对之间的这种关系还具有跨时间的一致性。

5　思考与展望

显然，国外关于人格与压力应对的研究已经从单个人格因素的作用发展到了多种人格因素的交互作用，人格测量的工具已经从艾森克人格问卷发展到了使用最新的大五人格问卷，研究的领域已经从学生发展到了各种职业领域。而在国内，关于压力应对方式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关于应对的定义、分类、影响因素、压力应对模式.及其与压力源的匹配、不同应对方式的作用效果、及其对身心健康的影响上，关于人格与压力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研究只有很少的量；在研究对象上，多集中在大中小学生，教师、护士和军人上，北京师范大学的石林深入研究了职业压力与应对的相关问题，并编制了各种量表，提出了关于人格与应对的研究方向，但是研究范围有限。而且，在研究工具上，研究所用的人格类型的分类也是多种多样。多数研究还停留在用艾森克的人格量表EPQ和卡特尔的16PF来测量人格，有些还仅仅用简单的A、B型人格分类法来研究，用当今人格领域公认的最能表现人格特质类型的大五人格用于研究的几乎没有，进一步探讨人格各维度之间的结合对应对方式的交互作用的研究未见报告。因此，在这个研究领域，我们急需加强和改进。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企业改革的深入，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北京易普斯公司在最近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员工报告职业压力比较大、大和极大的人数比例已达到58％，超过了美国(2006年12月19日东方时空报道)。而由于压力及其应对不当所带来的职业枯竭与身心疾病更是严重。所以，在我国，探讨人格与压力应对之间的关系，分析不同职业及环境下，不同人格特征与压力应对的相关问题，对于帮助人们找到适合个体人格特征和环境的有效应对方式，以提高组织环境氛围、个人工作效率及身心健康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