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的安迪·沃霍尔一席谈安迪·沃霍尔与中国

安迪・沃霍尔确实来过中国。在文化部安排的行程中，包括访问老艺术家李可染。看完李的作品后，安迪・沃霍尔说：“我想买。”但他指向的却是李可染儿子画的儿童画。

安迪・沃霍尔是当代艺术最好的标本。和所有艺术一样，安迪・沃霍尔的物质载体是材料，这些东西本身不值一提，但当其被放置在当代艺术的上下文，其价值才会显现。

那次中国之旅很少为人所知。那次行程并不愉快，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多少人知道安迪・沃霍尔是谁，这对他来说是个打击。到美国之后，艺术家徐冰才无意中在图书馆发现了证据。他找到一张安迪・沃霍尔在长城上的照片，后来又发现了他在天安门广场像下的照片。“安迪・沃霍尔受的影响很大，他是一个狂热的毛思想崇拜者。”

安迪・沃霍尔一辈子和自己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从来没人去过他家里。他去世之后，人们在他仓库里发现很多奇怪的收藏，比如一艘船，且都与艺术无关。

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标准化的时代。拜电子传媒所赐，复数性成为生活的常规。桌子一样高、电视画面一样斑斓，打开电脑，操作界面在全世界都一样。

早在1960年代，安迪・沃霍尔就像预言家一样提示了这种趋势。尽管对大多数人，尤其是美国人来说，安迪・沃霍尔不是那么可爱，但正如徐冰所说，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大师，艺术的大师、禅智慧的大师。“禅不是哲学，是生活态度。”徐冰对《新周刊》说。

安迪・沃霍尔深谙这种精神，因此他才像液体一样渗透现代社会的每一次运作。“他是思想型的人，懂得如何把思想通过艺术的形式解说出来。”这种解说反映在每一次艺术与社会的交换关系中，交付什么、得到什么。1963年，当安迪・沃霍尔还是弗吉尼亚一个默默无闻的穷困年轻人，他曾在报上登广告，用作品置换冰箱和椅子。

1983年，徐冰第一次在《美术研究》上看见安迪・沃霍尔，一张黑白的小作品，画的是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那时关于西方的信息很少，看了之后刺激很深，一下子就对他的东西发生了兴趣。”从此，他一直非常关注安迪・沃霍尔。

《新周刊》：20年来，安迪-沃霍尔对后继的当代艺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徐冰：当下的很多艺术现象，都受到安迪・沃霍尔的影响。比如以杰夫・昆斯为代表的艳俗艺术，就与安迪-沃霍尔的艺术思想密不可分。此外，艺术的市民化、艺术与商业文化和流行文化发生关系等，都与安迪・沃霍尔有关。他的复数性绘画，深深影响了艺术界的各种行为和概念。

《新周刊》：你认为安迪・沃霍尔最宝贵的贡献是什么?

徐冰：他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当代精神。安迪・沃霍尔表现的不仅是当代社会的优秀之处，还有它的弊病。他向人们提示这些特征，揭示了当代社会与古典社会的本质分界点。在我个人，他的copy观念影响至深。

对安迪・沃霍尔的认识不是从他的某一件作品或某一次实验来判断的，他的想法不是传统艺术的价值概念，而是商业价值概念，他把艺术放在无从讨论和消解标准的范围内。安迪・沃霍尔的革命性正来自当代社会的本质和弊病，并把这些当作艺术手段。他和杜尚一样，都是当代艺术极为重要的人物，相当于围棋的眼。

《新周刊》：现在的美国仍到处充斥着安迪・沃霍尔的印记么?

徐冰：在所有美国艺术家中，关于安迪・沃霍尔的书和文献是最多的。只要提到艺术，几乎每个人都会谈论到他。奇怪的是，很多美国人并不喜欢他，对他的东西持否定态度。他被认为行事怪异，把艺术搞得不像艺术，而像商业或生产。安迪・沃霍尔留给后人很多关于艺术的商业化、生产和原作问题。美国有一个安迪・沃霍尔鉴定委员会，由5个成员组成。如今世界上太多人有安迪・沃霍尔的作品，真假难辨，他们的任务就是帮这些人搞清楚手里的作品到底是真是假、属于什么层次、编号、是否限量、与安迪・沃霍尔的工厂到底什么关系，是丝网印还是手绘，是安迪在世时还是去世后印的，等等。这个委员会特别重要，很多收藏家有大量的安迪・沃霍尔作品，他们的鉴定结果涉及这些人财产的价值问题。

《新周刊》：波普艺术走到今天，是否到了衰败的尽头?

徐冰：不能这么说。波普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今天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它从现代社会的结构演变中来，又反过来影响当代。客观地说，整个当代艺术本身都在衰败，但是有价值的艺术家的思想会一直具备影响力，进入人们的生活进程。

《新周刊》：安迪对中国当代艺术有何影响?

徐冰：中国的政治波普与艳俗艺术都与安迪．沃霍尔有很直接的关系。安迪・沃霍尔从商业波普和毛的思想借用了很多东西，而中国的波普艺术家的灵感则来自于自身生活经验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