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松松写新闻

徐泓，１９４６年生，北京人。高级记者。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任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兼职教授；２００２年初至今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徐泓主要从事新闻采访与写作方面的研究，有代表作：《大人物・小人物》，《新闻写作教程》（合著）。

徐泓在三十余年的记者生涯中，曾多次获得全国新闻奖。其文风清新、笔调自然、语言亲切。

我的全国新闻奖得的是社会新闻奖，是很简单的一篇消息，就是１９８４年的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北京人争赏香山红叶》，６００多字的一篇消息。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有意栽花你真想闹一个什么奖，就像现在中国作家想闹诺贝尔奖老闹不上似的。我们有好多人当时也在苦苦追求，我也不是不在追求，但是真的无意之中才出好活，所以新闻某种程度上是在轻松状态下写出来的。你不要高度紧张，一紧张你的脑子就处在一种僵化的状态；相反放松的时候，可能是思路最活跃的时候。有时候很有意思，你就是写不出来的时候别硬写，鲁迅说的一点不错，你非为了写一个东西，非要想这有什么意义，非要觉得这东西太重要了，非要我今天就把它写出来不可，可能就写不出来；而恰恰在一种比较放松的状态下，你的什么思维都很灵的。

那次我们中新社的几个部门集体到香山去秋游，大家都去了。但是从路上一直到进香山公园我都觉得怎么人这么多，所以大家都走了之后，我就跑到香山公园管理处去了，我想采访。我问了他们几个基本的问题，是不是这几天来看香山红叶的人创了历史纪录了，他说绝对创了历史纪录，但是在前一天。我说那前一天的情况请你告诉我，他告诉了我一下情况，包括来的车的情况，人的情况，包括上山的缆车的情况。回去以后我查点背景资料，香山红叶是什么叶子大家知道吗？有两种叶子，一种黄栌，还有一种是槭叶，还真不是枫叶，蔚然成胜景的是黄栌。什么时候起的，什么时候变成景了，再找点背景材料。结果写完了这篇东西，心里特痛快就发出去了，哎就是中国新闻一等奖！可是后来我再刻意地去追求，再也没有拿到过一等奖。回来大家都后悔，实际上我们中新社记者全体都出动了，大家一块儿在那儿玩，说怎么人家都没觉得那点儿就有新闻，偏偏就你觉得有新闻了，而且偏偏在这个问题上你拿了一等奖，所以当时我也奇怪怎么就拿了一个新闻一等奖，可能就是有一种新闻敏感。另外你看到了香山红叶之后，肯定在你眼睛里会有一种色彩的感觉，会有一种意境的感觉，你写的时候，就自然会把这种色彩和意境，某种情绪的东西给融进去，所以这个消息写的时候很舒服，肯定会脱开传统的笔法去写。

我还是很珍惜在做记者的过程之中，接触了一些人物，认真地采访了一些人物。刚才我已经说了采访过的一些人物，我觉得还可以再提一提的是政界方面，我比较下工夫的，我自己觉得做的是比较好的，实际上我心里头更欣赏的到现在还没写出来的一个人是张百发，一个工人市长。这个人很有意思，我写了他的一些东西，但是没有成系统写出来。这人是个多面体，因为他碰到的事情太多了，亚运会的筹办过程，奥运会的申办过程，然后北京市的事件，他是事件之后下去的。我跟他还有一段渊源，我在国家建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时，他是国家建委的副主任，副部级，工人里面提拔的，３９岁当的国家建委副主任，一直当到六十几岁再也没提升过，２５年宦海沉浮，不上不下。张百发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当时在国家建委的时候我就跟他很熟，因为他完全没有一点官架子，平民气质，满口的大白话，听他的报告跟听相声儿差不多。他的文化程度比较低，所以每次大报告，他基本上不作，他有时得给外宾敬酒去，祝辞这些都是我给他写，所以就比较熟悉了。等他到北京市之后呢，我又到了北京分社，他老说这是我的老朋友，国家建委的老朋友，所以很多事情他就都愿意谈，愿意聊。这人很坦率也很愿意跟记者交朋友，也很会和记者交朋友。他是一个工人市长，实际上当年他和李瑞环是双子星座，张百发说李瑞环还是在"学百发、赶百发"的运动中间出来的尖子呢。我一直想写他没写好。

现在人们比较认可我写的比较成功的是吴仪和何鲁丽，因为一般来讲这样比较高层的领导人，很少去很详细地写。写吴仪同志呢，我是写到了１９９５年世界妇女大会，就是只写到她当外经贸部部长还没当完呢，她就不允许我再写了，到此为止。因为越高的官就越不能写了。只能积累一些资料。我第一次采访她是１９８７年在燕山，她是燕山的党委书记。当时她要进入北京市的领导班子，北京市准备改选了，十三大上她已经进入了中央候补委员，我们开始采访她，就从那时候开始交上朋友了。我们北京市的有三四个女记者和吴仪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圈，经常跟她聊天儿，玩一玩。后来，随着大家的工作变动人数越来越少，但我始终和她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她到了经贸部之后，中美关系解冻之后的第一次经贸联委会以及中英关系解冻之后的中英第一次中英经贸联委会，我都是作为她的随团记者，跟她出国的。还跟她在国内的几次出差，比如西北行啊，到井冈山啊，等等，通过这些出差，对她的了解就比较多了，所以这个是我比较下工夫写的一个人。

写何鲁丽也是，何鲁丽就更有意思了。何鲁丽当时是北京市的一个副区长，第一次我去采访何鲁丽呢，我已经知道她是个混血儿了。当时我奔着她去采访的目标就是对外报道有价值，她妈是法国人，她爸是原来北平市的最后一任市长。这等于是市长的女儿四十年以后又当市长，一个戏剧性的结果。结果没想到一进去呢，站起来的是一个中年妇女，身体微微发福，穿了一个大褂子，踏一个平底鞋，"呵！记者同志，你来喽来喽！"整个儿是北京话的那种打招呼，让我一点也找不着感觉了。我原来以为她怎么也有点儿外国味儿吧，采访到最后，整个都是拉家常儿的话，给我的感觉这是北京的一个街道居委会里走出来的一个居委会主任，那个风格，那个热闹劲儿，那个咋唬劲儿，都带着强烈的北京的风格，非常纯正的北京大白话儿，有点张百发的那个劲头儿。后来深入采访，到她家里去了，她的房子特别挤，""中她父亲母亲去世之后，她住的还是父亲母亲落实政策的那房子。就里外两间屋子，一进里屋，两张床，夫妻分床睡，每个床上都包着一个蓝白条的被罩，非常漂亮。当时是８０年代，北京的两口子肯定是睡一张床，分床是外国人的做法。接着坐那儿谈话，拿起来就是咖啡，而且告诉我她最爱喝的是咖啡，这让我找着点感觉。然后给我看相片，我一看，呀，大学相片儿，漂亮的外国人！再拿起小时候的照片，一步步地再找回她的根儿上去。

她爸爸当北平市市长的时候，就没让她上贵族子弟的教会学校，让她上的是女一中，一所平民学校。好像当时就在冥冥之中预感到了她们将要接受一种考验，何况她的妈妈是法国人呢。何鲁丽一口好法语，当时第一次接见外宾的时候，北京市外办的翻译讲，何市长接待法国外宾不用我们做翻译，她比我们的法语强多了，而且她每天晚上还在看法语小说。后来发现她英文也很好，她的父亲是我们第一代留德、留法的哲学博士，然后当山东省教育厅的厅长，然后是山东省的省长，最后当北平市的市长，是个文官。他也是外语极好的，有一本他的回忆录，对他作了充分肯定，因为最后在和平谈判问题上，他没有跟着走。就为了他没走，他们家付出了牺牲，就在他们家住的胡同里，特务放了炸弹，在何鲁丽和她妹妹的屋子里爆炸了的，她妹妹死了。原来以为她父母住在这屋子里的。

何鲁丽是我们国家领导人里头惟一的一个有一半法兰西血统的人，而且是一个名门之后，又是一个书香门第长大的，我想她在进入了一个高官的行列之后，可能会把她那一面唤起来。结果我等待了十几年，依然如旧，江山未改，可见改造的力量之大，她已经真是彻头彻尾的改造了，面孔都绝对中国化了。而她自己也是诚心诚意，她给我讲过，她不认为痛苦，她非常虔诚地觉得她应该跟工农一样，所以最苦的活她去干，每次的农村医疗队都是她下。到她当副市长的时候，她跑的也都是计划生育，最远的山沟，延庆那边的一个大喇嘛山沟她也去。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写吴仪和何鲁丽突破了现在对一些领导人的写法，因为确实是我们有对外报道的使命，不是从政治上去认识这个人，而是从本人的经历和生存状态上去认识这个人。

还有一个是别的人认为不太好写，其实只要你采访到了就没什么不好写的，除非是不让你写，不让你写你暂时就不写，关键是你采访到位，拿到真实的东西。能够取得采访对象的信任也很重要。１９８８年北京市人大选举很民主，十个副市长候选人里头选七个。那会儿吴仪同志远在燕山当党委书记，大家都不太了解她。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就提出来了，你们记者是不是去采访一下吴仪。我们倒是挺想接触一下这样的人，但我们跟组织部说了，你这会儿如果发出任何跟吴仪同志有关的消息，都只能让她掉票，而不是给她助选。选举前夜你突然宣传一个人，这时候明显的是逼人投票，那逆反心理人家肯定会不投这票。当时我是和新华社三个记者，都是女记者去的。吴仪同志接待了我们，跟我们谈了两三个小时。她一进来就收我们的录音机。连我们口袋里带的一个微型录音机都让她给缴获了，因为她的司机听见我们在车里说了，司机跟她是铁哥们儿，都护着她。

采访完之后，我们感觉非常好，觉得是碰到了我们所经历的采访对象里女性政治人物里的少有的有魅力的人。吴仪同志当部长的时候，到北大去讲过一次课，就跟杨澜去清华讲课一样，当时北大的大教室整个儿是一场暴乱，最后北大的警察进来清道，才进得去。当时我们的感觉非常好，那会儿她还是不太被人认知的一个人。回来以后我们就跟市委组织部作了一个建议，必须得让代表了解她，你们是不是赶快设计一场候选人和代表的见面会，让他们每人说一段儿，电视直播一下。结果当天晚上，市委组织部连夜作了这个决定，第二天安排了这么个活动，最后果然成功了。第一个讲话的就是吴仪，当时她穿了一身燕山的工作服，讲得非常好。她很会讲话，讲话很有魅力，她到经贸部的执政演说也是一个经典。那次何鲁丽也当副市长，吴仪说完了，何鲁丽就不大会说话，学着她说，她俩的角度完全不一样，何鲁丽是派人士呀。后来我跟何市长说不能这么讲，我给她写了一篇，整个儿扭了一个角度。所以这都是成为朋友的一个基础。选举结束后，我向国外发了一个稿，专门介绍北京正义路１号大院儿来了两位新的女主人，就是介绍两位女副市长：何鲁丽和吴仪。介绍吴仪的文字中，我对她有个预测，认为她是中国政坛上的一匹黑马。吴仪看了以后，从此认可了我。１９９４年到１９９５年这一段，所有有关她的采访材料，一说就说是找徐泓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