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企业家:制度变迁中“浙商”成长的高级模式

摘 要:企业家制度能力和企业家战略能力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企业家主导性能力的现实要求。战略企业家是具有很强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的企业家,是制度变迁中的企业家成长的高级模式。在价值判断意义上,“浙商”企业家成长模式与制度变迁进程存在动态适应关系。在浙江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浙商”应该成为战略企业家,而“浙商”要成长为战略企业家,面临着制度约束和战略约束。打破这些约束,有三条路径可供选择:“先制度能力,后战略能力”路径;“先战略能力,后制度能力”路径;“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并举”路径。

关键词:战略企业家;制度变迁;浙商;企业家制度能力;企业家战略能力

中图分类号:F27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4-0094-08

现代意义的“浙商”是指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籍人士在浙江省内外从事经营管理活动并正在成为国内最大创富团体的企业家群体。浙江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发优势省份,这种制度变迁的动力源于民众。在地方政府的“积极的无为而治”的制度供给调控下,政府和民间的良性互动逐渐形成“自发拓展秩序”。企业家的天然禀性使“浙商”成为浙江制度变迁的重要民间力量,构成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所以,以“浙商”为分析对象,是透视浙江制度变迁的一个“行动者”视角。同时也表明,研究“浙商”转型,必须将其置于浙江制度变迁,乃至当今中国制度变迁的情境之中。当前浙江制度变迁的新任务是推进区域经济体制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史晋川,2005)。它要求作为浙江制度变迁重要主体的“浙商”必须相应地实现企业家成长模式的转型。由于企业家能力既具有明显的“制度嵌入性”特征,也是影响企业家成长模式的内生因素,因此本文将基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制度情境,从企业家能力角度展开分析。

一、 经济体制转型对企业家主导性能力的要求

受传统理论的影响,人们容易从职位或身份角度静态地理解企业家,即企业家就是企业领导者或高层管理者。这种认识违背了企业家的本质内涵。事实上,企业家应该是指从事企业家活动的主体。企业家活动包括捕捉别人不易察觉的市场机会或制造市场机会,并通过决策来整合资源,进而实现利润。具体实现这一活动过程的人才能被称为企业家。从事企业家活动的前提是行为主体具备企业家能力。因此,企业家能力是成为企业家的必要条件。企业家能力是由各种能力组成的集合,具有明显的结构化特征。企业家主导性能力是企业家能力结构中相对重要的某种企业家能力,它是决定企业家成长模式的内源性因素。企业家所处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家主导性能力的内涵具有重要影响。

从制度视角来看,中国转型经济的关键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转型经济使中国企业家成长面临天然的特殊制度情境。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相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稳定的制度环境,转型经济的“中间制度性”在激发、释放民众的创业激情和企业家能力的同时,也使企业家成长面临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双重不确定性(Droege,et al,2007)。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要求企业家重视预测制度需求的变通能力和利用制度变革促进企业成长(Batjargal,2005)。如果把企业家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企业成长的能力称为制度能力,那么转型经济中企业家制度能力对于企业成长的作用不可忽视。市场环境不确定性要求企业加强战略管理(Tan,2007),这对企业家战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可见,中国转型经济演进对企业家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贺小刚等(2005)认为,当前中国企业家的战略能力和管理能力对企业成长的贡献率大于关系能力,内部管理和战略定位成为企业家的主导性经营活动。这里的“内部管理”和部分制度能力有交叉关系,因此上述推断能够在该研究结论中找到依据。再者,转型经济对企业成长的制度性影响催生了战略性影响,企业家制度能力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理很可能会影响企业家战略能力的作用机理。徐岩等(2004)就认为,中国企业经营战略的变化或者调整更可能是一种制度化过程中的产物。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基本假设是:从制度视角来看,中国转型经济的演进正在强调企业家的两种主导性能力――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这两种企业家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日益重要。作为企业家的“浙商”自然也受这个要求的影响。所以,如果“浙商”成长要和当前浙江制度变迁的主要任务相互适应,就应该持续增强企业家制度能力和企业家战略能力,实现企业家成长模式的转型。

二、企业家制度能力和企业家战略能力的内涵

(一)企业家制度能力

企业家制度能力指企业家通过制度创新,突破创业过程中的外部制度壁垒与内部制度壁垒,促进企业成长的能力。这里的企业外部制度指正式的规制性制度根据Scott(1995)的分类,企业外部制度可以包括规制性制度、规范性制度和认知性制度。本文立足于正式的规制性制度的原因是:第一,规制性制度作为正式规则,其制定及执行的主要主体是政府,政府在中国转型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制度供给者角色和资源分配者角色,对民营企业成长影响重大;第二,企业家制度能力研究是探索性研究,目前尚不成熟,待规制性制度研究完成后,可再研究企业家制度能力和其他两种外部制度的关联。。规制性制度是由政府等权威机构制定的具有强制执行特征的正式规则。在我国转型经济条件下,规制性制度壁垒主要表现为产业管制性进入壁垒和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性壁垒。企业内部制度是指企业产权制度、公司治理机制及职能管理制度。企业家制度能力包括外部制度能力和内部制度能力。企业家外部制度能力以规制性制度为作用对象,通过外部制度创新,获取组织合法性。企业家内部制度能力以企业产权制度、公司治理机制和职能管理制度为作用对象,通过内部制度创新,优化企业管理效率。

从制度视角来看,在转型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对企业家成长和企业成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企业家外部制度能力比内部制度能力更加重要,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它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在制度不均衡中发现别人不易察觉的市场机遇的深刻洞察力(洞察力),企业家对潜在赢利机会的识别和判断决定是否发起制度变迁行动。第二,实际执行制度变迁的能力(实施力)。实际执行制度变迁的目的是协调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和新的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这里包括三层含义:首先,企业家为了增强包括自己在内的初级行动团体的力量,需要积极活动,影响一批人响应赢利机会,强化制度变迁动力,降低制度变迁成本;其次,企业家为了实现预期收益,要构建作为次级行动团体的组织或团队,这是制度变迁顺利进行的组织保证;最后,企业家需要设计用来获取预期收益的制度装置。在这个环节中,会涉及大量的微观管理活动。

提出企业家制度能力这个概念,是基于中国转型经济所造成的特殊制度环境和中国管理研究的情境化要求的双重认识。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完善的制度情境下,企业家制度能力也会存在。但是相对转型经济国家而言,企业家制度能力的作用机会不够丰富,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不够重要。转型经济国家为企业家制度能力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会。学者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些“自然试验”(Scott,1995),研究企业如何拒绝旧制度,学会新制度,发展新能力。因此,这个概念的研究属于特定情境研究(徐淑英 等,2008),它从制度层面表现了转型经济情境对企业家能力的异质性要求。

(二)企业家战略能力

企业家战略能力是通过管理竞争环境的不确定性而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它的作用是整合企业内部条件和竞争环境,确立长期发展目标,选择业务类型和范围,取得竞争制胜权。企业家战略能力包括战略认知能力、战略选择能力、战略执行能力和战略变革能力。

提升企业家战略能力重要性的主要因素是企业竞争的加剧所导致的市场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强。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纵深推进必然会极大地加剧企业竞争。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企业家战略能力也非常重要。因此,这个概念的研究属于嵌入情境型研究(徐淑英 等,2008)。它从技术层面表现了转型经济情境对企业家能力的同质性要求。

比较企业家制度能力和企业家战略能力,可以发现:企业家制度能力以制度环境(由企业外部制度和内部制度构成)为主要作用对象,根本目的是使企业获得组织合法性和优化内部交易效率,它不涉及具体的经营业务;企业家战略能力以市场环境(主要由竞争对手和顾客构成)为作用对象,根本目的是使企业更好地把握发展方向,扩展经营业务,增强竞争优势。两者共同作用于企业成长。

三、“浙商”企业家成长模式及其与制度变迁的动态适应

(一)企业家成长模式的划分

企业家是指具备企业家能力和应用这些能力所需的资源配置权的企业经营者,企业家模式是以企业家能力结构中的主导性能力为主要划分依据的企业家行为集合。根据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的强弱,可以用图1划分四种企业家成长模式(项国鹏,2006)。

1.战术企业家。是指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都薄弱,但战术性能力或机会性能力比较强的企业家。这种企业家没有把个人经营理念和经营才能通过制度加以体现,从而使企业成长缺乏战略性的制度保障,企业成长的随机性和机会主义色彩浓厚。

2.愿景企业家。是指战略能力强、制度能力弱的企业家。这种企业家有明晰的企业家愿景和战略意图,强调个人价值观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重点关注微观管理层面的企业和外部环境的适应互,但从制度环境中寻找机会和优化企业内部制度安排的制度变迁能力较弱。

3.制度企业家。这里的制度企业家是制度能力强、战略能力弱的企业家。在制度经济学文献中,也有制度企业家这个概念,它和这里所指制度企业家在内涵上的相同之处是都注重企业家对外部制度的影响,差异之处是本文的制度企业家还要分析企业家对企业内部制度安排的影响。

4.战略企业家。是指制度能力强、战略能力强的企业家。战略企业家也就是战略能力强的制度企业家。

据此推论:战术企业家是企业家成长的初级模式;制度企业家、愿景企业家是企业家成长的中级模式;战略企业家是企业家成长的高级模式。根据这个逻辑,在制度变迁情境下,“浙商”成长的方向应该是战略企业家。

(二)“浙商”企业家成长模式和制度变迁的动态适应

经济体制转型对企业家活动有重要影响(丁栋虹,1999),企业家在经济体制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麦克米兰 等,2003)。任何一个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团体的成员至少是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诺斯,1994)。因此,企业家既是制度变迁的承载者,也是制度变迁的推进者;企业家成长模式的演进过程是制度变迁过程的微观主体体现;企业家成长和制度变迁是互动关系。从逻辑演绎角度来看,两者的动态匹配关系表现为:在制度变迁各个阶段,应该有一种适应性的企业家成长模式,它是同时期多元化企业家成长模式中的主导模式。分析这个具有庞大叙事性主题的逻辑线索是:基于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博弈,从制度的功能角度,因循激发和优化企业家能力的制度安排。

分析“浙商”企业家成长模式和制度变迁的动态适应,既要考虑国家层面的企业家成长模式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关系,也要结合浙江实际。

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划分,学者们各抒己见。景维民等(2006)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分成三个阶段:经济转型的正式启动点;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完成经济转型。根据市场经济体制演进过程,本文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同阶段做出如此判断: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启动期(约1978―1992年),标志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期(约1993―2003年),标志是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期(约2004年以后),标志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和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

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启动期,以“双轨制”的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国有企业改革以放权让利为重点,民营企业开始起步,外资企业开始进入国内。通过增量改革,增强了市场力量。这种“变通性制度安排”在释放大量市场机会的同时(吴敬琏,2003),也极大地激发了企业家能力。国有企业经营体制改革使国有企业经营者获得了施展内部管理能力的机会,供不应求的市场结构所造就的卖方市场使擅长市场发现和运营的民营企业家如鱼得水。当时的制度环境使企业家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难以发挥作用,战术企业家就成为主导性企业家模式。

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执行“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战略,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民营企业被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这种正式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和价值预期,大大加剧了市场竞争。日趋规范的制度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家高度重视企业家能力的升级,以便能够在制度变迁中把握外部制度创新的机会,在买方市场结构格局下的经营业务的频繁调整中找到战略归宿。制度企业家和愿景企业家逐渐成为主导性企业家模式。

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期,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指引,建设和谐社会成为目标。制度环境更加规范,企业内部制度现代化的要求也更高,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对企业存在的终级价值要求也日益彰显,企业成长面临中国正式加入WTO后的全球化挑战。这种对企业成长的全方位、内源性要求迫使企业家能力必须要有“质”的突破,才有可能适应“超竞争环境”的挑战。战略企业家将成为主导性企业家模式。

就浙江制度变迁的特性而言,浙江本土学者已经提出精辟见解:浙江制度变迁是“开放架构下的内生制度变迁”(卓勇良,1998);“浙江模式”是一种“准需求诱致”制度变迁模式(金祥荣,2000);“浙江模式”是“一种内生的由民营化和市场化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 史晋川 等,2004)。达成共识的是,从1978年到2003年,浙江主要依靠民间创业和企业家精神,形成了独立的企业制度和活跃的市场体系,构建了古典市场经济模式。此后,浙江处于从古典市场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期。这个判断和国家层面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划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根据这些分析,可以用图2表示“浙商”企业家成长模式和制度变迁的动态适应。

需要指出的是,这3个阶段呈阶梯式演进,最终多元共存,构成企业成长的复合型制度环境。从第2个阶段开始,在事实意义上,四种企业家复合共存。但在价值判断意义上,应该有代表发展方向的前瞻性模式――主导性企业家成长模式国内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创作了颇有影响的案例著作:《大败局Ⅰ》和《大败局Ⅱ》。这两本书所剖析的企业成长期大多处于转型经济第2阶段。前者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企业失败案例,后者分析2000―2006年发生的企业失败案例;前者的企业失败是基于市场战略的经营失败,后者的企业失败是基于政治战略(政商博弈)的政治失败。这两种企业败局和企业战略、外部制度环境、企业制度具有密切联系。因此,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折射了愿景企业家和制度企业家对于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前瞻性意义。,这也是图2的理论诉求。图2再次强调了在制度变迁情境下,“浙商”成长的方向应该是战略企业家。

四、“浙商”成为战略企业家所面临的制度约束和战略约束

(一)“浙商”面临的制度约束根据本文对企业家制度能力的界定,这里的制度是指正式制度。尽管非正式制度范畴的区域文化对“浙商”企业家能力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为了统一分析逻辑,本文没有把浙江区域文化纳入分析范围。在后续研究中,将充分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

1.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没有真正实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政府职能没有真正实现从扩张型的强势政府向服务型的效率政府的转变;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没有真正实现从基于控制的权力本位向基于创新的能力本位的转变。浙江民营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形的不可再生的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导致资源环境的约束效应日益强化,大批“浙商”被迫外迁。2008年以来,受人民币升值、生产成本上升、次贷危机和出口退税等影响,“浙商”普遍遭遇“成长寒流”――减产、低利润、资金链断裂。

2.家族企业治理“锁定”使正在致力于从古典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的“浙商”难以突破基于人格化交易的非职业管理能力约束。浙江省的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是浙江民营经济的代表性微观主体根据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于2008年对浙江部分企业进行的“浙商发展2008”调研数据显示,近1/3的企业采取家族式的管理和决策模式,外部经理人在其中的作用甚微。。浙江民营企业仍然面临着期盼企业成长和不愿突破原有模式的矛盾,民营企业主在产权关系和决策控制上患得患失。家族企业是“浙商”在现行制度背景下所选择的控制企业成长风险的治理方式,但它却难以有效地选择、激励最具有管理能力的人。尽管有的企业家采取了控制权改良措施,但是钱德勒意义上的“管理革命”并没有真正实现。

3.“浙商”的经营导向使企业家协调替代了管理协调,企业成长的科学管理动力不足。处于制度变迁初期、早中期的“浙商”,竞争致胜的资源聚焦于产品市场有其必然性,但容易导致企业成长的管理贡献率不高。加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所导致的企业暂时性竞争优势区域转移的短期有效性,“浙商”的管理改良动力更是不足。基于关系网络的企业家协调对企业成长的贡献明显高于基于科层管理的管理协调。很多“浙商”的工作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营销及处理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上,疏于内部管理;管理制度形同虚设,人治代替法治;缺乏长期的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企业家的个人经营理念和能力对企业成长的作用甚于组织能力。

(二)“浙商”面临的战略约束这个问题的分析将遵循战略系统观的逻辑要求。所谓战略系统观,是指从战略要素、战略类型和战略过程这三个构成企业战略管理系统的角度来分析战略。战略要素是构成企业战略的基本成分,战略类型是由战略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战略过程是作用于战略类型的连续统一体。

1.从战略要素来看,“浙商”过于重视有形、短期的战略要素,忽视无形、长期的战略要素。鉴于资源环境约束和“浙商”的事功性经营哲学,很多“浙商”缺乏对战略致胜必然性的敬畏和自信。热衷于扩展土地、能源等自然资源和政府关系资源,忽视无形资源、愿景对企业可持续成长的驱动价值;“看不见资产”对企业成长的动力微弱;在和环境的博弈之中,大多是被动地适应环境变化。这种不对称的战略行为极有可能导致“浙商”竞争优势的难以持续性。起始于2004年并至今还在延续的“浙商”的被动性外迁所显示的企业暂时性竞争优势的区域转移就是例证。 2.就战略类型而言,“浙商”过于注重业务层面的竞争战略,忽视整体层面的公司战略。公司战略是竞争战略的指导,竞争战略是公司战略的贯彻,企业应该都具备这两种战略。但从实践来看,“浙商”对竞争战略的重视甚于公司战略。约50%的浙江民营企业选择低廉的价格作为其竞争优势,可见“浙商”普遍采取的竞争战略是成本领先战略。但是,他们的成本驱动要素只是劳动力、土地等可替代的初级要素。在差异化战略和“蓝海战略”的主导地位缺失的情况下,“浙商”之间的竞争日趋同质化,难以形成“熊彼特租金”和强大的“市场势力”。

3.从战略过程来说,“浙商”过于看重操作性的战略执行,忽视理念性的战略决策。不少“浙商”认为,只要抓好战略执行,就能有效管理战略。其实,战略执行不是战略管理的最重要环节,战略决策才是最重要环节。战略决策决定是否做正确的事,战略执行决定是否正确地做事。如果仅仅重视战略执行,企业可能会正确地做错误的事。据有关报道,近六成“浙商”缺乏对未来的战略规划。甚至有的知名“浙商”也表示,他最看重的是怎么做才能实现短期目标,至于更长时期(3年或5年以上)的目标,就说不清楚了。这种被Porter(1996)批评的“经营有效性”的日本企业战略弊端,正为“浙商”淋漓尽致地展现。

五、“浙商”成为战略企业家的路径选择

“浙商”成为战略企业家的过程,就是浙江从古典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微观作用过程。有以下三条路径可供选择,如图3所示(项国鹏,2007)。

(一)“先制度能力,后战略能力”路径

首先培育、增强和应用制度能力,成为制度企业家。在此基础上,再增强战略能力,转向战略企业家。如图3的ADC所示。

这条路径的适应性情形包括:第一,企业成长面临规制性制度约束,打破这种约束的制度收益大于制度成本;第二,企业成长面临企业内部制度约束,从而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李书福把管制性进入壁垒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吉利集团创业历程和徐文荣领导横店集团创造横店模式是体现该路径的典型案例。李书福的高明就在于通过外部制度创新,把管制性进入壁垒转化为竞争优势,使吉利集团成为中国第一家获得轿车生产许可证的民营企业。徐文荣领导横店集团突破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性壁垒,为横店集团积极争取经营自,通过制度创新,确立社团所有制,成为中国“社团所有制”理论模式的首创者、实践者(陈湘舸,1998)。

(二)“先战略能力,后制度能力”路径

首先培育、增强和应用战略能力,成为愿景企业家。在此基础上,再增强制度能力,转向战略企业家。如图3的ABC所示。

企业愿景包括企业核心经营理念和愿景展望,是高瞻远瞩的公司保证基业常青的核心与灵魂。这条路径的适应性情形是设定基于价值观的企业发展目标、选择业务种类范围、确立商业模式等战略问题成为企业成长的瓶颈。这时,对于企业家而言,最重要的任务是增强战略能力,避免“创业陷阱”,形成组织惯例。马云为阿里巴巴确立“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愿景使其成为一家典型的愿景驱动型企业,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茅理翔、茅忠群为方太确立做中国厨具第一品牌的理念来促进其成长,是体现该路径的典型案例。

(三)“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并举”路径

同时增强、应用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以动态均衡的方式,转向战略企业家。如图3中的AC所示。

这条路径的适应性情形是制度和战略在一个经营时期内,共同成为企业成长的瓶颈。制度能力聚焦于企业成长的外部制度约束和内部制度约束,通过确立新制度来调整行为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战略能力强调微观的企业和环境之间的交互性,两者共同作用于企业成长。对于企业家而言,不可厚此薄彼,应该双管齐下。南存辉领导正泰集团和汪力成领导华立集团所发起的产权制度改革与企业战略变革是体现该路径的典型案例。南存辉的制度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积极关心政治,为企业成长捕捉政策性机遇,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第二,实施革命性的企业产权结构改革,努力把“家族企业”转变为“企业家族”。革命先革自己的命,南存辉本人的股份已经稀释到20%多,整个家族的股份比例也不足50%,正泰集团的股东人数从当初的10多人发展到100多人。战略能力主要体现在他所领导的战略变革:从1984―1990年的质量取胜的职能战略,转向1991―1993年的基于企业制度改革的壮大企业实力的战略,再转向1994―1996年的基于品牌的集团化经营,后来又实施以打造世界一流电气制造企业为目标的国际化战略。在战略变革过程中,南存辉狠抓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与产权改革的制度创新遥相呼应。

六、结论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度变迁的关键是经济体制改革。它正在使企业家制度能力和企业家战略能力成为企业家的主导性能力。“浙商”也不例外。根据这两种企业家能力,可以划分四种企业家成长模式。在价值判断意义上,“浙商”企业家成长模式和制度变迁进程具有动态适应关系,战略企业家是制度变迁中的“浙商”成长的高级模式。“浙商”如果要成为战略企业家,须克服制度约束和战略约束,并有三条路径可供选择。

本文的理论贡献是,从制度视角拓展了经济体制转型情境下的企业家能力理论,为“浙商”转型提供企业家视角的理论启发。现实意义是在浙江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背景下,为“浙商”成长为战略企业家提供管理策略。

“浙商”能否实现这种转型,将从基础层面决定浙江制度变迁新任务能否实现。为了促使尽可能多的“浙商”成为战略企业家,需要企业家和政府的共同努力。“浙商”要加强企业家战略学习,扩展企业家制度知识和战略知识,夯实增强企业家制度能力与战略能力的基础。政府要优化制度供给职能,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积极倡导战略企业家的社会价值观,加强对“浙商”的企业家能力提升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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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Entrepreneur:The Senior Model of Growth

of Zheshang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XIANG Guopeng1,2 Xu Lihong1

(1.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2.Research Center of Zheshang,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35)

Abstract: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entrepreneurial institutional competencies and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c competencies are becoming dominant ones. The entrepreneur whose entrepreneurial institutional competencies and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c competencies are so strong it can be called strategic entrepreneur, who is high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growth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judgment, there is dynamic fit between Zheshang′s entrepreneurial growth mode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refore, Zheshang should become strategic entrepreneur. If Zheshang want to become strategic entrepreneur, they must break institutional restrictions and strategic restrictions through three approaches.

Keywords:strategic entrepreneur; institutional change; Zheshang;entrepreneurialinstitutional competencies;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c competencies